觉醒者的人生困境

莫言在话剧《我们的荆轲》中，借用传统框架，融入现代内涵，寄托了他对于现代社会和自身命运的思考。莫言重新塑造了荆轲形象――他功利而庸俗，故意刺秦失败，谋取最大的利益。功利的荆轲感到迷茫和痛苦，清醒却消极的燕姬，神秘又飘逸的高人，引导荆轲逐步觉醒，使他认识到自身的渺小。荆轲、燕姬和高人，分别象征着生命的不同层面，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觉醒后的荆轲最终依然走向既定命运，只能通过精神上的觉醒得到不彻底的救赎。

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上演，引起广泛关注。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凝聚了自己在现代社会中所感受到的人生价值失落的困惑，又寄托了他对于突破人生困境的渴望，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传统框架里的现代内涵

荆轲刺秦的故事，最早可见于《战国策》。自此以后，荆轲意象在两千多年间被反复书写，在历史著作、小说、诗歌、戏曲、影视等多种体裁中频繁出现，“构成中国文艺史中最突出的形象谱系之一”。其中，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自觉删除了“天雨粟、马生角”等虚妄不实的传言，使得荆轲刺秦的历史记录显得切实可信。

莫言沿用了《史记・刺客列传》的故事框架，没有过多地虚构情节，仅仅虚构出燕姬这一角色。这似乎不太符合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在固有的框架下，《我们的荆轲》却不断探讨荆轲刺秦的动机和荆轲的内心感受，情节不变，内涵迥异。莫言有意识地反叛历史，颠覆传统，体现出他“探索热情和挑战传统的勇气”。莫言认为，“历史剧，其实都是现代人借古代的事来说现在的事”。莫言借古说今，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建构了荆轲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真实处境；二是剖析荆轲的内心，关注他的痛苦、矛盾而非功业，使之接近现代人的内心感受。

（一）阴险的燕丹

荆轲是刺客，受雇于太子丹。太子丹决定了荆轲的身份和命运。莫言以浓重的笔墨描绘太子丹，通过太子丹和荆轲之间的交锋，显示出荆轲艰难的社会处境。

太子丹这一文学形象，从古至今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贤达刚毅，这是对统治者的美化讴歌，如小说《燕丹子》。虽然这篇小说突出荆轲的魅力，但不乏对太子丹的褒扬，甚至以之为题。《燕丹子》分三节，第一节称燕丹之运，第二节书田光之节，第三节才写荆轲之勇。小说描写太子丹逃归，“乌即白首，马生角”“桥为不发”“众鸡皆鸣”，异象频生，上感于天，有圣贤之相。太子丹虽然不纳鞠武的兴国良策，不知合纵以抗秦，执意求勇士刺秦以雪耻，显得急躁冒失，但仍属性情刚毅。太子丹礼贤下士，更是得到大书特书。他接见田光时，“侧阶而迎，迎而再拜”“膝行而前，涕泪横流”。对待荆轲，极尽讨好之能事，“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这样的上位者，能够满足下层士人、武夫的美好幻想。因此，尽管节侠田光因太子丹有所疑而自尽，但死前仍嘱托荆轲：“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

第二种是怯懦无能，这是就事件对人物性格作出的客观评价。司马迁认为：“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太子丹的优秀品质开始退化。鞠武斥其“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形势危急时，太子丹总是慌乱失措，优柔寡断。他与荆轲的关系并不融洽。荆轲待客未发，他就心生怀疑，出言试探，导致荆轲呵斥太子。司马迁对太子丹，是一种藐视的姿态。太子丹在司马迁笔下，懦弱、寡谋、多疑，衬托出秦国的强盛暴虐，更衬托出荆轲的神勇无畏。

《我们的荆轲》塑造了太子丹的第三种形象：阴险冷酷，虚伪狡诈。莫言对他既不青睐歌咏，也不藐视鄙夷，而是保持了怀疑和警惕。《我们的荆轲》在原有情节的基础上，推测太子丹的心理动机。他掌控众人的生死，冷酷无情，又惺惺作态以笼络人心，虚伪狡诈。田光就是第一个牺牲品。《战国策》《史记》认为田光自尽是为了刺激荆轲为太子丹卖命，《燕丹子》认为是田光个性刚烈。莫言却对事件背后的原因有新的推测。太子丹嘱咐田光不要泄密，田光认为：“太子所言，另有深意也。”即太子丹不是在说废话，而是在对其进行暗示和胁迫。第二个牺牲品是燕姬。太子丹曾非常宠爱燕姬，但为了讨好荆轲，把她“当做物品一样”送了出去。接着登场的秦将樊於期，不是主动自尽，而是太子丹命他送空匣给荆轲，暗示其当死。樊於期迫不得已，悲凉自尽。

太子丹的形象，对荆轲而言具有某种社会性：他掌控着荆轲的命运。莫言通过描绘太子丹的阴险，展示出荆轲被人掌控、利用的处境。被人利用，谈不上受恩；助无道刺秦王，也谈不上正义。荆轲仗义轻生的行为失去合理性。于是，荆轲不再一往无前、西行不顾，而是犹豫彷徨、中心摇摇，反复追问刺秦的动机。

（二）庸俗的荆轲

荆轲这一形象，自然是莫言改造的重点。“为了信仰舍生忘死的人……往往显得假，因为他们离我们自己的生活太远。”《我们的荆轲》的焦点，不是荆轲刺秦的结果，也不是刺秦的过程，而是荆轲刺秦的动机，从而进入他的内心世界。

荆轲为什么刺秦？在剧中，荆轲和燕姬进行了大段的辩论，一一批驳了历史的旧论。传统观念中荆轲刺秦是为了报答太子丹。太子丹给了荆轲名利富贵，又对他十分恭谨，对他有知遇之恩，因此，荆轲应该殁死以报。燕姬却说：“不是什么知遇之恩，只能算作豢养之情；就像主人豢养着一条狼狗，随时都可以放出来咬人。”关于为樊於期等受害者报仇雪恨的理由，莫言认为权力的斗争本来就充满血腥，没有公道和正义，每一个统治者都带着罪恶，不该专刺秦王。至于为了天下和平、百姓安居等大义凛然的理由更是遭到燕姬有力的反驳：秦王横征暴敛，太子丹甚至荆轲同样在鱼肉百姓；秦国穷兵黩武，但“春秋无义战，列国皆争雄”，其他诸侯国一旦强盛，也必然攻伐弱国。最后，荆轲“总算是说到了事情的根本”，“为了侠士的荣誉”而战。荆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出名。

明确刺秦的目的后，荆轲与燕姬谋划，如何用“这点唯一的本钱，赚取更大的利益。”燕姬认为，刺秦失败，能够给秦王这支潜力股一统天下的机会。刺杀威震天下的皇帝，口碑远胜刺杀偏居一隅的诸侯。荆轲的名气和秦王的成就捆绑在一起：秦王帝业有成，荆轲就会声名鹊起。另外，功败垂成能够塑造悲剧式的英雄，更有噱头，更引人关注。荆轲采纳了燕姬的建议，决定戴上铜指甲撕裂秦王衣袖，故意功败垂成，谋取名声最大化。

荆轲刺秦是“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具有一定合理性，而故意刺秦失败的一番盘算则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这样的分析，绝非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是更多地在表达作者的主观认知和感受，并且带有夸张的成分和象征的色彩。这个为了名利而绞尽脑汁的荆轲，与那个仗义轻生的荆轲相比，显得多么渺小和庸俗！荆轲既受外部条件胁迫，又被内心贪欲驱使，带有现代人的特征。古老的英雄从崇高的神坛跌下，落入嚣嚣尘世，成为“我们”中的一个。荆轲刺秦的故事，脱离了原有的轨迹，引发出我们对“当下社会乃至自身命运的联想与思考”。

二、迷茫荆轲的逐步觉醒

《我们的荆轲》通过追问荆轲刺秦的动机，层层深入现代人的内心，引发观众对于社会和人生价值的思考。在剧中，荆轲这个角色并不能涵盖现代人生存的全部层面。燕姬和高人这两个角色，推进剧情的发展，促进了荆轲的逐步觉醒。同时，燕姬和高人还象征着生命的其他层面，与荆轲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一）入世的荆轲

荆轲在剧中的所作所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每到一地，就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哪里有名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为了出名奔波劳神，患上了失眠症。荆轲看中秦舞阳的听话和无能，选他做副使，方便实施计划，更能反衬出自己的风采。他为了出更大的名，故意刺秦失败。

功利的荆轲不能认清自己，处于盲目昏聩的状态。他不明确刺秦目的，在燕姬的引导下，才认清自己的真实意图。为了出名，荆轲展开了表演式的刺秦活动，消耗了自己的生命。同类的侠士狗屠和高渐离紧随其后，开始刺杀表演，形似闹剧。人生追求的盲目，显示出生命价值的失落。

不论是剧中的荆轲想出名，还是侠文艺中的荆轲“敢于‘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流血五步，天下缟素，才高贵地表现出一个民族延续千百载所需要的血性”，他们的人生信仰和价值，都遭到了莫言的否定。“这样的人，有时候能够推动历史进步，有时候会成为反人类的人。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歌颂所谓的‘侠义’，这种东西，有很大的负面性。”莫言通过燕姬之口，试图在剧中解构侠义：“你们这些所谓的侠士，其实是一些没有是非、没有灵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的可怜虫。但这毕竟也算是一种追求，做到极致，也值得世人尊重。”

荆轲在剧中处处显示出他的困惑和痛苦。在拜访名人以求名利时，在受命于太子丹获得机遇时，在获赠燕姬、一起谋划时，在即将出发而踟蹰不行时，甚至在刺杀秦王结束时，他总是感到矛盾和痛苦，犹疑不决。荆轲不能够独自推进故事的发展，这时燕姬参与到他对自身命运的选择中来，与荆轲组成了奇妙的组合。

（二）出世的荆轲

燕姬是剧中唯一不存在原型的虚构人物。历史故事中，太子丹送美女笼络荆轲。这里的美女，没有详实记载，不曾发挥重要作用。而燕姬则谋划了刺秦失败的重大事件，引导了困惑的荆轲走向初步的觉醒。甚至有学者认为：“就《我们的荆轲》这出戏而言，燕姬的重要性已经超出了包括荆轲在内的所有角色……在先前的历史叙述中，荆轲是主角，他人都是配角；而在莫言笔下，他人还是配角，燕姬成为主角。”

燕姬与荆轲形成了互补，展示出另一种人生：荆轲迷惑，燕姬清醒；荆轲痛苦，燕姬淡然；荆轲追名逐利，燕姬向往真情；荆轲积极入世，燕姬消极避世。莫言明确提出了“镜子”的比喻，两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互相照一照”“合起来就是我”。

燕姬之所以能够保持清醒，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燕姬本是秦王侍女，备受恩宠，但几年过去就被秦王转赠给了太子丹。“太子丹穷困之时，与我相劬以湿、相濡以沫”，但为了利益，太子丹又把她送给了荆轲。燕姬长期处于权力和阴谋的漩涡之中，见多识广，自然能够指导荆轲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她也看清了上位者的虚伪冷酷和社会的阴暗面貌，体会到名利的虚幻、无意义，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名利的厌恶和对真情的向往。她不忘让她动过真情的故乡羊倌，出谋划策后，她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意图，欲做副使，中途逃离，去追寻“范蠡和西施的故事”。

燕姬冷眼旁观太子丹的虚伪表演，冷淡回应荆轲的痛苦迷惑，拥有一份难得的清醒。她通过一系列的发问，引导荆轲弄清了刺秦的动机，反思了自身的价值，实现了初步的觉醒。她也给荆轲指出了避世的人生道路，却没有得到荆轲的认可。燕姬的最终命运，是被荆轲所杀。这是因为荆轲认为燕姬过于神秘，立场难明：她可能是秦王的奸细，来刺探燕丹的动向；也可能是太子的卧底，来监视荆轲的言行。因此，荆轲杀了燕姬以排除后顾之忧。但若从燕姬的象征意义来看，则是入世的荆轲消灭了出世的荆轲，在矛盾中斩断了出尘之念，决然地走向了追逐名利的道路。荆轲在出行时说道：“看起来杀的是她，其实杀的是我自己。”荆轲杀死燕姬，象征着普通人无法保留头脑中的一份冷静和淡然，依旧被名利裹挟的无奈。

（三）理想化的高人

燕姬比荆轲更加地清醒，想要摆脱争名夺利、明争暗斗的世界，然而她的抗争太过被动无力，身不由己，她的信仰也过于虚无缥缈，她对真情的渴求寄托于范蠡和西施的传说。燕姬并不能够摆脱人生的困境，并不是人生的至境，只是荆轲的反面。

《战国策》和《史记》都记载了一段奇特的情节。万事俱备，荆轲却不出发，在等人。“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太子丹怀疑荆轲反悔，出言催促。荆轲怒斥太子：“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言下之意，这个人是荆轲的有力助手，与之同行，劫持秦王的成功率更高，甚至还能功成身退。这个神秘来客显示出了荆轲的周密部署，加深了人们对荆轲功败垂成的惋惜。莫言充分利用了这个角色的神秘特点，用这个“高人”代表人生真正的至境。

即将出行，高人未至，荆轲不走，展开了全剧最长的一段独白。荆轲倾诉了自己对高人的仰慕，诗意地描述高人是“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荆轲也倾诉了自己失去人生意义的痛苦：“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所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在呼唤高人的那刻，荆轲终于从梦中醒来。燕姬引导荆轲看到了世界的残酷和阴暗，但荆轲仍然无法解脱，高人则让荆轲彻底看清了自我的渺小与卑微，使荆轲实现了彻底的觉醒。

高人不是营利谋名、昏茫困惑的荆轲，也不是清醒冷静却又逃避闪躲的燕姬。高人既不积极入世，也不消极避世。高人不为尘世所羁绊，超然物外，飘逸神圣。高人，是觉醒者荆轲对于逃脱现实人生困境的美好想象，是理想人生和理想人格的实体化身。然而，高人始终不曾出场，难易描绘。荆轲似乎触及了一缕禅机，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但终究看不真切，无法企及。高人“飘然而去，仿佛化为一缕清风。”荆轲则陷入了绝望、无奈，只好“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荆轲的悲剧不再是功业不成的遗憾，而是觉醒后无可解脱的悲哀。

三、人生困境中的精神救赎

逐步觉醒的荆轲，依旧身不由己，只能完成既定的表演，充满无奈和悲哀，犹如铁屋中清醒过来的人，“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到底怎样才能打破命运的铁屋，实现自我救赎，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莫言揭示了觉醒者的人生困境，是否也给出了走出困境的途径呢？莫言“经历了这种过程，之后发现，名利皆虚，‘神马都是浮云’。但是总要有一种东西支撑我们活下去，人都是有缺陷的，你不可能达到完美，但你至少可以追求纯粹。”莫言所说的这种“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生命的纯粹又如何追求呢？

通过将《我们的荆轲》与莫言的其他作品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莫言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发生了变化。莫言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没有伟大功业，甚至常常违背伦理道德，但他们敢爱敢恨、有血有肉，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的纯粹。如《檀香刑》中的放浪的孙眉娘，与知县钱丁有私情，却突出了她的敢爱敢恨的真性情。《生死疲劳》中作恶多端的西门金龙，善钻营、好投机，但又彰显出某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红高粱家族》中的土匪于占鳌为了占有戴凤莲，杀死她的公公和丈夫。这种血腥的行为，却又表现出他的抗争精神，散发出独特的光辉。与这些角色相似，重义轻生、蹈死不顾的荆轲，追求生命的烈度，展现出中华民族刚毅勇敢的一面，这正是荆轲意象流传千古的魅力之所在。然而，莫言对待荆轲的态度却与对待以上人物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莫言否定了荆轲的人生价值，着力表现他的困境和无奈。这种转变反映出步入晚年的莫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对早年的信念和追求产生了怀疑，对人生的价值有了不同的理解。奔腾的热血已经随着时光渐渐流逝，冷静的沉思犹如迟暮的岁月积累沉淀。荆轲的成长与觉醒，是《我们的荆轲》所要表现的核心问题。他并没有突围的行为，只是通过逐步的觉醒获得了清醒的意识，了悟名利的虚幻，也看清了自己的渺小。这就是《我们的荆轲》所要表现的纯粹，意识的觉醒决定人生的价值。“当荆轲持图携剑走上刺秦之路时，他依然是个小人；但当他在易水河边呼唤‘高人’，看到了蝼蚁样的自己时，他已经成了英雄。他没有等到来自于他力的拯救，但是他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这种觉醒，是值得我们钦佩和歌颂的。”

《我们的荆轲》首先揭示出了冷酷阴暗的社会面貌，在这样的环境中，荆轲陷入追寻人生价值的焦虑，试图通过追名逐利来获得生存的意义。燕姬除了引导荆轲看清了自己的功利性以外，还为他展示出消极避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荆轲选择了继续追逐虚名，彰显侠士的荣誉。他在呼唤高人时，看到了自身的渺小与悲哀，彻底觉醒，但触摸不到高人的境界，身不由己，只能完成既定的表演，完成人生的悲剧。莫言认为，荆轲的觉醒，就已经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但是，这种精神的救赎是无力的，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首先，精神的救赎、意识的觉醒，并不能真正对抗现实的世界，改变自身的命运。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他们透视了仁义道德的虚伪和功名利禄的虚无，其精神境界不可谓不高。但他们并不能因此改变自身的悲剧命运，木石前盟终成镜花水月，正如觉醒后的荆轲依然刺秦一去不返。其次，彻底的觉醒并不能实现。高人的境界，荆轲其实并没有触摸到，看似彻底觉醒，跳出了昏茫，却又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和绝望，并没有如同高人般行云流水、不滞于物。荆轲不过是“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荆轲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救赎，人生终究是一场无意义的旅行，但荆轲的觉醒，却是我们在严酷的现实中、有限的认知内，所能追寻的唯一的纯粹，所能实现的唯一的救赎。

（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