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俘获决策的历史教训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既得利益”不是一个好词，人们认为既得利益扭曲了政府决策，使很多决策不仅没有为多数人雪中送炭，反而给少数人锦上添花。既得利益代表的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而决策应该实现整体利益，既得利益俘获决策，就会使特殊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这样说来显得不可捉摸，一些历史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把“特殊利益”、“整体利益”形象化。

公元208年，曹操不费一兵一卒拿下荆州，志得意满、挥斥方遒，正是顺江东下、踏平东吴、一统海内的好时机。当此大军压境之际，孤悬于东南一隅的东吴自然上下震恐、人情汹惧。战，多半是败；和，曹操必不允许；降，生灵不免涂炭。抗曹或者迎曹，从孙权以至文武百官，都在心里艰难地盘算着。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鲁肃独不言，等孙权起来去更衣，鲁肃追之于宇下，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话，“如今我鲁肃可以迎曹，唯将军不可迎曹。因为鲁肃迎曹，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话音刚落，孙权就发出“此天以卿赐我也”的感慨。

为什么“众人皆可降曹，惟将军不可降曹”？因为这些文武官吏迎曹之后仍然可以易君事曹，官品不丢，俸禄不减。他们代表的是官僚集团的特殊利益，与东吴政权的利益并不一致。这也是管理学中的一个常识，老板与员工的利益未必一致，显然，如果让这些特殊利益左右决策，自然会侵蚀甚至破坏整体利益。

孙权有鲁肃这样捐一己之私而成君王之美的良臣，而隋末唐初的草莽英雄李密却没有这么好的命运。公元618年，李密与王世充大战于邙山脚下，结果，李密大败，麾下大将裴仁基、祖君彦、程知节等被王世充所擒。正是一溃千里、国乱思良将之际，单雄信又投靠王世充，镇守洛口仓的邴元真已引狼入室，顿时让局势急转直下、雪上加霜。

进无所攻，退失巢穴，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以天下之大却不知哪里可以立足，李密就处在这一个生死抉择的关口。一番谋划之后，李密决定投靠守河阳的王伯当，并制定了卷土重来的战略构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踌躇满志，意欲东山再起。

方此之时，诸将劝谏说，如今战事失利，众心危惧，如果一再停留，叛亡势必不日而尽。更何况人情不愿，难以成功。李密回答说，我所依靠的就是诸君，诸君既不愿，“孤道穷矣”。于是李密决定共归关中李唐，“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一言既出，众人咸曰，“然”。

李密部将为何不同意东山再起，而对于投降李唐则翕然从之？还是鲁肃劝孙权的那个逻辑，主公无论是李渊还是李密，都需要有人办事，更需要礼贤下士以彰显其囊括四海之胸襟。君主改易，富贵不变，诸将自然对李密归降从之如流。结果，诸君自然必保富贵，李密却“郁郁不乐”，不到一年即叛唐而归，终于被唐军斩杀，传首长安。

由此可见，既得利益俘获决策，往往导致决策失灵，使决策不是增加整体利益，而是为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服务。在现代社会，随着利益分化、诉求多元，特殊利益群体也不再限于古代的官僚，而是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写道，在总体利益格局下，每一个集团都会千方百计分割现有更大份额。他们关注的不是做大蛋糕，不是社会的总体福祉，而只是如何最大化自己的那一份蛋糕。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