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心一片徒悲壮 空留桃花香

[摘 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的一大艺术特征。作者孔尚任本人也在《桃花扇小引》提到其“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矣”的创作主旨。但是，读罢本剧，笔者感到作者即使在儒家救世观指导下创作的历史剧，却带着一份有悖于儒家思想的“人生空幻之感”，甚至于发展到明清时期，在中国文坛上产生的感伤主义文流。

[关键词]《桃花扇》 感伤主义 人生空幻感 文学史意义

一、旨趣“三百” 义则春秋 笔行史公——《桃花扇》之历史创作意图

传奇《桃花扇》由清初剧作家孔尚任经十数年呕心镂骨，数易其稿写出，共有40出，另有“试一出 先声”、“闰二十出 闲话”、“加二十一出 孤吟”、“续四十出 余韵”四出。此剧是明末真人实事改编而来，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和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

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上，以历史题材进行戏剧创作是一种惯常的做法。不同于西方，“历史”很早就成为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中心话语。而且这种具有文化之源地位的历史概念从被植入人们脑际的一开始，便伴随着实用性与功利性（孙书磊 《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P19）。在这样的史官文化感召下，亦在儒学成为文化大宗之后，孕育出中国士大夫血脉里那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对历史的兴趣盎然，对历史的情有独钟，这实际也是以士人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的整体特征。而这样的文化状态使得中国古代生活“历史化”、“伦理化”、“政治化”的现象十分普遍。影响所及，在文化领域，士大夫将这份历史意识自觉纳入文学视野中，艺术作品中纷纷执着与对于历史的回访、总结和利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剧之发达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且看云亭先生之《桃花扇》创作初衷，不正也是带着一份浓重的春秋大义吗？开篇【试一出 先声】便可看出：“老夫欣逢盛世，到处遨游。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更可喜把老夫衰态，也拉上了排场，做了一个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清孔尚任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文中引文皆摘自此书，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读罢全剧，我们看到作者在布局构思与人物上深深浸透着这份历史责任感。

故事一开始，作者就将两位主人公的爱情放入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中，在正邪两派的斗争中亦彰显出主人公的个性，推动爱情线索的发展。由党争现侯方域之才学出众，为佳人的芳心暗许伏笔；由【却奁】一出凸显香君之深明大义，又促侯李爱情之升华；而剧中穿插的君臣沉迷声色、奸臣当道、南明浮沉亦是造成侯李爱情悲剧的时代底色……

在人物塑造层面，突出这一点的便是李香君这一女性形象的塑造，她深切的体现了作者这份政治与历史关怀。

不同于侯方域自作的《李姬传》与其他诸如《板桥杂记》等记载中的香君，《桃花扇》中的香君形象除了少女的玲珑可爱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象征意义。在我看来，在【却奁】一出中香君的深明大义，体现的是作者的党人思想；【守楼】中的血染香扇，香君之贞更似明臣之贞；【骂筵】一出【五供养】、【玉交枝】两曲更是借香君之口指明亡之过。

在文中【入道】一出，作者借张道士之口叩问 “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情感让步与政治，兴亡诉诸彼端，作者心中那份“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矣”的责任感表现淋漓。

王国维先生在其《红楼梦评论》第三章《的美学价值》（李刚强 《王国维美论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中对于《桃花扇》有一论断：“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宇宙的也，哲学的也，文学的也。”而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也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作为一个例子“所象征的政治、家国、历史境界也正是《三国》、《水浒》直至清末谴责小说的基本境界。中国文学的主脉，其主要精神是政治关怀，家国关怀，历史关怀精神；其基调也正是政治浮沉、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咏叹。”（刘再复 《红楼梦悟》 三联书店 2009年版 P171）

然而，《桃花扇》并不同于传统历史剧，在时代的感召下，历史的沉思在云亭先生笔下有了另一种超越的美感。虽然作者在不断叩问着国家君父之所在，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疑问在文中却是没有答案的，不同于传统历史剧功利性甚至工具性，作者在有意无意间变现得更多的却是一种有悖于“惩创人心，为末世一救矣”的儒家史观与文学观，而体现出一份化不开的感伤情调，写出了时代特有的那份人生空幻感与破灭感。

二、烟雨南朝换几家——从感伤文学思潮看《桃花扇》

将《桃花扇》作为感伤文学的艺术标本，见于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一书。李泽厚先生指出“桃花扇并没有停留在家国的悲痛中，而是通过一姓的兴衰、朝代的改易、透露促对整个人生的空幻之感。”（李泽厚 《美的历程》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P330）

那何为人生空幻之感呢？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是一种“对于人生的空漠之感，是一种对于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同上 P264）

值得提出的是，这样的一份感伤却是不同于传统文人戏剧的那份文人失意情怀或是传统的遗民戏剧的那份故国忧思的历史伤感。特别对于孔尚任的身份与其选择的题材，我们常常将二者相混。

在我看来，遗老之悲是一种身份感的缺失，是一种背向历史回望昨天的停留，其核心在于追忆，更在于那种深入骨髓的忠君报国的正统儒家观念。虽然表现在作品中是一种对兴亡的反思，但是其反思却更倾向于对于自身的关注，在消极的行文中却是一份积极的、带有幻想性的历史退后和个人成功。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吴伟业的《秣陵春》为例。

吴伟业借五代末南唐名臣后裔入宋后的奇异经历，变现对明朝的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徐适与黄展娘同为南唐名门要将之后，在国破后家中也随之衰败。徐适无意仕途，醉心古董，邻居黄济将军府也是门庭冷落，他时时担心自己年衰，女儿展娘无所依傍，展娘之姑，南唐后主之妃通过梦境，借在天之灵多番波折，完成了替他择婿的誓言，徐适与展娘得以喜结良缘。在两家团圆的欢乐结局中，《秣陵春》收场诗点醒了世人，“门前不改旧山河，惆怅兴亡系绮罗，百岁婚姻天上合，宫槐摇落夕阳多”，山河依旧，国亡朝改，就连姻缘也只能靠上天的安排，其中多少无奈与惆怅，都只在旧事残梦之中了。

《桃花扇》的创作受《秣陵春》影响是极大的，《秣陵春》也被认为是清代最早出现兴亡之悲情怀的剧作。但是细细比较起来，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二者对结局的处理差异产生的审美效果，以及从这样一份审美效果中显露出来的情感差异。

在《桃花扇》的结尾，作者毅然舍去不恨的传统，侯李并未团圆而是双双入道。作者又借改作渔樵的“楚两生”来表心意：

【离亭宴带歇拍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在我看来，这出余韵看是回答却是疑问，看是全局的结尾却为读者开启了更为广阔的艺术思考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

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便是“补恨”。在王国维先生眼中，这是受中国乐感文化影响产生的。在戏剧中，这样的传统更是屡见不鲜。在《窦娥冤》中，我们讲天人感应，回天昭雪；在《牡丹亭》中我们讲为情而生、阴阳团圆；在《长生殿》我们讲人间有恨、天界团圆……凡事都在这里有了一个答案、有了一份道德圆满。但在《桃花扇》我们没有看到这份圆满与回答，留给我们的就是从开篇就萦绕全文的那份感伤情调与萧瑟之感，虽然作者一再强调自己的太史公文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作者自己对于它本身的怀疑，这份怀疑集中体现在了结局的创作上。

回归作家本身，其实，我们在文中观作者其他的著述（例如《出山异数记》）以及仕清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于明的腐败统治并无好感、对清的统治亦不像其他遗民作家这样反感，在此他表现出来的哀思更多的应该是在时代中的空幻、是由于处在表面繁华，实际颓唐没落，没有前景的社会里而产生的命运哀伤。

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看《桃花扇》的感伤。混杂了孔尚任骨子的儒家兼济天下为世立命的思想以及与之相悖的人生空幻感，它的存在，或许使得这份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得到升华起到了一个过渡作用。

感伤文学的价值却不在于感伤，而在于对社会生活的具体描述、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份批判并非作者的主观强力的功利诉求但是他们痛定思痛，敢于描叙真实的特征，在李泽厚先生看来，或许为下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孔尚任 《桃花扇》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版

[2]阿英编：《晚清钞·小说戏曲研究卷》 中华书局 1960年版 P314

[3]孙书磊 《中国古代历史剧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P19

[4]李刚强 《王国维美论文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5]刘再复 《红楼梦悟》 三联书店 2009年版 P171

[6]李泽厚 《美的历程》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