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0 01:36:43
在椎拓之后对拓本进行后处理，属“作旧”范围。常用作旧假冒方法有：
1．染色熏香法
一般用茶叶、颜料、瓦花、矶水、墨水等物染纸，或用烟草末、熏香等焰火逼脆、熏黄纸质。此法在字画作旧中也常见。
目前，碑帖收藏者在鉴藏碑帖时普遍存在“重外观轻考据”的误区，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碑帖考据类图书太过专业，文字枯燥乏味，考据点过于繁琐，仅靠文字转述，缺乏图文对照，对初涉碑帖领域的收藏者确实存在阅读障碍。通俗地讲，碑帖作伪好比“电脑病毒”，碑帖考据类图书就如同“杀毒软件”，不借鉴前人考据成果而盲目进行碑帖收藏，就好比没有杀毒软件而去上网。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不重视考据就必然盲目依赖纸墨颜色或是封面锦缎的成色，凡见纸质发黄，不问是否属于保管不善，还是原本就是黄纸，一概视为“旧拓”。其实，纸墨讲究的清代拓本若保存得法，数百年后的今天，触手依旧墨亮纸新，如同新拓。民国初年用上乘薄宣精拓的六朝墓志，看似就像昨天刚刚拓出，唯一的区别就是无法闻到墨香罢了。相反，民国后期经蹩脚装裱师装池的碑拓，即便没有人为作旧，所用浆糊、衬纸材料的酸碱性不对，碑帖依然会泛黄发白，严重者更是酥脆、散裂、霉变。不辨考据点仅凭纸墨成色，要想正确区分拓本的早晚，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封面锦缎，凡是肮脏不堪、看似出土文物且有所谓“包浆”的，十有八九是伪物。正宗善本的锦缎封面不仅图案高雅，而且色泽沉稳，历经一二百年古色依旧。究其原因，大凡善本的锦缎封面多有书衣、木匣保护，锦缎外层还用皮纸(宣纸的一种)包裹，皮纸的外面还包牛皮纸，不轻易翻动，如何会沾上所谓的“包浆”。封面锦缎破败的拓本即使不是人工作伪，也是经长期日临夜幕的寻常拓本，值得珍藏的旧拓善本，怎至于封面破烂不堪?
2．字口涂描法
依照旧拓本的未损字口原样，用墨或用国画颜料调和后，对新拓本的残损字口进行涂描(填补残损笔画)，涂描处多为考据点。例如，曾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鲁峻碑》，其作为清初拓本的考据点均完好(注：11行末“图”完好，12行“宣尼”二字完好，15行“武”字完好，16行“遐迩”二字完好)，但道光拓本已损(注：2行“仁”字仅存单人旁，7行“董”字几乎泐尽)，自相矛盾露出马脚，显然是清末拓本涂描饰为清初拓本。
如果考据点四周发现墨色异样，可以将碑帖拿到自然光下略微折换角度，若是墨色反射光泽不一者，就是涂描，未经涂描的拓本墨色纯一，折射光泽单一。字口涂描法是碑拓作伪中运用最多的手法，亦是最早的手法，许多古拓、旧拓亦有涂描，旧时高手涂描后的碑拓对着光照也极难分辨(图1、2)。
更有甚者，从头到尾全本涂描，此类拓本即便是旧拓，其文物价值也大打折扣，因为能够证明它是旧拓的凭据(考据点)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因此，涂描是作伪的最下策，极易被发现。一件拓本一经涂描即变成俗物，令人大倒胃口。
涂描的手法一般均为后期拓本依照前期拓本字形涂描，但也有例外。如吴湖帆“四欧堂”藏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是吴氏收藏的四种宋拓欧阳询书碑之首，民国初期曾经影印。后来吴湖帆又得到敦煌藏经洞新发现的唐拓《化度寺》照片(按：其实敦煌本是唐代的一种翻刻本，吴氏四欧堂本才是真正的唐刻原拓本)，吴氏对照两本后，发现两本首行“化”字明显不同，敦煌本“化”字之“匕”部撇画不穿过浮鹅钩，四欧堂本“化”字撇画则穿过浮鹅钩(图3～5)。因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北宋初年以前，故藏经洞拓本的椎拓时间必然在唐代。吴氏开始怀疑自己的珍藏本是翻刻本，并最终将“化”字的撇画穿过浮鹅钩的部分涂描隐去。吴是著名画家，其涂描用色自然手段高超，涂改得天衣无缝，故此后“化”字之“匕”部撇画呈现不穿过浮鹅钩状。吴将原拓、翻刻拓本没有搞清，误将翻刻当作原本，依照翻刻本字样对原本进行涂描。更可笑的是，民国17年(1928年)元旦吴湖帆在涂描的“化”字旁题记：“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校唐拓残字有失”，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民国16年，吴湖帆将此本影印时，“化”字尚未涂描，后面附有敦煌唐拓藏本印本，一经印刷公布，内行一定会发现两者碑文第一个“化”字的重大差异，从而质疑吴湖帆藏本，吴氏可能觉察到并试图掩盖，出此涂描下策，误将真本当翻刻。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国家一级文物。
3．伪造名家题跋、题签
此法在书画鉴定中也较为常见。过去字画、碑帖收藏不分家，作伪的亦是同一批人。作伪者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有专人仿写董其昌、翁方纲题跋，有专人翻刻陈介祺、刘燕庭减印。清末民初碑帖影印本大量问世，大量善本出版发行，给作伪者提供了依样画葫芦的“真葫芦”，以及平时做功课的教材临本，作伪题跋技术因之大大提高。
笔者2005年在苏州看到一册南海伍崇粤雅堂藏《化度寺》本，有清潘宁、王文冶、翁方纲、吴荣光、邓石如、刘大观、伊秉绶、赵怀玉、王志q、英和、王宗诚、洪莹、叶志诜、何绍基、潘衍桐等人题记，仅翁跋就有五六个。此本开价20万元人民币。第一印象是拓本必伪，题跋必真，马上与民国印刷品核对，发现题跋亦金伪，的确高仿，绝非现代人所能为，若没有当时印刷品作证，这些题跋流入今天书画市场绝对是上上乘的“真迹”(图6、7)。通过此事，笔者认为民国间的碑帖印刷品对碑帖鉴减辅助作用较大，尤其是当时的玻璃版出版物，无论从选本到印刷均十分到位。碑帖收藏必然是从近拓起步，待藏品达到一定规模，一定会觉得近拓似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因此势必会接触旧拓善本，此时相关影印本就必不可少。所以笔者建议碑帖爱好者在收藏近拓的同时要兼顾民国碑帖玻璃版印刷品，作为收藏碑帖善本的参考资料，把它作为碑帖善本鉴定的一面“照妖镜”，然后直接收藏善拓，即一手抓低端印刷品(用于学习研究参考)，一手抓高端善拓(借以投资保值典藏)。一册善本旧拓无论从欣赏把玩还是投资保值的角度看，其价值均胜过无数近拓。
另外容易忽视的是，目前近拓传世存量相对较大，民国玻璃版精印本数量反倒较少，其实从发行量来看，近拓数量高于碑帖早期印刷品。随着碑帖收减趋于理性，某些高质量的宣纸玻璃版印刷品的价格一定会远远超过近拓。
在此附带说说“移花接木法”，就是将真本题跋、题签割裂移栽到伪本上。原刻真本考据点历历在目，货真价实，即使缺失题跋亦能出手转让，为内行所宝爱。而伪本因得到真跋犹如得到合法“商标”，因而作伪者将舆跋移花接木到伪拓上，专门售给那些鉴定不用眼睛而用耳朵的人。此法清代使用较多，民国后较少使用。
4．配补法
在讲配补法前，先要介绍碑拓“硬伤”这一术语。石刻原什上的残损称为“右花”或“石泐痕”；拓片、拓本上因保管不善而造成的破损残缺，称之为“硬伤”。破损的拓片一经装裱后，其硬伤处极易与石花混淆，因为碑拓装裱时，在拓片背后覆以白纸，其硬伤处与石花的视觉效果极为相似，应加以区分。若旧拓本上有硬伤，讲究的减家有时会用纸墨相近的近拓、新拓本来配补，不惜废掉一张近拓，以求旧拓完美。此类添补属于善本、旧拓装潢修复范畴，只要不涉及考据点，没有改变对其拓制年代的判断，配补得天衣无缝，自然深受欢迎(图8)。
还有一利，形式的配补叫做“同本移字配补”，就是将同一碑刻拓本上与考据点相同的未损的字挪移过来，冒充考据点。此招十分阴险，迷信用考据点鉴定碑拓的收藏者极易上当受骗，以为捡到“大漏”。如著名汉碑《史晨前碑》，明初拓本第11行“春秋行礼”之“春”字已损，笔者却曾见一本“春”字未损，初大为兴奋，平静下来仔细查看，发现“春”字上下均有剪裁的装裱痕迹，马上怀疑“春”字可能是从它处移来，通碑逐行校看，果然是此“春”字是从第6行“故作春秋”处移来。这种“配补”作伪方法故意扰乱视线，比损字本还要讨人厌，而且它还破坏了碑帖的原有样式。
除用相同刻石拓片配补外，还见有用其他刻石拓片配补的案例。例如，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到了明代宋本流传渐稀，明代翻刻的“肃府本”以及清代的“关中本”广泛流行。因此在清代或民国，凡是遇见旧拓善本《淳化阁帖》残缺时，多用“肃府本”或“关中本”来补配。
此外，还见有在晚期拓本上，用旧拓影印本的完好考据点剪裁下来配补，重新装潢充作旧拓等等。总之，碑拓鉴定的“敌我双方”都围绕着考据点来做文章，碑拓考据点既是碑贾想要跨越的“鸿沟”，又是鉴藏者需要警戒的“雷区”。初学的收藏者要想购买某一碑拓，事先一定要做好“功课”，即多购买一些由书画、文物等专业出版社影印的这一碑帖的不同版本，作为“课本”，再结合王壮弘先生所著的《增补校碑随笔》等碑帖考据工具书进行“自学”，将这一碑帖不同时期的考据点了然于心，再投入“实战”，这样才能应变收藏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5．裁割法
裁割法就是将碑刻拓片中一切不利信息裁割掉。碑拓中除了考据点外，还有一些帮助判断捶拓时间先后的辅助信息，那就是碑石的题刻。如隋《龙山公墓志》，刻于隋开皇二十年(600年)，清咸丰九年(1859年)出土，出土后不久墓志底端就刻上罗升桔、张尚裕二人题跋。咸丰十年，吴羹梅又将墓志右侧花边磨去，改刻题记两行。同治九年(1870年)在墓志首行右侧又加刻吕辉题跋。因此，有跋无跋，何人题跋，多关乎拓片捶拓时间的先后。碑贾为充初拓本，大多将底端及花边两处题刻裁去，重新装裱成册，毁灭题刻证据(图9、10)。鉴于此，我们在收藏已经装裱裁割过的拓本时，题刻这一辅助信息就不能再使用。
除拓本外，整纸拓片也能“回避”题刻。碑贾大多仿效嵌蜡法，先填掉题刻字口，然后捶拓。即便不进行嵌蜡也有办法“掩盖”题刻，因题刻大多在碑刻正文之外的碑版空余处，碑贾拓碑时，可以绕开这些题跋只拓碑刻正文，拓完后揭下拓片，再择地用扑包另行补拓题跋处留有的空白地方。亦可在拓片的题跋位置上事先覆盖一层拓纸，待到全碑拓完后，揭下这层覆盖题跋的拓纸，底下露出白色，最后揭下整张拓片，再择地用扑包另行补拓。但两次分拓，即使用同一扑、包捶拓，终难以使墨色绝对一致。
6．印刷品假冒法
此法是用玻璃板、石印本等印川品碑拓染色并重新剪裁装裱，以冒充原拓。拓片字口、石花的周边因捶拓而有高低起伏的皱褶，一经装裱后，字口起伏姚不明显；而单张印刷品字口处无皱褶，又有油墨气，极易晰别。但印刷品一经剪裁、装裱、作旧成册后，能起到“毁尸灭迹”效果，很有迷惑性。曾见民国石印整纸拓片，剪裁后挖嵌装裱极似拓本。2007年，上海某次小拍中见到一本隋《元公墓志》(按：因此墓志原石在咸丰庚中(1860年)遭兵焚，缺损严重，所见多为翻刻本，原石初拓本极少)，一看考据点以为是原石初拓本，装裱极好，日光下仔细观察才知是用印刷品假冒，但拍卖现场还是无人识做，最终仍以高于起拍价的价格成交(图11)。
从上述所列各种作伪方法可知，碑拓作伪绝非易事，投入的技术成本较高，一流的伪品本身就是一件包含“智慧”的艺术品。金石学家的考据，为收藏者提供了判断碑拓先后的依据，收藏者变聪明的同时，碑贾推销近拓、晚拓的市场清淡了，迫使碑贾开始利用考据点作伪，从此考据点变成一把“双刃剑”。这场较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收藏者永远处在弱势，招架不及。因为对碑帖接触最多的还是碑贾，碑帖经营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业务”水平就是生命线，记录更多考据点的人往往不是收藏者而是碑贾。
如今，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碑贾了，历代碑刻名品大多已纳入博物馆收藏，大量采拓的场面不复存在。如今从事碑帖生意的无外乎两种人，一种是与文博单位有利益关系者，他们能搞到少量当代拓本，或是自己收藏了一部分近年出土的小型碑刻，以此进行少量传拓买卖，这批人买卖的是当代拓本，无须拥有碑帖考据知识。另一种是古籍文物商人，他们或在拍卖行、或在古旧书店、或在网上兜售近拓或旧拓，他们一般无作伪技巧，仅转手牟利而已，也无须懂得太多碑帖鉴定技巧。现在碑帖收藏鉴赏领域的情况是：懂碑帖、玩碑帖的收藏者人数远远无法与清末民初相比，涉足于此的多是文物投资客和极少数高层次书画篆刻研究爱好者，碑帖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出现了断层。此情此景正如同国粹京剧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一样，既缺少名角，更缺少票友。
责编 潇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