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表达方式的变革

民意的表达方式是与时俱进的。远古的“国风”，后来的童谣，城郭中的街谈巷议，近现代的报刊与评论，都曾是重要的民意载体。在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网络已成为汇聚、收集民意的最重要的载体，其重要性还将随着网民总数的突飞猛进而不断提升。

早在2003年之前，我们就初步认识了网络民意的力量。刘涌案、宝马案、孙志刚案，是网络民意初显身手的“三大案”，至今让我们记忆扰新。而2007－2008年，则是网络民意的“力量之年”。从事件到汶川地震，再到周正龙事件、瓮安事件、奥运、三鹿事件等，网络上的汹涌巨浪，无一不让人对网络民意的力量刮目相看。尤其是进入奥运年的中国，屡遇棘手问题，中国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现了独特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汶川大地震中的空前团结，圣火受阻时的愤怒吼声……在国家、民族的利益面前，网络民意所爆发的力量之强大，令世界震惊，让西方媒体感叹“不怕主流媒体，就怕中国网民”。

网络民意让我们刮目相看。那么在网络民意的浪潮背后，它正在改变什么呢?

网络民意是对精英民意的“突围”

自古以来，所谓民意，往往是精英人群的伪民意。试想想，处“江湖之远”，有几人的意见能传达到“庙堂之高”?普通大众的民意，在和平年代沉默于乡间街坊，在民不聊生的时期则诉诸于造反与起义，中间状态几乎没有。由于缺少民意传达的畅通渠道，民意往往被精英所左右。

民意是否畅通，往往与民意表达的成本密切相关。古代的民意成本不用说了，即使是当代现实之中，虽然有、有内参、有舆情上报、有大众媒体，但底层百姓想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上报，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近和使用媒介是实现网络民意自由表达的物质性前提。没有媒介接近权，公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就失去了现实的物质依据。“媒介接近权”的概念由美国学者J・A・巴隆1967年首次提出并进行了系统论述。巴隆认为“接近权”或者“受众传媒接近权”是指“大众即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认为一般社会成员应该享有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网络的出现对媒介接近权的广泛实现具有突破性意义，网络的低门槛、低成本和无所不在的特性，使普通民众广泛地参与和使用媒体成为可能。成千上万的鼠标，虽然点击一次的力量微平其微，但其最终的合力，却成了不容我们忽视的舆论和民意。“家乐福事件”是一次典型的案例。如果按照以往，像这种涉及外交的事件，媒体报道的话语余地是很小的，如果没有网络民意的推动，或许家乐福事件就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也不会对法国高层产生强烈的触动，而且我国外交也不会多一张民意牌。

网络民意的力量，在精英阶层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比如2006年，经济学家樊纲呼吁，“网民不能代表民意”，“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政策”，结果引起了一场论战。在2007年“两会”期间人民网进行的一次调查中，56.5％的受访者认为大部分网民都能认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认为网络征集民意对促进政府工作帮助较大或很大的人群比例高达65.6％，67.4％的人认为网络参与对民意的表达很有帮助或有较大帮助。

网络民意既改变了议程也改变了议程设置模式

以前，传统媒体左右了“议程设置”，而媒体的“议程设置”又是在党和政府的舆论导向要求下进行的，议程的有序性、导向性特点较为明显。而网络民意对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

首先，议程设置的有序性改变了。“不该炒作的事情”却在网络上炒得热火朝天，“应该大力宣传的事情”却往往淹没无闻。网络上的热点问题往往具有突发、聚合、高速传播、难以预测等特点，传统的宣传管理办法已经有所滞后。比如“俯卧撑”一词。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出现严重烧突发性事件。7月1日晚，贵州召开新闻会，新华网做了在线直播。仅仅几分钟后，也就是7月1日19时59分，网友“流芳苑主”发表了《吃面要吃雪菜肉丝，运动要做俯卧撑!身体倍儿棒!》的帖子，网友纷纷效仿恶搞“做俯卧撑”。天涯论坛上一时间出现了井喷现象。到7月3日下午15时，Google上升最快关键词排行榜前10名中，“俯卧撑”系列占据了4个位置，“俯卧撑事件”、“三个俯卧撑”、“做俯卧撑”分占6、7、10位，而“俯卧撑”更是高居榜首。网民用这种比较搞笑的流行语，表达了对一个新闻事件的关注。面对这种爆发力，传统的宣传管理办法在时效性上有所不及，管理方法也力不从心。

其次，传统媒体与网络民意高度互动，共同设置议程，也成为突出的特点。据学者董天策、陈映考证，早在1997年，BBS上的话题就为传统媒体转载和关注。而近年来，网络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中的论坛，更是成为舆论发源地。像黑砖窑事件，就是首先从大河网一篇帖子开始，进而为传统媒体所关注并追踪报道，然后又被粘贴到网上，引起进一步的网上热议，最终形成了全国关注的新闻事件，从而完成了一次议程设置。在传媒和网媒的互动中，网络媒体更多地扮演了民意的角色，传统媒体则往往担当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当然，也不排除传统媒体的个别报道被网民当成了攻击和嘲讽的“靶子”。很有可能，随着网络民意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媒体对网络民意、网络舆论、网络事件的依赖性将进一步增强，而这种依赖更像一种“饮鸩止渴”：越依赖，传统媒体越易淹没在网络的海洋中。

另外，议程设置的“把关”色彩淡化，引导功能趋弱。在一次议程设置中，网站方、网站管理员、版主这些管理人员，作用主要体现在荐帖、置顶、删帖、沉底、锁帖等管理权限，但这些和传统媒体的“把关”作用相比，是十分有限的。同样一个置顶帖，网民毫无兴趣的并不鲜见。只有切合当下热点、焦点和网民利益的问题才会受到大家的关注。一个帖子若要存活下来，必须争夺有限的论坛关注空间，必须积累持续的新帖或者跟帖。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千万网民“当家作主”操纵鼠标决定某个议题“生死”。在这种氛围中，管理方往往只能顺势而为。最终起作用的，是网民的键盘和鼠标：键盘用来表达意见内容，鼠标的点击量代表的是关注度，“顶”的行为则最直接地决定了议程是否被设置，转帖则扩大了传播范围，并被搜索引掣聚合。

改变了民意传递途径和决策流程将推动民主政治的进程

“网络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是近年开始为中外所关注的一个现象，也为中央高层所肯定。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由政府部门或媒体层层上报舆情的模式，大大降低了民意被“过滤”的可能性，而且也拉近了普通百姓和高层领导人的距离。

官方对网络舆论的重视，使网民切实感受到中国政府在执政理念和民主政治上的开明与进步。在2008年，总书记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亲自和网民对话：广东省委书记邀请网友献言献策；江西省委书记苏荣通过网络问计于民；大河网与政府部门共同开办“河南在线对话”栏目，每期确定一个主题，邀请一名省领导或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做客，进行官员与网民的互动，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和省委副书记、代省长郭庚茂率先上网对话；“两会”期间，许多代表通过博客等形式征集意见与提案……重视网络民意，政府与网民互动，在2008年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盛况。从中央到地方，有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上网同民众沟通，官与民的这种良性互动正成为中国政坛一景。通过网络，领导干部能够便捷地深入基层，听民意，聚民智，加快决策科学化。而且，网上的民意未加筛选修饰改造，有些是“正常渠道”听不到的，是原汁原味的，尽管有的可能语言粗俗，言辞激烈，但这是原生态的群众情绪，更是可贵，有助于领导干部掌握下情。网络的普及，使民主政治有了一个成本低廉的工具。

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说，网络民意就是民意的全部，但它毕竟使民意更加具有平民色彩，毕竟进一步逼近真正意义上的民意。几年来，网络民意改变了许多重大事件的进程，也将改变我们对许多事件的认识，还将改变政府机关的执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