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0 10:44:08
所谓“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经书，根据内容可分为儒经、佛经、道经三种；按形式分有经碑、经幢、经板、摩崖等几种。从时间上看，儒经刻石最早；从数量上看，佛经刻石最多。从文献的流传和完整性上，也是儒释二家经典刻石的价值最为突出。
儒家发源于先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遂成为两千多年来的正统观念和主流思想，儒家著作被奉为万世不易的经典。东汉经学兴盛，立五经博士十四家，各家所传经文皆辗转传抄，文字各不相同，导致论争纷起，甚至出现了通过行贿私改兰台漆书文字以合自家经文的事情。因此蔡邕等奏求正订六经文字，李巡等提议在太学门外立碑刻石，以为经籍之定本。“碑始立，其观视及笔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自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隶释》卷二十引《水经注》文）。石经确实达到了为人们提供标准的目的，既达到了正定经文的目的，又有利地保存了各家资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版本意义的石头图书。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儒家刻经――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功成于光和六年（183年），历时九年。以汉代通行之隶书写刻《周易》（梁丘氏）、《尚书》（欧阳氏）、《诗》（鲁氏）、《仪礼》（大戴）、《春秋》（公羊）、《公羊传》（严氏）、《论语》（张侯鲁论）七部经，因此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竣工后，立于当时都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即北魏洛阳劝学里，今洛阳城东南三十里洛水南岸的碑楼庄、朱家圪澈痛笄糯逯间。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迁都长安，烧毁洛阳宫庙，倾巢之下，太学讲堂岂能卵全。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乃复始扫除太学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 （《魏志・王肃传》注）。可见当时汉石经尚在，但已有缺损。为适应古文经盛行的形势，齐王芳正始二年(241)又刻立古文经《尚书》、《春秋》及曹丕《典论》于太学讲堂西侧，以补汉石经仅刻今文之缺，但仅书刻古文又恐时人难识，即列小篆和隶书二体于古文之下，因此正始石经又称“三体石经”。至此，汉魏石经并立洛阳太学，而此后它们亦一样的命运多舛。
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先后为洛州刺史，二人皆笃信佛教，废毁石经，用作寺庙，石经至此残毁不少。神龟元年（518）崔光曾经建议修补汉魏石经而未果，此时当尚存多半。至东魏武定四年（546），高澄通过水路搬迁石经至邺城，运至河阳，遇岸崩，没于水者近半。周大象元年（579）由邺城迁回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运入长安，不久被隋营造司改为柱础，至唐贞观初，魏征收集汉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隋书・经籍志》）。经历如此辗转迁徙，石经踪迹不可穷究。宋代时，汉石经各经皆有残石出土，魏石经则未闻发现，洪适搜集石经拓本，《隶释》存汉石经两千一百六十七字，《隶续》存洛阳苏望摹刻魏石经，计古文三百七十字，篆书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魏石经残石直至1895年洛阳故城龙虎滩才有第一次出土，今天可见的汉魏石经残石，最大的一块不过数百字，小的只有几个字。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近现代学者对汉魏石经作了大量的收集、复原和考证工作，复原了当时各碑的次序及位置，推定各种残石在原碑的大致位置。但是关于汉魏石经的辗转流徙，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如北齐天保元年（550） “八月……往者文襄皇帝（按：即高澄）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北齐书・文宣帝纪》）。此处仅云蔡邕石经，不云魏石经，而《洛阳记》载汉石经四十六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汉石经立于讲堂东侧，魏石经立于讲堂西侧。而高澄迁徙石经时魏石经当与汉石经并立于太学，是否高澄把汉魏石经全数运至邺城？才能即使小半失落于水，仍存五十二枚之多？一说《北齐书》记载有误，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且各经皆有，令人怀疑石经是否曾经遭遇水厄，或者当时仅仅把完整石经运至长安，而把大量残石丢弃原地。而且《隋书・经籍志》仅言高澄运石经，不言是一体、三体。这些问题，俟后发掘有新得时解决。
石经书者，熹平石经《后汉书・蔡邕传》云“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后世遂据以归功于蔡邕。蔡邕虽擅书法，但以一人之力，完成二十余万字亦不可想象。《隶释》所录残字有“堂典”、“马日”姓名，洪适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 （《隶释》卷十四）。马衡先生《汉石经集存》据传世文献和汉石经残石，考参与此事者，列成一表，凡二十六人（含刻工陈兴）。近年出土的熹平石经后记残石亦有“臣赐”、“臣宽”等人名，恐怕当时政府调动了一批善书者完成此事。正始石经的书者，各家记载不同，北魏江式以为邯郸淳所书，而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候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晋书・卫恒传》）。晋去魏未远，卫恒当非臆断。杨守敬考为卫恒祖父卫P书。马衡先生则认为，其书者断非一人，三体各自不同，品字式的古文书者与直下式的古文书者又不同。其例当与《熹平石经》同。
熹平石经的碑数，各家记录亦不同，当以陆机《洛阳记》为最确：“凡四十六碑：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按：指《仪礼》）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水经注》云，碑高八尺，广四尺。碑顶以瓦屋覆盖，碑下有座。经文直下书刻，不分列。碑两面刻，每经自为起讫。每碑行数据马衡先生考当在三十九行或四十行之间。
正始石经碑数，各家记载亦不同，《西征记》以为三十五碑，《洛阳伽蓝记》以为二十五碑，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出土魏石经残石，上有“第廿一三”、“第八二”等计数字，有人考订魏石经为二十八碑，但马衡先生以为不可过信此计数。正始石经因与熹平并立，其形制、高广当与熹平同，惟其三体，故有两种格式：一种纵横有界线，每三体作一格，称直下式，每石为32至34行，每行60字左右；一种一格之内上列古文，下并列篆隶二体，称品字式，每石25至26行，每行74字左右。据马衡先生考证，正始石经共刻石28块，约十四万七千字。碑亦两面刻，但与汉石经诸经自为表里不同，表为《尚书》，里为《春秋》。
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汉魏石经，是汉魏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碑刻盛行等历史因素的结晶。它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对校对版本、规范文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也拉开了历史上以多部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的序幕，以此为源头，此后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由政府组织的儒家经典的大规模刻石还有五次：
一是唐大和七年（833）至开成二年（837）刻立的《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因立于雍地，又称“雍石经”。楷书十二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论语》，附刻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九经字样》两种字书。清时贾汉复集十二经之字补刻《孟子》于后，凑成了十三经，今完好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二是五代后蜀广政七年（944）刻立于成都的《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因在成都，又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楷书十部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仅刻十七卷）、《论语》、《孝经》、《尔雅》，宋田况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十八卷至三十卷；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并校诸经异同，著《石经考异》附刻于后。这部石经并刻注疏，用石近千块，是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当时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至宋初尚完好，元明时即不知下落了，拓本极为罕见；
三是北宋嘉v六年（1061）完成于洛阳太学的《北宋石经》，又称“嘉v石经”、“二体石经”、“国子监石经”、“开封府石经”或“汴学石经”。用篆书和楷书写刻九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孟子》，碑立汴京太学，后亡佚，今仅存残石；
四是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刻立于临安的《南宋石经》，又称“光尧石经”，为宋高宗和宪圣皇后吴氏所书，故又称“高宗御书石经”。七种经：《周易》、《尚书》、《诗经》、《左传》、《礼记》（仅刻五篇）（以上五经为楷书），《论语》、《孟子》（以上二经为行书），凡二百石，今杭州孔庙尚存八十六碑；
五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于北京的《清石经》，又称“乾隆石经”，刻十三经及乾隆五十年上谕和乾隆六十年和绅表，楷书，凡190石，今完好保存于北京市首都图书馆。
不仅如此，熹平石经的字体是当时通行的隶书，端庄典雅，落落大方，气势不凡，可见汉隶的典型风范，那精美的字体、严谨的结构是研究汉代书法史的重要资料，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魏三体石经集中古文、篆书、隶书于一碑，既反映出当时中国文字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丰富的水平，又可一览文字演变过程和书法概貌，还为世人提供了三种书体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国家图书馆藏汉魏石经皆有残石和拓本两类。汉石经残石凡189块，大者存28字，小者仅存1字，多在10字以内；魏石经残石147块，大者存12字，小者仅存1字。拓本有据馆藏以拓装的《熹平石经残字集拓》两册和魏石经残石拓本两册。拓本据说唐时已有，但存世者多为近拓，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集拓新出汉魏石经残字》八册，民国十七年出版，周康元拓，孙伯恒编，马衡序。集北京大学国学门、吴兴徐森玉、鄞县马衡、潢川吴氏、胶县柯昌泗、福建陈淮生、江夏黄浚及孙氏等八家藏石，凡460块（其中汉石经313块，魏石经147块），1098字；
二、《集拓汉魏石经残字》四册，民国十九年吴宝伟编，收汉石经178块，魏石经10块；
三、《汉魏石经残石》两册，收建德周季木、吴兴徐鸿宝、江夏黄伯川、鄞县马衡等人藏石；
四、《熹平石经残石集拓》二册，民国二十二年，罗振玉辑藏，凡95石；
五、《癸酉续得熹平七经残石》，罗振玉藏，凡95石；
六、《熹平石经残字》一册，白坚等藏，凡15石；
七、《汉石经》残字两张，为于右任与文氏两家藏石之合拓本，两面，一面存401字，一面存421字，为现存最大的汉石经之一。
八、梁启超旧藏魏石经残石拓片；
九、正始石经残石的裱轴两种和拓本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