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中国的日本铜镜

几千年来，中国铜镜精品辈出，汉唐镜更受海内外青睐，日本国立博物馆和民间爱好者竞相珍藏。中国铜镜文化在日本平安时代后期(897～1181年)融入大和绘画风格，应运而生的日本和式镜写景入画，将芦荡飞雁、梅菊双雀、滨洲翔鹤、花草风蝶等用富有日本风土民情的“和风绘”式样表现出来。宋明时期，在中国铜镜继续输往日本的同时，不为世人所知的日本镜也开始运销中国。散落在中国民间并被博物馆收藏的日本铜镜揭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日本江户镜中，樱竹双雀柄镜直径15厘米(图1)，樱树花满枝头，残竹萌发新叶，溪石上双鹊喧鸣，上方铸梅花徽，左侧有藤原光重款。镜品相完美，工艺精湛，构图新颖，江户风格明显。藤原氏家族的制镜属江户中期元禄、宝水、安永年间(1690～1776年)，相当于清康熙后期。

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蓬莱纹镜，直径78厘米，重48公斤，直缘厚2.5厘米(图2)。锥形宝珠状钮。镜上苍松蟠虬，枝繁叶茂，梅竹傍松而生，梅花飘香，翠竹摇曳。松下龟鹤相视，空中飞鹤高鸣。左侧铸双横笔防伪铭文：“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此镜1947年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后院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镜应为明历(1655～1657年)年间制作，相当于清顺治时期。据传，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客商许丽寰赴日本萨摩从事贸易，泉州开元寺僧人木庵、独文、大鹏正鲲等赴日本弘传佛教，明末泉州海商郑之龙赴日经商，曾主持修缮开元寺，赠送大铁香炉，该镜可能与之有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高砂”柄镜，直径17.8厘米，通长27.2厘米(图3)。低窄缘短柄，柄中部缠有藤皮，处满布绿锈。细粟地，浅浮雕工艺，在蓬莱纹基础上添加草书“高砂”二字，镜铭：“天下一青山和泉守荣信”。高砂是日本地名，“风景美丽”之意。传说该处有一棵古松，松下常有―对翁媪仙侣。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高砂神话故事镜”，松树下有一对衣冠华丽的老年伉俪。从镜的形制特征和铭款看，应属江户后期镜，相当于清嘉道年间。

龟甲地柄镜，镜径11.3厘米，通长21.6厘米(图4)。低窄缘，直柄。饰龟甲锦地，正中纹，下方有“天下一佐渡”款。成都羊子山工地收集，四川省博物馆藏。出土时墓已遭破坏，无从考证入葬年代和相关情况。镜铭年代为宽永八年(1631年)，相当于明末万历年间。从传人中国到入葬，当在明末清初。

湖南省文物研究所周世荣先生在《文物》1995年第5期上发表《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铜镜》，刊布了9面日本江户时期(1615～1864年)铜镜。其中有一面蓬莱纹(松竹龟鹤纹)圆镜，直径12厘米。直角式高镜缘，龟钮，双圈弦纹环，高浮雕，双鹤与龟啄相衔，右下铭“天下一”款，属于桃山时代(1576～1614年)晚期至江户初期，相当于明末清初。江户时代柄镜7面，其中圆形花果纹镜，低窄缘，小圆钮，梅花纹钮座，以果形粟粒地衬托梅花一朵，新颖，明快(图5)；楼阁山水柄镜，浅浮雕工艺，苍松横枝，松下楼阁半露，近处宽阔的水面波纹涟漪，远处翠竹俯首，天际山峦叠嶂，风景如画，左下铭“天下一佐渡守”款(图6)。“天下一”表示质量最好，天下第一，然而“天下一”镜款多，多属于制镜工匠假冒而为，借以吸引顾客。“天下一”称号始于桃山时期(1573～1615年)，当时的职田信长统一日本，兴建安土、大阪城，起用能工巧匠，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以幕府公许形式对同行业公认技艺超众者授予“天下一”称号，有这一铭文的铜镜成为名誉镜的象征。在桃山，江户初期镜铭中常见“天下一”款，至江户中期，将“天下一”款与匠人名合用，以提高知名度。江户幕府于天和二年(1682年)下达禁冒“天下一”令，工匠为了避违禁处罚，而借用地方官吏之名，如“花果纹镜”中铭款“天下一松村因幡守”。柄镜常以镜面大小及镜柄长短作为判定生产年代的条件之一，蓬莱纹柄镜直径8.5厘米，通长15厘米，共镜面小而柄相对较长，镜上用“天下一”款铭，属江户早期。其他柄镜面广而柄短者，属于江户中晚期。

双飞鹤圆镜，直径11厘米，缘厚0.5厘米，重110克(图7)。窄缘，龟钮，细凸弦纹环分区。内区钮上方两只飞鹤相对，龟鹤啄相衔，余处满饰纹。外区21朵环列。1965年371于河北保定小汲店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历代铜镜纹饰》将它列为宋镜。该镜有明显的和镜风格，早在室叮时代的蓬莱镜、蝴蝶双鹤镜中已有龟鹤啄相衔的镜纹。双飞鹤镜属15世纪末室町时代产品，相当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传入保定当在其后。

双立鹤圆镜，直径9厘米(图8)。中平缘，横置式龟钮，双圈弦纹环将镜背分为内外二区。内区左下湿地上两立鹤相欢，一鹤引颈昂首，一鹤曲颈俯首，龟鹤啄相衔，右下坡堤上数枝挺茎舒展，花满枝头，内外区镜纹连贯成整体。福建漳州龙海市出土，厦门市博物馆藏。这种龟钮双立鹤啄相衔风格与日本熊野速玉大社藏室町时期洲滨松枫双鹤镜及桃山时代蓬莱纹镜极为相似，为室町、桃山时期产物，相当于明代中后期。

张英编著的《吉林出土铜镜》汇集金代出土镜，以特有的镜边刻款为依据断代。其中两件不为人知的日本镜在吉林出土，成为日本镜传人中国的有力证据。松鹤纹柄镜(原称手柄长寿镜)，直径8.7厘米(图9)。直柄规整修长，低窄缘，浅浮雕，工艺精湛。龟钮，钮上方两只相对的飞鹤与龟啄相吻，上方桐叶徽标记。钮下松枝横出，针叶球排列成行。此镜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室町时代(1336～1576年)蓬莱纹镜上的松枝表现手法如出一辙。1983年出土于吉林市团山金代遗址，现藏吉林市博物馆。双凤瑞花镜，八出菱花形，直径11.9厘米(图10)。窄缘圆钮，内饰八瓣菱花界纹，内区浅浮雕双飞凤瑞花缠枝纹，外区缠枝纹，边刻“济州县令贾”。1983年出土于吉林农安县赵家屯金代遗址，现藏长春市文管会。张英先生认为是金代仿制镜。《金史-地理志》卷24载，吉林农安镇于天眷三年(1140年)改黄龙府(吉林农安镇)“为济州……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更为隆州”。说明该镜边刻款年限在金代大定二十九年前。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久保智康室长在日本《考古学》杂志上发表《17～18世纪的日本铜镜在中国、越南》，认为“在中国发现最早的日本系铜镜是吉林长春农安赵家屯的金代遗址出土的双凤瑞花八棱镜，于11世纪至12世纪初日本铸原型镜直接带进中国东北地区的概率比较大”。传人中国的时间推断在12世纪初，即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以前，是目前所知输入中国最早的日本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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