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清历史的谜团

近来文坛颇不寂寞,先是出身名门的章诒和一篇《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将口碑甚佳的闻人黄苗子、冯亦代送上了人格的审判台;其后一篇网文又将以国学大师、耆老宿儒示人的文怀沙钉在了捏造历史身世的耻辱柱上。

无独有偶,青年学者、书画家、青联委员荣宏君所撰《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近日成为走红书肆的一本新著。荣宏君,“幼喜翰墨,性近文史,从师著名学者史树青先生”,是一位擅长梅花创作的青年画家,现跟随当代著名美术评论家张晓凌先生攻读美术学硕士。

《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全书30万字,作者以文化史学者的身份和角度,审慎而积极地对徐刘二人的历史公案进行剖析,考证论述之法;在引述史料对比之后,作者虽不轻下判语,但可谓是小心求证、大胆结论。书中通过大量史料的收集、整理、甄别、分析,以及对多位历史当事人的访谈,揭开了上世纪两位堪称最伟大的美术大师之间的一段历史恩怨,也从多个方面展示了不同人对徐、刘二人的看法、判断。作者更以难得的机缘,购藏得徐悲鸿先生写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两通信札,以翔实的史料勾勒出被徐悲鸿视为“汉奸”的刘海粟的面目。

我觉得,此书标志着作者从一个雅好文史、长于丹青的青年书画家,开始向文化学者实现了初步的转型;其次,这本书揭示了一个千百年来中国文人,或者说传统知识份子对道德价值观评判标准这一宏大命题的再讨论。

而我之所以觉得这本著作不同于所谓揭秘隐私类文章的原因,在于这本严肃的著述还提出、或者说延伸了一个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的道德价值观评判问题。

自古以来,古之君子、进而达到士的程度的文人,无不把民族大义、国家兴衰和个人气节奉为精神、生命和人生价值的最高圭皋。这方面的例子远者如屈原、文天祥等前贤,近者如抗战之际的闻一多、朱自清等。记得1970年代末,“”之后中国社科院一批学者首次出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旧金山史丹佛大学等处,十数年未见露面的钱钟书先生也是团员之一。在海外,有汉学家问到一位名头甚响的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近况,钱钟书勃然变色称:此人没有文人骨气,也没有一点知识份子的节操观念,更在“”中卖友求荣,为人所不齿。(大意如此,见庄因《钱钟书印象》一文)20多年前偶然看到茅盾先生的自寿诗,怀念慈母对他教育影响至深的两句话“小节许出入,大德贵不亏”。殊不知,冯友兰还曾是1930年代钱钟书读清华时的老师呢。可见,无论古今,文人将气节均看得极高、极重。

作者以青年文化史学者的身份,举起这一历史宏大的课题,尝试对近现代文化大家进行道德价值评判,无疑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且更具有匡正历史的黄钟大吕之功效。比如,作者在书中就曾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因袭成旧,近现代美术史关于刘海粟的许多条目都延续了很多不符合历史的说法等。

古人讲“试玉尚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徐悲鸿、刘海粟的历史定位和评价,经过历史的烟云,特别是这本新著的出版,应已是日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徐悲鸿多有不足,但瑕不掩瑜,不失为人格彪炳、德艺双馨的君子,在艺坛更是风华绝代,不容置喙;刘海粟在抗战时期暧昧不清、为人多有失节之处,但其对中国美术教育的贡献也不容抹杀。惟后之来者,当清历史烟云,给时代以警醒,给历史以正音。荣宏君这本新著所引发的思考,堪称深远。

作者后记:

己丑年夏,央企青联举行“走进天津滨海新区”活动,应主办方之一――中建六局局长、全国青联委员吴春军的邀约,一众青联好友前往天津。活动间隙,荣宏君携来新著手稿赐示。夜色正阑,时已三更,秉灯展卷,通读一过,即为之击节而叹。

其后,在吴圣州委员与我们一起倡议发起的委员读书会活动中,假“海龟”中“巾帼远胜须眉”的启明星辰严望佳委员处,荣宏君登堂说法,为王蓓、刘霞、朱志艳、李宏等委员及我的两位好友,一位是曾主讲首次读书会的中国环境出版社总编辑刘友宾,另一位是曾为青联工交商贸等多个界别百余位委员主讲“青年论坛”的智库专家杨明杰博导,剖解其写作心路历程,更展示其收藏的徐悲鸿手札真迹,引来一片啧啧,回味悠长。李宏委员笑称:“如此宝贝,小心出门被抢。”

窃以为,在对文化大家、历史人物如何评价这个宏大命题前,做到实事求是、辩证批判地看待,迄今仍不容易。官方为文,固有权威性之优势,但为尊者讳、为上者讳,仍是窠臼;野史撰述,少了条条框框,但有时荒诞不经,理论不够谨严之憾。荣宏君此著,不啻在此类题材领域中作一积极而有益之探索。

青联诸友中,方家高手云集、龙虎藏卧不显。拙文疏漏乖舛之处,期能就教于仁者,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更期就此众抒己见,仁智互现。欣闻委员阵地《中华儿女・青联刊》欲登载此文,略补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