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两国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现状分析论文

时间:2022-10-09 05:08:46

韩日两国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现状分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代化进展速度比较;人均GNP的增幅比较;关于中国发展名与实的思考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次现代化的速度比较、第二次现代化的速度比较、综合现代化指标比较、现代化是呈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概念、增长速度韩国遥遥领先,中国其次,日本最慢、以价格计算的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容易比较、评价经济和社会发展一般都是选择一组相互关联的指标综合考察、产出差距决定收入差距、人均生产力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先进国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发展最快的观点,源于大致印象的成分多于细致分析、如果在较长时段中进步速度落后于人,差距必然会日益扩大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近年来,国内外有种流行观点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然而,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比较研究显示,从产业结构转型、人均GNP、人均PPP等指标看,1980~2004年间韩国发展最快,中国与韩国、日本的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现有差距表明,中国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改革还有很大空间。

关键词:中国韩国日本人均GNP发展速度精神

中国、韩国、日本3个相互毗邻的国家,无论是否自觉,自古及今一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认识三国的国际位次,对于我们今后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发展是指在社会各个方面,人们需求满足程度的提高,它包括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自由;世界进入近代以来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各国争先恐后的现代化潮流。现代化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等全方位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其突出体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生活的变化上。而经济生活不仅是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集中反映,经济指标的变化也最为显著、且便于计量和比较。因此,笔者试通过对中国、韩国、日本这3个东亚邻国自1980年以来发展速度的比较,以经济为主兼论其它。

一、现代化进展速度比较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从事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课题组认为主要工业国于1940~1960年代已经完成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那是第一次现代化,也称经典现代化;主要发达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出现了被称之为“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第二次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信息社会过渡。我们不妨参照它们的报告,看看东亚中、韩、日三国现代化进展的程度。

1、第一次现代化的速度比较①

第一次现代化评价模型以发达工业化国家1960年的平均值为标准,设定指数为100。日本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1950年为63,1960年为88,1970年为100。韩国1960年为52,1970年为71,1980年为87,2000年为100。与日本相比,韩国指数在63的年份大约是1960年代中期,到上升为100大约经过了35年左右。而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1980年为54,2004年为86。根据指数上升速度看,三国中进度最快的是日本。

2、第二次现代化的速度比较②

所谓第二次现代化,主要特征是知识化。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是当代先进国现代化的动力。如果以高收入国家1980年的平均值即物质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物质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低于40%为第二次现代化起步的信号标志[1],笔者发现1980~2004年间中韩日三国在知识创新、知识传播上不仅现实差距巨大,而且发展速度差异悬殊。以最能显示一国知识创新能力的百万人口中居民申请国内专利数量为例,近年的数据中国约为韩国的1.98%,约为日本的1.10%。再以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人均能源消费量(千克石油当量/人)为例,24年间中国上涨了约1.60倍,韩国上涨了约2.95倍,日本上涨了约0.37倍。而最能反映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之一的服务业劳动力比例(服务业劳动力/总劳动力)则显示,24年间中国增加了6人(从10人到16人),韩国增加了28人(从36人到64人),日本增加了12人(从54人到66人)。可见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最快的是韩国,日本其次。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附表3-3-7的数据进一步显示,从1980~2004年,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变化中国由25上升到39,韩国由35上升到92,日本由72上升到102。24年间,中、韩、日三国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8、2.38和1.25。横向比较也说明,在第二次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发展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几乎是中国的4倍,日本也比中国高出1倍多。

3、综合现代化指标比较

如果说把现代化划分为第一次、第二次,给人印象现代化似乎如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这与世界历史不符;因为后进国把追赶先进国作为全民共同目标,或许可以设计第一次、第二次的现代化任务,而那些原生型现代国家,并无这样的国家行动。另外,在两次现代化评价模型中也有不少项目重复。也许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评价模型被不断修正。2004年的报告中,从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评价模型中保留了一些重要项目,加上生态效益指标,根据经济(人均GNP、人均PPP、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劳动力比重)、社会(城市人口比例、医疗服务、预期寿命、生态效益)、知识(经费投入、专利产出、大学普及率、因特网普及率)3类12个指标建立了综合现代化评价体系。[2]

以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评价基准,设最高指数值为100。从1980年到2001年,综合现代化水平,日本指数都是94,排名从第2降为第6;韩国1980年指数为47,世界排名46,2001年指数上升到79,排名上升到18;中国1980年指数为21,排名93,到2001年指数为32,排名为60。1980年以后的20余年间,日本始终处于世界最高的阶层,指数没有变化,排名略有下跌。尽管中国和韩国的指数、排名都有上升,与世界先进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但两者相比较而言,韩国进步更快,指数上升了32,排名提高了28位;中国指数增加了11,排名进步了33位。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如俄罗斯、捷克、立陶宛等没有参加排名,而它们中不少国家的指数比中国高。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国家都参与排名,2001年中国的位次达不到60名,提高的幅度肯定不如韩国大。

二、人均GNP的增幅比较

现代化是呈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概念,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选择有限指标建立模型评价社会整体发展状态,难以完美;但因为人类交流的需要,很多场合必须以简略指标说明整体状态。在统计数据多如牛毛的当代社会,GNP是反映国家发展水平的最好尺度之一;而人均GNP多少及其增幅大小,则能够集中体现国家各方面的现实状态和发展速度。

GNP(GrossNationalProduct)即国民生产总值,是全部国民在一定期间(通常为一年)新创造出的产出以市场价格表示的合计金额。所谓产出,是指所有具备经济价值的货物与服务;离开GNP就无法讨论宏观经济走势,因此GNP被称为“经济统计之王”。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附表3-2-2,2004年中、韩、日三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分别是1500美元、14000美元、37050美元。韩国是中国的9.33倍,日本是中国的24.7倍、是韩国的2.65倍。其差距无疑是巨大的。

然而,近几年舆论界一些言论,给人印象似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但是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不是这样。1980年人均GNP,三国之间的差距,韩国是中国的5.24倍,日本是中国的34.10倍、是韩国的6.51倍。也就是说,经过24年,中国与韩国的差距扩大了,而且程度相当高;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尽管有所缩小供,但依然惊人;而韩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则是大大缩小了。2004年人均GNP,中、韩、日分别约是1980年当年价的5.17倍、9.21倍和3.75倍。增长速度韩国遥遥领先,中国其次,日本最慢。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国家之间物价不同,为使统计数据具有可比性,一般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P即人均PPP比较,更符合实际状况。2004年人均PPP,韩国是中国的3.49倍,日本是中国的5.07倍、韩国的1.45倍,显示的差距不如人均GNP大。而1980~2004的24年间,人均PPP,中国由430美元上升到5885美元,韩国由2490美元升到20526美元,日本从9290美元涨到29814美元。换算下来,2004年人均PPP分别约是1980年的13.69倍、8.24倍、3.21倍。跟各自过去相比,中国增长速度最快,韩国其次新论》中《三一运动与之比较》,第173页-177页,日本最慢。但是横向比较3个国家的人均PPP的增长量,结论就大不相同了。1980年时,中国少于韩国2060美元,少于日本8860美元;韩国少于日本6800美元。而到了2004年,中国比韩国少14641美元,比日本少23929美元。可见实际上人均国民总产值的增速,中国不如韩国和日本。而且这些数值是按照当年价美元计算的,如果算入美元的通货膨胀率(1980年的1折合2000年的1.876、2005年的2.112),把2004年数据折合为1980年数据(大略以2∶1计),中、韩、日的数据分别变为2942.5美元、10263美元和14907美元。中国少于韩国7320.5美元,少于日本11964.5美元;韩国少于日本4644美元。总之,无论是人均GNP还是人均PPP,中国与韩、日的差距事实上是在扩大,而韩国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

而且我们在此讲的速度,是指有质量基础的速度,以价格计算的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容易比较,以服务质量提高的速度比较则相对不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分析各项数据的关联性上看出质量差异的概貌。如,医疗发展程度是代表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之一。按照每千人口中医生数量的指标看,2004年中国与韩国相同。但是把它与另外两个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联系起来看就能够发现问题。一个是婴儿死亡率(每千例活产婴儿1周岁以内的死亡率),中国在20多年间从42下降到26,减少16人。韩国则从26下降为5,减少21人。日本从8下降到3,减少5人。其中中国进步固然不小,韩国进步更大;而日本看似进步幅度不大,源于其基础很高,婴儿死亡率现在已经降到世界最低程度。另外一个是预期寿命,1980~2004年间,中、韩、日分别增长5岁(66~71)、12岁(65~77)和6岁(76~82)。新生儿人均预期寿命韩国增长最多,日本其次;而事实上日本人均寿命已是世界最高。也就是说,中国医生人数占人口比例尽管不少,但是医疗质量跟韩、日还有差距。另外,从知识的投入产出看,2004年中国投入研究与开发事业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R&D/GNP)的1.3%,比例上只及韩国(2.6%)的50%,约为日本(3.1%)的42%;而从事研发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中国每万人只有7人,相当于韩国(32人)的22%,日本(53人)的13%;平均每百万人中居民申请国内发明专利数,2002年中国32件,只相当于韩国(1614件)的1.98%,相当于日本(2916件)的1.10%。同时,韩国与日本也有较大差距,韩国相当于日本的55.29%③。也即中国与韩、日相比,专利申请数量差距远大于经费和人员投入的差距,这说明我国研发人员知识产出少,经费使用效率、科技人员创新水平不如韩国和日本。

社会是多领域构成的系统,各领域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密不可分。评价经济和社会发展一般都是选择一组相互关联的指标综合考察。而在多种指标中,人均GNP的增加速度是反映社会发展速度的一个综合指标。从这个指标看,东亚三国在最近24年中都取得很大进步,而韩国、日本发展得比中国更快。笔者在此还想略花笔墨阐释其作为考量指标的科学性:

首先产出差距决定收入差距,人均产出高低是决定人均收入多寡的最直接因素。国民收入多就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包括饮食讲究营养卫生、投资运动健身和医疗服务,延长寿命,提高身体素质;国家收入多,可更多地投入于教育和科研,提高国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而劳动者健康长寿、得到良好教育训练,不仅可以延长人均劳动时间,而且可以提高单位时间的生产效率,使人均生产力提高。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我们用来比较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指标——人均能源消费量,也主要取决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其次反映了人均生产力的差距,即同一个人为社会提供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能力和成效的差距。生产过程是人施加影响于原料、服务他人的过程。人均生产力高,不仅表明劳动者勤劳意识强、劳动时间多(这与整个社会职业精神、政治经济制度相关),还说明土地、原料等利用效率高,单位时间产出大。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效率比手工半手工劳动高得多;同样,劳动者在第二产业的产值高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又高于第二产业。如世界主要先进国自1970年代开始国民总产值中农业和工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上升;而中国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较韩、日缓慢,就跟大量劳动力投入第一产业、产业结构转型缓慢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产业转型速度上,1980~2002年的22年间,在百人总劳动力中,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的,中国19人、韩国24人、日本5人,韩国速度最快。

三、关于中国发展名与实的思考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进步,同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先进国还有不小的差距。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及对今昔中国有过比较的国际人士都明白的。但是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一些先进国的差距依然在扩大,可能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上述中韩日三国发展速度比较显示出来的差距,虽有点令国人吃惊,却是不得不信的科学研究的结果。

目前,国内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还持似是而非的观点。例如,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或者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或者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经济两大发动机。最近的如2007年3月12日提前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称:“在过去30年中,中国享受着稳定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最快速度的经济增长,中国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全新而闪耀的形象。”[3]而在国内,不仅百姓面对电视镜头时说“我们富了”、“中国强大了”,新闻、学术界也有人在热烈谈论大国崛起话题,或者表示要总结中国成功的独特经验,甚至预言多少年后赶上某国、超过某国。

笔者认为,中国发展最快的观点,源于大致印象的成分多于细致分析,它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国人的强烈愿望而不是表达客观事实。荣誉固然是人们乐于享受的,国家的荣誉固然能够振奋国民精神,但是脱离实际的高名对中国并无多大利益。国际上,可能为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或者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加以防范遏制;而国内,自满容易滋生骄傲,丧失进取心或者追赶的紧迫感,忽视本国存在的严供

峻问题,懈怠于改革,对外交往中轻视他国。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奠基人罗荣渠先生早在1996年就鉴于国内兴起的“盛世”崇拜、对世界大势的无知,提醒国人要戒骄戒躁。[4]

1980~2004年的24年,说长不算长,说短也不短,大致一代人的时间。世界历史上,不乏举国一致全力追赶先进、后来居上的例子:19世纪末是德国、日本,二战后首先仍然是德国、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差不多都用了一代的时间,就从比较落后的状态一跃而至比较发达的状态。前述中国与韩、日人均GNP增速的差距,就是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差距;而人均GNP的增长速度可以说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差异的代表。我们说,有差距并不可怕,今天,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表明我们在改革和发展方面还有很大潜力,而差距正好可以成为催促我们奋进的动力。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较长时段中进步速度落后于人,差距必然会日益扩大。要赢得综合国力的竞争,必须使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对追赶形成共识,增强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

参考文献:

[1]引自《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中《三一运动与之比较》,第173页-177页供

[2]中国现代化报告200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4—166

[3]法里德·扎卡里亚,伊文译.西方真的不了解中国.环球时报,2007.3.6.

[4]附录二“如何评价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9—96

[5]引自《韩国独立运动史学术会议》中《三一运动的历史评价》第45页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45—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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