仫佬族的歌体变革与文学自觉

【摘 要】一个民族的歌唱习惯与叙事方式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改变都与其文学主体追求新与异的表达方式有关。仫佬族字句歌的产生，字句歌体式与宋词元曲之间存在着形式、韵味、风格上的诸多相似之处，反映了仫佬族民间口传在努力寻求本民族文学发展之途径，是其文学自觉的重要表征。

【关键词】仫佬族；歌体变革；宋词元曲；文学自觉

【作 者】谢恩临，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文传系常务副主任，讲师；吴盛枝，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南宁，530000

【中图分类号】J642.21“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149 - 005

一、仫佬族的字句歌

一个民族的歌唱习惯是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是该群落人们的思想、情感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民间歌唱更是一种艺术创造，歌唱方式与歌体结构紧密相连。

仫佬族是个喜歌善唱的民族，仫佬族民歌主要有三大类：“古条歌”“随口答”和“口风歌”。这三大类多按内容分或按不同的歌唱情境分，如“古条歌”，也称“故事歌”，是以传说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叙事歌，歌体为七言长句歌；“随口答”，即随口唱答，不分场合，没有固定内容，天文地理，花鸟虫鱼，农耕渔猎，自唱自答，也可以你唱他答，歌体以七言四句为主，视内容而变化，相对比较自由；“口风歌”也称“正口风”“烂口风”，则是歌手们在赛歌场上竞技比歌才的歌，在比较大型的歌场上对歌比赛，不是比数量，而是比技巧、比速度，对各种形式、联想、审美没有一定的驾驭和掌控能力，是难以做到的，它是智慧与智慧的碰撞，歌才与歌才的拼搏，不仅体现在歌唱内容的丰富性，也体现在形式变化的多样性，所以，它是最能体现歌者才艺的歌类。

曾主持《仫佬族文学史》编撰的过伟先生对仫佬族民歌有过总结，认为仫佬族歌谣有“44种歌名，90种句式”。90多种句式，一般针对仫佬族字句歌而言。对这类歌的命名，通常是按照歌的句式或字数来命名的，按整首歌的字数来命名的，叫字数歌 ，如十一字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字歌、二十四字歌，直至一百八十字歌、三百六十字歌等。按整首歌的句式来命名的歌，叫句式歌，如二句歌、三句歌、五六七八九句歌，十一句直至五十九句歌等。还有一种类型，是按照整首的一句多少字来命名歌，如九句五十四字歌、十句四十五字歌、十一句六十六字歌，十句八十一字歌、五十九句三百六十字歌等，人们把这类歌称为字句歌。仫佬族的歌唱传统，常见的多为七言四句歌，或三字头四句歌。然而，在仫佬族民歌中，最有特点、最能体现仫佬族歌者智慧的歌体，则是字句歌。仫佬族学者龙殿宝对这类歌体有过独特的见识，他认为：“仫佬族古歌句式主要是由三、四、五、七、十一言的长短句组成，正是这些长短句的交替组合，才形成这么多姿多彩的民歌形式，仫佬族古歌颇具宋词和元散曲的特点，也极其相似。”[1 ]4他甚至认为，仫佬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程度太深，编唱的字句歌直接吸收了汉族的宋词元曲形式，其形式的多样性在全国少数民族中也是少见的。他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敢完全苟同。我们认为，民族间的文化（文学）的相互影响，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相互学习，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达到一种交融的状态，最终形成有自己个性和特点的民族文化（文学）。因而，一个民族受他族文化（文学）影响，应有被动影响和主动影响，被动影响是纯粹摹仿，依葫芦画瓢，追求相似度；主动影响则是交流过程中有选择地接受、吸纳，继而改造、更新，创造出具有新质的文化（文学）模式。仫佬族受汉文化影响属于后一种。

二、仫佬族字句歌与宋词元曲

仫佬族字句歌与宋词元曲无论形式还是韵味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说，它们属于同根、同源的文化系统。

“词根生南国”。词是产生于唐繁荣于宋的一种以长短句为主要形式的诗歌体，它与民间音乐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词原是南方少数民族歌谣的歌词，配乐能唱，后来南方汉族文人或生活在南方的北方文人模仿其形式依曲填词，才演变成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诗体文学。《词学通论》也认为词肇于民间无名氏，定型于文人。[2 ]197也就是说，词生于南方少数民族民乐文化的母腹，长大成人后便脱离了原生母体，自行生成，自生自灭。从词的产生发展脉络看，它因最初形态保留了民间歌谣的自由清纯、无拘无束的风格而受到唐、宋文人的青睐，经文人的再创造而成为新诗体。反过来，词对民间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由于后来封建文人过于强调词的章法与结构，创作之路越走越窄，最终走向衰落。

而仫佬族的字句歌可以说是同一母体这根藤蔓上的一枝奇葩，仫佬族歌者在吸收汉民族文学的营养进行创作的字句歌，体式上跟宋词很相似，也充满了词的风格与韵味。但仫佬族字句歌的千变万化远远超过了词的基本模式，它的自由灵动、活泼欢悦是宋词元曲不可企及的。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

首先，从字句歌与宋词的体式上看，如仫佬族的十一字歌：

十字路头，起个凉亭不盖顶，

哥在亭中，夜夜抬头望天星，

星子跑走，风雨落在凉亭上，

妹不知哥，你寒咳嗽为谁人。[1 ]24-25

又如秦观的《减字木兰花》：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

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散，

困依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1 ]24-25

再看仫佬族的三十四字歌：

有声唱，

牡丹儿，

有马兄今不会骑，

若是落难天门阵，

无人救，

就望己娘

披挂提枪出飞骑。[1 ]24-25

再与关汉卿的小令《南吕、四块玉、别情》比较：

自送别，

心难舍，

一点相思几时绝。

凭栏袖拂杨花雪，

溪又斜，

山又遮，

人去也。[1 ]24-25

第一首仫佬族十一字句歌与秦观的词高度相似，每句前四字、后七字，共四句组合而成，整首歌和词整齐划一，既不多字也不少句。第二首以仫佬族三十四字歌与关汉卿的小令比较，小令二十九字，仅少五字，排列是，前首三三七七三四七，后一首三三七七三三三，不同在尾部两句，相似度还是很高的。类似于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比比皆是，如仫佬族的五句歌：画眉鸟，飞过坡，树无横树桠难落脚，莫怨命，总怪大哥命太薄。这首五句二十三字歌，排列是三三七三七；又如七句歌：哥想妹，韭菜开花一条心，就怕你三月天气，时雨时晴难定晴，苦着哥，难做人。这首七句歌三十字，排列是三七七七三三。几首句式歌字数很接近，但长短句变化非常灵活，有的长句置前，有的置后，或者长短交错。仫佬族的十一字歌每首长短也不一样，如《龙行凤舞莫推迟》共三二节一百二十八句，《十场就有九场赢》十三节五十二句，《要你当场水面浮》十二节四十八句。从歌体上看，仫佬族字句歌灵活多变，不受篇幅限制，恣肆潇洒，不拘一格，符合歌者在赛场上展示歌才的特点与风格。

其次，从字句歌与词在遣词造句和韵味上看，如仫佬族的二十四句歌：

彩绒丝线结绣球，

结情欢，

断情忧，

称砣下肚，

铁心我两共白头。[1 ]24-25

这首歌与张生的《千秋岁》下篇比较：

莫把幺弦拨，怨极弦能说。

天不老，情难绝，

心似双思网，中有千千结，

夜过也，东窗未白凝残月。[3]32

两首歌词中间都有两个短句起到停顿逗留的作用，都形象地表达了歌者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贞，一个用词通俗直白，一个委婉细腻，歌词中都出现了情、丝等字眼，这正是民族民间歌谣中最常见的用辞，是男女表达情爱的含蓄方式。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没有找到具体的例子证明哪些歌谣直接受到宋词元曲的深度影响，也不排除仫佬族字句歌有仿词的印迹，我们看到了字句歌有宋词元曲的诸多特征，但又超越了词的体式特点。字句歌最短有十一字歌，最长有三百六十字歌，篇幅可大可小，句式可长可短，字数可多可少，用词自由灵活，成了歌者赛场上展演和群众欢迎的歌谣体式。

三、仫佬族字句歌产生的社会条件

仫佬族字句歌与宋词元曲如此水融的现象，一定有它特殊的文化生态系统。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能接受外域他族文化（文学）的影响，前提是要有接受影响的相关能力，即汉字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仫佬族何时开始学习汉字、运用汉字书写记事，由于没有相关的文字记载，无从考证，仅从近古时期保存下来的碑文、族谱和字辈诗中略知一二。“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字辈诗为明朝年间（1368―1644）立的。有东门镇大罗村大清屯潘氏立明朝的字辈诗，东门镇德音村大清屯潘氏明朝立的字辈诗，四把镇大梧村吴氏三冬明朝立的字辈诗。”[4 ]100，201这是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仫佬族人运用汉字书写的应用文，说明明代或之前已经有仫佬族人学习和运用汉文字了。“据记载，清代乾隆、雍正时期汉族先进文化传播进一步深入，清中叶（1735）前后，朝廷规定每届招收汉族入籍少数民族文科8名，又另招少数民族的苗学2名，仫佬族已有一些人精通汉文经典诗文而考取举人秀才。”[4 ]从明朝到清代仅一百年间，仫佬族人由能运用汉文书写碑文到精通汉文经典诗文而考取举人秀才，这个跨越何其大？那些喜欢汉文经典又热爱歌唱的仫佬族人又该有多少呢？然而，仫佬族人民接受汉文化的影响的机会和条件，是今非昔能比的。

南方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早在先秦两汉就已开始，自秦始皇进兵岭南，大量汉官囤居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就给少数民族人民带来汉文化（文学）以及先进的农耕技术、从商经验等。而仫佬族人民自古生活在九万大山南峦，地势偏僻，交通闭塞，直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朝廷派李宏节率大军南下广西，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才覆盖到尚属“生蛮”之列的仫佬族聚居地。而今，仫佬族与汉、壮族联系较为密切的，也仅限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部的东门镇、小长安镇、四把镇、龙岸镇等，这几个镇正是仫佬族与汉、壮族杂居密集之地。从历史沿革可知，以上罗城县东部几个镇，宋、明时期曾经隶属柳州辖区，即融州、融水。而今融水仍属柳州辖区，罗城与天河并县后归庆远（今宜州）所辖。柳州、罗城、宜州形成一个小三角地带。所以，仫佬族受汉族文化（文学）影响是有历史根源的。唐元和十年（815）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在柳州四年力图发展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和先进科学技术，深得地方民众喜爱。柳宗元在柳州逝世，留下诗文600余篇，其作品由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存世，他的诗文也深深影响了地方民众。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被贬湖南期间，曾借鉴土家族民歌杨柳枝歌而新创的“竹枝词” 歌体，也深深地影响了壮侗诸族文人，清代壮族文人黄体元、莫震等就创作了《邕州竹枝词》和《忻城竹枝词》数首诗歌。而柳州忻城县紧邻宜州（庆远），宜州与罗城山水相连。宜州不仅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崇宁二年（1103）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也被贬至宜州，并于崇宁四年客死宜州贬所。黄庭坚不仅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对后世及民族地区文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仫佬族字句歌流布的地区，主要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东门镇的横岸村、桥头镇的板欧村、小长安镇的龙藤村、勒洞藤等地，还有柳州的柳城县也流行字句歌。从地理位置看，罗城县东门镇、小长安镇东南面紧靠柳州之柳城县，北面紧挨柳州之融水县，西临宜州市，这一带仫佬族与汉、壮民族交往频繁，这给仫佬族接受汉文化影响带来许多便利。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到当地仫佬人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早也比较深。首先，最早学习汉字并运用汉文书写记事的仫佬人就出现在这一地带，前面提到的明朝时期立的字辈诗碑文即是东门镇、四把镇的仫佬族人。其二，说桂柳话或土拐话的汉族也比较集中在这几个村屯，当地的仫佬人不仅用本民族语言唱歌，还能熟练地用桂柳话、土拐话、壮话唱歌或进行语言交流。第三，东门、小长安、四把等地广泛流传着汉族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朱买臣》《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长篇叙事歌。仫佬族字句歌是在多种语境交集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多维度的民族文化交流，是推动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强大外在力量，也是激发民族文化（文学）更新变革的内在原动力。

四、仫佬族的文学自觉

过去曾有学者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学）在接受他族文化（文学）得以发展时，总以牺牲自己的民族特点为代价，或以弱化自身的民族性为代价，其实不然，仫佬族歌体的变革与创新，正是在接受他族文化（文学）基础上达成的，它使自己的民族文学展现了一种新的面貌，让自己的文学比以往更为多样，更为鲜活。我们相信，“任何民族的文学总是与外域民族的文化、文学不断碰撞、交融，并以本民族文化传统为过滤器接受、融合与改造他者文化、文学，以此在一种矛盾、平衡（暂时的）状态中创造新质（to make something new），创新自己的文学。”[5 ]265从仫佬族字句歌的产生、发展直至成熟，经历了一条漫长的、不断完善并超越自我的一个过程，同时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变革创新本民族文学的途径。这也证明两点：第一，仫佬族是自觉学习外族文化（文学）的，他们的学习不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而是有选择性的，是以本民族文化传统为过滤器过滤、筛选过的。据《仫佬族文学史》的断代考量，仫佬族的古代文学，分为“远古文学”“中古文学”和“近古文学”，唐以前（公元618年以前）产生的文学属于远古文学，唐宋元（公元618―1367年以前）产生的文学属于中古文学，明清鸦片战争以前（1368―1839）产生的文学属于近古文学。唐宋之前流传的叙事歌、风俗歌、苦歌等主要以七言四句为主，少有变化。仫佬族的字句歌产生于明代，繁荣于清和近代，仍存活于现当代。从时间的跨度看，仫佬族接受汉文化（文学）影响是个漫长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他们能够如此轻松、娴熟地运用和驾驭这样的歌体，实属不易。第二，基于这样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文学创作理念，仫佬族人对于先进文化（文学）的崇拜、追逐或模仿，也是在情理之中。仫佬族人既能遵循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能永远处于发展变化的状态之中，显示了它接受外族文化影响的成熟与能力。最后我们坚信，一个民族要在坚守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向先进民族学习，向先进文化（文学）看齐，不但不会牺牲自己的特点或弱化自己的民族性，相反，还将取得更大的突破，获得更令人惊喜的成绩。

参考文献：

[1] 龙殿宝，黄桂秋，吴代群.仫佬族古歌[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2] 邓敏文.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M].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3] 岳珍，刘真.宋词品读[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5.

[4] 龙殿宝，吴盛枝，过伟.仫佬族文学史[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

[5]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Abstract：The singing habits and the narrative modeof a nationare formed in the long social life practice， and the change of any form of literature is related to the pursuing of new and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its literary subjec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between theemergence ofcharacter-based folk song， the folk song style of the Mulam people and the Song poetry and Yuan operain terms of forms， charm and style. This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itsliterature self-consciousnessthat the folk oral literature of the Mulam people is striving to seekways of literature development of its own ethnic group.

Key words： the Mulam people； innovationof folk song style； Song poetry and Yuan opera； literature self-conscious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