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空间

还没完全睁开眼，怎么又是深圳啊?我一次一次的出走，一次次的回来，我对它有着眷念，还是有条不可割弃的脐带?然而都不是，我身体里灌注了这种宿命，漂泊，漂泊，再漂泊。福永，城市之远。我下了车，背着几年留下来的包，这个小小的背包，跟着我南任北战，它像个小小的兵。拎着绯红色的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我的谋生工具，老虎钳、螺丝刀、电笔、扳手。几本在广州买的书，它们是契科夫文集，情人，方文山歌词。还有我带去的一本沈从文文集。它们很有重量地放在桶里，让我不忍心丢弃。

去物管所交了这个月的房租，看着收据，我突然发现我在这里住了一年了。住一年，对于我来说，是足够漫长的了。这么多年的打工生活，我住的最长久的算是沙尾村，达三年之久，其它就是两个月或半年时间。桥头，离小镇不远，我居然住下了一年。有朋友会问我，怎么住那么长久啊?我很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命运，打工。我是个容易固守的人，我选择这里，是因为它有一个足够大的空间让我自由地来去。我可以在这里抬头，望着窗外，天空是一片云。

我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响彻在走廊上。打开自己的房间，不到十平方的空间一目了然，米黄色的地板上铺满了一层细细的灰。靠左，是一个小小的对讲机，偶尔有朋友来，我可以不下楼通过对讲机的钥匙系统给朋友开门。然而，我的对讲机就像秋后的蝉，寂寂地贴在白色的墙面上。

在房间，一眼就能看到两盘植物，这两盘植物我都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我快速地奔到床头上的一盆植物，它快要死了，叶子枯萎。我生出一股愧疚感。啊!我这样的打工生活，原本是不该拥有这些的，我连自己都无法安顿下来，怎么去呵护好来自大自然的生命。我放下背包，冲到阳台上用白色的桶在水龙头上接了水，一边给植物倒水，一边望着它，眼睛里有泪来了。我又接了水给另一盆植物。这两盆植物是我在大楼上拯救回来的，一盆长得像手掌，一盆长得像手臂，我常这样形容它们，它们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很亲近。长得像手臂的植物，是我从大楼的拐角处看到的，它正靠着垃圾桶，我听见它在喊我，我回答了它。在一个加班后的晚上，我劳累地从大楼出来，我的两只胳膊因为用大力已经抬不起来了。在大楼的出口处，夜色掩映下，我看了这盆长得像手掌的植物。它有一人多高，大叶子苍绿，新生的叶子嫩绿，还在向上生长着，冒出我的头了。

这个办公桌有一米二宽，是我在桥头的家具店里买来的。我一直想拥有一个写字的地方，再也不用床当写字台了。我在桥头的几家家具店转悠，也去了旧货店。我选择了这一张办公桌，银灰色。银灰色的办公桌上置放着一台电脑，台式的。但它很旧，电脑维修店的小伙要我把它扔掉。已经修过多次，电脑总是出现各种毛病，写在上面的东西不见了。我还是替它抹去了灰，细细的灰，留在毛巾上，是一片沧桑。啊!我去年买的一个手提惠普电脑。因为相信朋友，我给了来深圳找工作的朋友一套钥匙，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带走了我的电脑。我对他的生存状态和他的这一种行为给予了理解，我原谅了他。诗人G听说我丢了电脑，就建议把他用过的电脑给我写作，我抱了回来。我明知道这是一台维修不好的电脑，还把它摆放在这里，为着诗友的一份情谊。

在办公桌上，有一面镜子，这是我从业主手上要来的。我们拆开它来时，缺了一只角，无法去判断镜子缺角的原因发生在哪一方，业主就另行买了一面镜子。这个镜子它是光亮的，我望着镜子中的那个自己，他们是两个孤独。相同的短发，三十人生还来不及褪去的青春，镜子中的那个自己胡桩生长。有时，我会在镜子前看到自己的，我不忍看到这些，我的身子开始凸显出肚子，肌肉由于新陈代谢的缓慢开始掉落肉坨。家人说我成熟了，我无法相信自己的年纪，因为我固执的热爱着曾经的青春。镜子的上方挂着一个琉璃挂饰，它晶莹剔透，是一条团着的龙，有好几种干净的颜色，龙头是我说不出的那种黄，龙身是紫色，绿色，蓝色，杂成一片，它们又不像我说出的这几种颜色。这个琉璃挂饰是一个朋友的，那次我穿了个比较时尚的衣服，领敞开很大，露出很大的脖子，朋友建议我带个东西在脖子上，在他很多的饰品中，我就挑选了这个龙的琉璃。有时，我出去，就别出心裁地带着这个琉璃龙，自然会引起朋友们的一些注意，他们一眼看出来了，是琉璃，他们尖叫，不知为何尖叫。我就会说，是朋友送给我的，说的时候感到朋友的温暖。我拥有一个抽屉，抽开来，里面是名片，这是我在各种聚会上得到的名片，它们排在一起。明知道它没有用处，搬家很多次，我还保留着。有各种资格证，比如驾驶证，电气工长证，宝安区作家证，深圳市作家证。这些累赘的东西，它跟我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有一张自己十五年的身份证，看着那个乳毛未干的小伙子照片，我对着他笑了。对了，还有一张我拾到的身份证，这是一个九零后的孩子，广西人。他应该是出来打工了，一不小心掉了身份证，他记不得掉在哪个工业区了，我也不记得我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拾到的。记得以前，我会把拾到的身份证通过上面的地址寄还给对方，信封底下我的地址是不准确的，我怕引起不必要的事端。我也掉过两次身份证，从未有人给我寄来过。这张身份证一直呆在我的抽屉里，我从来没想过要把它寄到对方手中，我是不是变得麻木了呢?

从镜子里就反射着床。床，是一个多么性感和暧昧的词，然而它却是我打工生活卸下肉身和灵魂的唯一地方。我曾在我的诗歌里写到，我的打工天地就是一张床。是的，在工厂宿舍里，在工棚，在合租农民房中，我住过一架又一架铁架床，拉上窗帘，床上堆着枕头、被子、行李箱、相册，还有书，我就把自己按在床头写诗歌。我的打工大部份是在被称为花园都市里生活，所谓生活就是住在被我们建筑的高楼大厦的屋檐下。如果要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那是昂贵的，它至少要花到上千元的房租，是不敢想象的。到了关外，我拥有了这个不到十平方的空间，这只有三百元的电梯房，对我仍是豪奢的。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过铁架床的生活了。床上的席子还是我出走时的样子，被单搞成一团，好像我根本没出去过，破旧的枕头，我看见自己还睡在上面。我看见了自己的毛发，掉在席子的间隙里，那么这个空间里有了人间气息。床头的电扇，很小，可以拿在手中，这也是朋友送给我的。啊!床，多半让我想着爱情和性有关的事物，它有过爱情吗?或者，我带回来的却是来折磨过这张床。这是一张木床，一米五宽，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很能清晰地看到被油漆过的原木纹路，我有时是裸睡在上面，没想过太多的生和死，道德和戒律这些恼人的问题。床下是热闹纷争的，有皮鞋，有拖鞋，有波鞋，它们就整齐地排在床底边上，很有规律。有一个大的皮箱，是我在岗厦村的邮政所捡到的，搬这里来前，我是住在岗厦村。皮箱很大，麻灰色，里面装满了我冬天的衣服，西装、休闲装、迷彩服，迷彩服让我想到森林和蛇。我拉出皮箱来，灰很厚，积满了年龄的沉厚，我细心地扫掉它。我打开皮箱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衣服还是新鲜如初地躺在皮箱里，没有灰 尘。我看见了被我封锁了的几件背心，有黑色的，白色蝉翼透明靓装，吊带灰色的健美式，还有一件高粱红的，我笑了，尽管那个穿背心的少年不见了。床下还有电线，工具，各种纸盒，它们挤着，是不愁寂寞的。

我就是喜欢通过这个大窗台看到外面，外面什么也没有。但有这个大窗台，我内心的世界遥远得多。有时我写作频繁了，灵思枯竭了，通过这个窗子，我又找回我的灵感了，我想象着窗外有花，笔下就有花了，我想象着窗外有树木，笔下就有了关于生命和大自然的诗句。我的窗台上有两个花瓶，都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个有着雕花，是太阳花，有几只蝴蝶，有时我感觉它们飞出去了，无觅处。一个花瓶里还生长着根，根是细微的，用纤维形容更好，根下有幼幼的细沙，极细小的生命，白色的玻璃花瓶装着它们，给我的空间增添了诗意，一种痛苦的抒情。窗子时开时闭，光线很好，让房间多了透明度，我在这个空间里时间是缓慢的，岁月悄悄爬上我的头发。窗子有几个衣架挂在铝条上，衣架上挂着我的衣服，它们是黑白的，也有灰色，偶尔是一件有点鲜明颜色的衣服。它们是我用来挡住盛夏的阳光，有爱情的时候，可以挡住对面大楼的视线，或多或少，我们骨予里有偷窥和被偷窥的生理基因，它们跟道德和法律无关。这些衣服有我的味道，一股男人的味道，也有太阳的味道，它们被衣架撑在哪里，就像我的影子和皮囊。有朋友建议我去买一个窗帘，我却时常担心明天就不在这个房间了，搬去另一个地方，以免徒增劳累。书，一进门就看见的，码放在一个玻璃茶几上，这个茶几也是我拾来的，四肢不稳了。我的书原本是码放在窗台上的，由于雨水跑进来，弄湿了它们，我心痛不已。看到这个被人丢弃的茶几，我立刻想到它可以堆放我的书。我一直是一个喜欢购书的人，以前在一些旧书摊上淘书，三元两元的买到一本世界名著，心里喜欢得不得了。总有人告诉我要多读书，我那时心下茫然，觉得一个写作者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学天性就够了，书读多了，就动摇了那一颗纯朴的诗心了。每次和文友聚会，他们说得最多的也是他们的阅读，我无言以对，只是一味的羡慕。去年来，我拼命买了一大堆书，把放在别人那里的书也搬了回来，觉得很多了。我还把自己看过的一些书送给朋友们看，我的这些文学朋友，大都是打工写作者，他们和我一样贫困和渴望着书给他们养料，去健全他们的思想。书，没有灰尘，我看了看，抽出我喜欢的诗集，翻了翻，放回去，这些是我一读再读的。我又从我的桶里把那几本放上去，突然感觉室内的空间增添了很多意趣。茶几上有一大堆杂志，它们是《诗刊》、《诗歌月刊》、《星星》、《作品》、《开州文苑》，这些都是我的样刊，里面有我的诗歌、散文、小说。茶几上还有一个打印机，从朋友手中买来的，2D0元，结果一次没用上过，它是爱普生的，在茶几上很有地位。茶几上还堆着我的一些衣服，这些大都是我常穿的，它们适合我身体骨架的各个尺寸。有一个朋友的包，里面全是他的衣服，这个朋友也是处于漂泊状态。说到包，我要写到我这个包了，跟了我几年，三十多元买来的。我喜欢它的颜色，简明的两种，灰色的浓烈，蓝色的飘逸，这两种词语是不相合在一起的，但我喜欢。包里有一把卷尺、记事本、计算机、螺丝刀、电笔，有一把剪线钳。它准确无误地挂在钉子上，有着一种飘落感。我随时领着它外出，掏出卷尺，拿出笔来收尽装修现场的数据。有时，我也背着它出现在文学聚会上，有时也背着它出去爬山，去海边游泳。这个包总让我想起天涯孤旅。

幸好，我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我常常要在这里站一站。感受下风，淋下雨。阳台上堆着两个坏掉的电风扇，风叶静止，雨伞静止，像两匹倒挂的黑鸟，它身边的鱼缸也是静止的，里面是水的皱纹。这个鱼缸也是我从大楼里拾到的，有朋友来建议我买金鱼回来放在鱼缸里，我何曾没想过。我看着布满灰尘的玻璃，无奈地说，我的这种生活是无法例养这些的，我害怕出去久了，回来看到鱼的生命突然消失。我的视线是不能达到更远的地方，十米之处就是楼层，挡住我的视线，楼顶上是鱼骨天线。我有时，在五米的距离，从这个阳台可以看到那座人行天桥，晚上十点穿着工农的厂妹从人行天桥上走下去，落入夜色中。我望了出去，望见了球场、篮球架，堆放的红砖、模板、木头。我的厨房是小小的，只容得下一个人的小。我细心地擦着油污、灰尘，我看见了蚂蚁在上面行走。我出走时购买的土豆长出芽子来了，人蒜也抽着芽子。我原本有七个白色的塑料桶，是妻子在其它地方弄来要带回老家去。它们就像北斗七星一样出现在我的房间。为了节约用水，很寂静的夜里，我能清晰地听到滴水的声音，一点一滴，是若有若无的回响，存在着，落入白色的桶里，它们有一种生命的质感。我发觉我的一切东西都是拾荒来的。这个古老的椅子，我在垃圾堆看到它时，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喜爱，我看到我的老年在这把椅子上慢慢地回忆过去的时光。它是一把竹椅，很旧了，这种旧是我喜欢的那种活法。竹子很细，大拇指般粗，经过工艺处理，弯弯曲曲就形成了一个坐字。我拂去灰尘坐上去，坐上去，翘着我的腿，像我帝国时代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