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绽放 骏马奔腾――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者感言

银狐，崇尚自然的象征

郭雪波（蒙古族）

作品一旦产生，其实就离开了作家本人，如一远嫁的女儿或送进社会的成人儿子。

社会公众或读者“公婆”，将成为“儿女”的见证人和品评者。当然，作为父母总是有些忐忑，期盼得到关于“儿女”的好消息，因而社会奖项便是一个很好的反馈。

《银狐》获“骏马奖”，我很开心。

《银狐》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上世纪80年表短篇《沙狐》时产生了冲动，前后用七八年时间才完成。书稿压箱底两年，后被漓江出版社庞俭克副总编力挺付梓出版，先后印了四次数万册，算盗版本印数已超二三十万册，并有几十家报刊网络连载和评论，在台湾出版后被评为年度好书之一。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产生《银狐》的蒙古草原和沙地，是片神奇的土地。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自治区社科院文学所下放到老家科尔沁沙地“改造”，从那时我开始认真审视那片曾经的草原，审视蒙古民族的文化和宗教。蒙古民族是有宗教的民族，古时产生了萨满教，崇拜长生天为父长生地为母，崇尚自然万物，在成吉思汗时期萨满教有国教地位。

近二百年蒙古民族因清朝政治原因信奉喇嘛教，但萨满文化始终流动在血脉里。后来喇嘛教基本从草原上消失，蒙古人消化了喇嘛教去恶扬善、以和善待人等精神，又回归到最初的萨满教文化传统，如现在的祭拜象征天地的“敖包”、安代舞、呼麦长调、婚礼礼节等，处处体现着萨满文化痕迹。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宗教文化心理，也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崇拜和热爱的精神。

蒙古民族，是悲悯的，也是乐观的；是慈弱的，也是坚挺的；是纯粹的，也是扬善的；是可以信赖和不轻易背叛的。我父亲是一位蒙古族说书艺人，他为我打开了这扇萨满文化的门。萨满教的传统“安代”舞，就是从我生长的那个村子挖掘整理出来的。

《银狐》，讲述了萨满教文化历史，阐释了蒙古民族与天地自然固有的生死相连的关系。我力图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进行探索，本书是我对自己民族文化和宗教进行几十年研究追索的结晶。

之前的中篇小说《父爱如山》（在台湾发表和获奖的篇名为《继父》）也有过类似尝试，想从佛教和喇嘛教文化角度反映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缺乏关怀的冷漠和功利现状，阐释“父亲”至死不渝的神圣之爱，来自于他那颗虔诚的具有宗教关怀的至善之心。

对一个民族的宗教和文化深入了解，对创作者来说极为重要。这首先需要精通它的文字并与它文字记述的历史对话，更需要精通它的语言才可准确触摸到这民族现实的内心世界和跳动的血脉，这样才显得对这个民族有了足够的尊重。

作品获奖，证明过去，激励未来。感谢评委们，祝骏马飞腾。

思 绪（二则）

格致（满族）

站在30厘米高的凳子上

2000年，我搬了一次家，从城东搬到城西，从旧房子搬进新房子，添了一些新家具，似乎什么也不缺了。

有一天，我买了一双皮鞋，想要配我的一条灰裙子。回到家我穿好了我的裙子，又穿好了新鞋，我来到镜子前，想看看裙子和鞋在镜子里的样子。

我的镜子在卫生间里，高挂在瓷砖墙上。它是四四方方的一块。我每天都通过它看见自己。我向镜子里看，怎么也看不见我的裙子和我的鞋。我的镜子一直只能照到上半身。当然，低下头就可以看见自己的脚和脚上的鞋子。但我认为，低头看，那是自己看自己，而从镜子里看自己可以是自己看别人。镜子里和镜子外，形成了两个空间。站在镜子外面向镜子里看，自己就处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

我一定要在镜子里看见完整的自己。于是我站在了一张凳子上，把自己抬高了30厘米。我看见我的大腿和脚、我的裙子和鞋，都被包括在镜子里了。这时，我发现，我的头不见了。它从镜子的上端移出去了。我是通过一个大幅度的弯腰才看见这一切的。

于是我知道我还缺一件家具，缺一面大一些的镜子。这么多年来，我看到的一直是我的一部分。那另外的部分被镜子的下沿不露声色地切割掉了。

端坐在母亲的椅子上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是1999年，那一年我的孩子4岁。我的孩子是一个男孩。他是一个男孩这一点很重要。首先，我丈夫家三代单传，其血脉看上去像一缕蜘蛛丝，总是让人担心。儿子之于我的深远意义四年后才显露。他使我拿起笔就处在一个母亲的视角上，而不是两性对立的位置。我现在认为单纯的两性对立视角是个泥淖，有点像打内战。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思维都改变了。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很多生存疑难，比如强烈的不安全感。我突然害怕死亡。而那些潜在的危险也就全都从洞里爬了出来。我不敢横过马路，怕被汽车撞死，我不敢走夜路，怕黑暗里埋伏着要杀死我的人……后来我知道了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是我的孩子生命的前提。我陷在这些最低级的生存困境里。这就是我的作品里几乎没有男女的对立、爱恨情仇，这些都是高级需要，而我很不幸，一开始就掉进生命的低级需要里还没挣扎出来呢。

现在，我的孩子在快速长大。不看脸，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身体的快速发育，又左右了我的思想：我是一个男人的母亲。我发现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母亲这个位置了。之后，我渐渐感到坐在母亲的位置上的优势：这是一个略高的位置，我可以俯视所有男人：哦，原来，他们都是孩子啊！

我认为，母子是一张滔天大网，它网住了一切，包括了一切，什么都在里边了：男女、伦理……坐在母亲的椅子上，我已经感到很舒适了。我因此获得了一个更宽广的视角。还有，在男女中，我处被动，是接受者；在母子中，我主动，是施予者。

我愿意做一个施予者。

对农民哥哥有个交代

了一容（东乡族）

记得春天文学奖颁奖那天，主办方让我当众发表自己的致答辞，我就上台照着我即兴写的念了，我觉得我的讲话非常得劲，似乎给主办方和我都没有丢人。后来，我把那天的致答辞收在我最近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手掬你直到天亮》里。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是的，获奖是开心的事情：苦苦追寻的精神、理想得到承认和印证，心里会觉得莫大的安慰。首先是家乡沙沟村子里种地的农民哥哥在电话里听了高兴，就像我听了他说他种的地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说今年没有旱灾、冰雹一样激动。哥哥的儿子从他的手里抢过电话大声问我：“巴巴（叔叔），你获奖了我们真个高兴，能给多少钱~？”

我突然一懵，不知怎么回答。过了片刻，我说这是个特别高的荣誉，就像你种了一棵果树结了果，别人吃了说甜得很，你心里产生的感觉和我现在的感觉是一模一样。侄儿憨憨地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声音曳得长长的噢着。

除了写作，我跟哥哥交流最多的是种地的事情。比如今年这块地种秋田，明年就得种麦子等等，就这样轮换着种，让土地能够缓好墒情，充分发挥它们的能量，增进产值。

老实讲，我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农民，我曾放过马，也割过粮食，严格意义上说应当是拔，因为多数是山地里的庄稼，太矮，如果你割了的话，就打不上草了，所以就得用手拔。有些人要专门用破布片缝制一种只戴在小拇指和无名指上的手套，这样不会割手。大多数农民手上都有厚厚的老茧，其本身就是保护自己的最美的手套，他们不会过多依赖和指望什么，一切都得求己。

“求己”是我们民族的一句专用术语，从小竖起一切艰难困苦要仰仗自己的信念。因此，多年来我都非常敬重我的哥哥，其实他不单光会种好自己瘠薄的田地、会到建筑工地上打工，他还会读书看报，还知道哪个作家有良心、关心底层的人。

《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这个中短篇集的名字是哥哥起的，有好心的老师要让我改为《绝境》。但是，我还是相信我哥哥的艺术感觉，他说：“这是我们民族自己才有的东西，你细细想想，多么诗意、多么清洁和有硬度啊！”

是的，我尊重哥哥的意见。这是对农民哥哥的交代，也是对我们民族的一个交代！

老艺人在微笑

玛波（景颇族）

我用景颇文写的长篇小说《罗孔札定》荣获“骏马奖”的消息一公布，很多文友和我分享获奖的快乐。高兴之余，想起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民间艺人袍坚东。1995年，我正在创作长篇小说《落难的雇佣军》，她到德宏州文联来找我，把五张从小学算术本上撕下来的、写满文字的纸递给我说：“阿波，等你写完了雇佣军，再写罗孔札定，这是我在五・七干校改造时写下来的罗孔札定的传奇故事。”

老人来不及读我的新作《落难的雇佣军》，于1997年去世。从此，罗孔札定便跟随我形影不离。她时而把我带进堆积着金银珠宝、妻妾成群的罗孔部落，时而闯入充满瘴气、疟疾、蝗虫、毒蛇、虎豹、马鹿的遮天闭日的原始森林，时而跃入莺歌燕舞、爱情与仇杀、温柔与陷阱、嫉妒与善良的人堆里，时而冲进为争夺玉石矿山而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战场，时而看见汗水滴落在脚尖上的农奴，在刀背和藤条下艰难劳作……最后她喊着“建立民主平等制度，铲除部落山官剥削制度” 的口号，发动农奴起义，直至取得全面胜利。

由于主人公的历史资料没有详细记载，单凭袍坚东老人给我的那点材料远远不够，（因为景颇族是个迁徙的民族，据说在爬山涉水、翻山越岭的迁徙途中丢失了刻在羊皮上的文字），很多历史大事记都由大斋瓦用念唱的方式一代代传下来，有了文字后，很多有历史价值的长诗和故事，由于斋瓦的逝世而跟着入土，逐渐失传。为了把罗孔札定写得更真实完善，我几度进入勐弄、铜壁关、卡场、太平、芒允、高里、陇川、缅甸密支那等地，沿着罗孔札定走过的路线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搜集了大量有关她的传说故事。

真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急着写的罗孔札定没写成，倒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江岸别墅》和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在另一个世界》。直到2006年，和省作协签约，才决定写罗孔札定。之间，请了散文作家坡朵波东、儿童文学作家图龙、小说作家邦扎、诗人木贵诺扎，让他们当我的第一批读者，并请他们提出读后感，详细修改了四次。序言则由著名景颇族历史学家台曼撰写。酝酿多年的《罗孔札定》终于出版并获了奖，我想，老艺人袍坚东的在天之灵一定微笑着瞑目了。

“俄斯兰巴”开在古碉旁

雷 子（羌族）

这段时间我常想：如果我在这次“5・12”地震中失去了生命，评委会不会给一个亡者颁奖？

我庆幸自己还活着。羌山深处的我，犹如古碉旁幸运的“俄斯兰巴”①，虽然历经劫难，却沐浴着温暖的人性辉光。

今年5月8日，我接到关于“骏马奖”初评推选的电话；5月9日下午，我把自己的10本诗集邮走了；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就发生了！震波把我震晕了，我忘了诗集参赛的事。那时候，抢救生命和包扎伤口是头等大事。那些日子，我每天都与我的同事们在尘埃飞扬的县物资后勤保障组分发救灾物资，我们挥汗如雨如一个个辛劳的农夫、农妇，我们在骄阳下和月色中当搬运工，记录物资的入库和出库。

那时候，诗歌是我们滴入土地的汗水，破旧的方便面纸箱是我记录文字最经济实惠的纸张。《情恸5・12》2万多字的灾区日记就是这样在帐篷边、田间地、烛光下，从我紧张的喘息和睡眠里挤出来的。

得到获奖消息时，我的部分同胞甚至为之喜极而泣，有些朋友则在远方为我举杯，他们开心得就像羌家火塘里永远不灭的火焰。我觉得这个奖不是给我的，而是颁给整个羌族人民的。

带着远古艰难的迁徙记忆，我的祖辈扎根在岷江河谷，已历经千年生息。我是听着大禹治水、姜维征战、黑虎将军的传奇故事长大的；我是烤着万年火、穿着阴丹蓝长衫和羊皮褂子，在迷宫一般的羌寨里听着远古的羌笛和古唱经长大的；我是在雪山下眺望巍峨的碉楼、跳着优美的萨朗、听着岷江经年的歌声长大的。羌族的宗教、民俗文化至今还保留着许多玄妙离奇的传说、神秘古老的咒语，庄严的“释比”②诵念着古唱经像风一样在山壑间倏然来去……瑰丽、苍凉的西羌文化从小让我耳濡目染、神往心仪。30多年前我有幸成为了一个羌人，今天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诗人。迷醉在汉字的神韵中，我在用方块字承载个人的喜怒哀乐的同时，也用它们搜寻并记录着羌民族的血性与文脉。

在羌山古碉旁，我的名字就是花的名字――俄斯兰巴！扎根现实生活，汲取民族养分，我的诗没有时尚的攀附，也没有派别的羁束，如一个浩荡羌风中的歌者，自由而不放纵，自在却不孤独。当我要沉下去写某个题材的时候，我总能看见直抵生命的苍凉与悲恸，它们的幻影来自河流与天际。

注：① “俄斯兰巴”，羌语音译，意为“羊角花”，也叫“杜鹃花”。

②“释比”，是羌族文化的传承者。

请让我献上这圣洁的哈达

斯日古楞（蒙古族）

在草原上，我曾经无数次地以蒙古族最崇高的礼节，为远方来的客人敬献最朴素也最圣洁的哈达，还要敬上一银碗浓香甘烈的美酒，这种仪式所表达的是我们这个古老的草原民族真诚善良的心境。而今天，我面对诗歌的殿堂，仍然还是要以这个简单庄重且极富内涵的形式，为之敬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这内里深藏着的是我对诗歌的虔诚与敬仰。因为生活中的我，就是带着对诗的向往、憧憬和热爱，一路执著地走来，这一走就走过了我的少年、我的青年，甚至我的中年。我真的相信一种说法，即一个人的一生中，有时就是因为一步路决定了你的命运，成与败、功与过、荣与辱，都不过如此。

我的人生之旅，就是被诗歌的马车牵引着启程和远行的。从我能够认识自己身旁事物的明晰特征开始，诗就成了我生活中的内容，它是一个可交的朋友。诗的天空，诗的草地，诗的河流，诗的骏马……那么多诗意的日子，向我铺排着缤纷的万象，向我展现着奥妙的玄机，向我陈述着瞬息的转逝。我就这样在诗的光芒中，打造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品格和人生。

诗――草原――我，成就了我的生态链，三个元素的组合，缺一不可。学诗30年，作为一个业余作者，特别是一个少数民族中的诗者，今天能站到诗坛之上，受之殊荣，实属幸运，这是让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写诗30年，细细想来，也是艰辛的。所付出的努力，探索中的徘徊，思想的负重，加上与我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又是那么的不兼容，要完成两种事业两种逻辑的共同发展，更是不易之举。在忙里得闲时发现诗，在闲中找事时盘算工作，真够累。好在这两种事物的运行操持我都充满了信心与乐趣，在它们的互补中，我体味着收获。我所热衷的诗歌写作，它是那样的完美高洁，让人产生激情和灵动。每当我重新审视那些从笔尖流淌到纸上的诗歌，一个个词语，一行行诗句，它们静静地躺在我的眼前，却印在我的心里，甚至让我的血液加温，我就获得了一份安慰一份欣悦，继而更加重了我对诗的敬意。

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完全凭借的是自己内心的感觉。从蒙古民族的圣祖成吉思汗缔造的伟业里，从古老神秘的图腾传说中，从浩然荡气的荒原的绵延里，我寻找着独属于我的东西。

前不久，我完成一首《胡杨啊胡杨》的诗，对于这种生存在内蒙古额济纳的珍稀树木，我写到：

那该是怎样的位置啊

是信念还是图腾

我不知该用萨满来解释

还是该去请教葛根

是你在岁月修炼中如涅般的意境

更坚定着朝圣者的铁血远行

大概，这就是我今天之所以要敬献哈达的原因吧。

仗剑而歌用心铸剑

孙宝廷（阿昌族）

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永远记住的幸福的事情。我想，如果阿昌月亮神勾楼早芒、太阳神毛荷早芒、寨神早先知道，他们也一定会为我举杯同庆的。

据史书载，古大理南诏国六诏中的“浪穹诏”、“施浪诏”、“登浪诏”三个诏，史称“三浪诏”，是阿昌族先民浪峨人所建立的。南诏发源地蒙舍诏中的“蒙舍”，即蒙撒峒，是阿昌族的发源地。蒙舍诏是阿昌族先民建立的部落政权，后蒙舍诏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地方政权，南诏国被大理段氏灭亡之后，被迫迁离洱海地区。远古的历史，让我倍感神奇。在收藏古瓷器中，在寻找阿昌古文化中，我渐渐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强大魅力。

《月亮刀魂》这部散文集的获奖，为我今后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严格地说，我的这部作品未能很好地撰写出阿昌族特有的文化气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获奖是对全国较少民族阿昌族的关怀和厚爱的结果。为此，我为自己是一名阿昌族作家而深感骄傲。

一个民族的发展，靠的是文化，靠的是不屈的精神之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我的散文集正是沿着民族文化的道路，传达的文化信息力求囊括整个阿昌民族自强不息的这一精神元素。

我真诚感谢对我一直给予莫大关怀和帮助支持的人们。没有他们的关心帮助，我将一事无成。我曾两次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研讨培训，一次到广东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作家采风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感动不已。

我要感谢云南高原这块充满神奇充满梦幻的黄天厚土和绝妙山水，是她给予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创作灵感。我还要感谢生我养我的善良母亲，是她用博爱的乳汁，把我从一个丑小孩一步一步培养成人并送出大山之外的。还有我深深爱着的强大的祖国，他们给我知识和营养，没有这些，我不会拥有今天。

阿昌族是一个充满诗意充满欢乐的民族，更是一个爱刀的民族，阿昌刀是民族的符号。在滇西，说起阿昌刀，没有人不知道的。我是一个爱刀的人，更希望自己是一名永远的铸剑者。刀是一种生命，一种精神和信念。仗剑而歌的民族，是我赖以创作的源泉和根！

我骑着美丽的黑骏马在文学的草原上努力狂奔，沿着先人遮帕麻和遮米麻从未踏过的道路依着梦想前行。

功名利禄随水流，惟有文章见真情。写不尽的故乡情，抒不尽的滇西魂。我愿自己是永远的一名歌者，秉承阿昌人的德性，用手中的拙笔，用心写作，以此来报答大家对我的厚爱。

阿昌人生得犟，不哭就要唱，我要永远为阿昌而唱而歌。我要仗剑而歌，用心铸剑。

感悟谢谢

伊明・阿布拉（维吾尔族）

时光如梭，跨年就将告别不惑岁月，也许是“成熟”的缘故吧，当从老同学发来的祝贺短信中得知获奖的消息，几乎没有欣喜若狂、泪洒衣襟般的激动不已和热血沸腾，毕竟不是80后激情似火的年龄段了！我以由衷感激的心情回复了“谢谢”二字。其实，心里很高兴，但情绪异常平静，真想瞬间就把“谢谢”一词敬献给父母、妻儿、老师、同学、朋友、同事、领导、编辑、专家……凡是关心和支持我的人，哪怕是曾经送给我一句鼓励言辞的陌生人，我急于把这个使用频率最高、蕴涵最丰富的敬辞衷心地献给他们。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取得成功都离不开彼此关爱、彼此支持、彼此鼓劲、彼此感恩。

谢谢父母。因为缘分和天意，他们结合了，并慷慨地赐给我生命，让我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分子；辛勤养育，让我健康成长，赢得了服务人类的短暂机遇。

谢谢妻儿。妻子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谢谢儿子，他的天真可爱、诚实明理、自觉读书，使得我腾出更多的时间在译事之路上不断求索。

谢谢老师。从童年到成年，不同阶段的老师辛勤耕耘和浇灌，让知识的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谢谢朋友。各行各业、不同民族的朋友，彼此温暖的援助之手总能紧紧地拉在一起，共享友谊的甘甜。

谢谢同事。同事的帮助，是我译事之路上的加油站。

谢谢编辑。编辑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的知心伙伴，“雏稿”在他们的精心装扮下变得羽毛丰满，愉悦读者。

谢谢读者。没有读者的肯定，我的翻译活动将变得毫无意义。

最后，我还想对“坚持”道一声谢谢。从译28年来，“坚持”一直伴随着我。对酷爱这项古老职业的人来说，要想取得一些成绩，惟有坚持、坚持、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