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深处的情感

中国当代电影里最缺的是一种厚重，因为当代中国导演关注的往往只是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生活秀》、《卡拉是一条狗》、《幸福时光》、《和你在一起》等等。并不是说现实层面就产生不了深刻，而是在于导演们的功利心太强，从而阻挡了他们探究历史的勇气，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进入人的精神层面的深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遗憾。然而，陈凯歌的《百花深处》是一个例外。

《百花深处》是《十分钟年华老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十分钟的短片，虽然短，思考的问题却并不浅。

2002年，《十分钟年华老去》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陈凯歌的这一部《百花深处》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十分钟年华老去》是英国“十分钟年华老去”公司出品的一个短片电影集。该公司邀请了全世界十五位最优秀的导演来集体创作一部关于时间的影片，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戈达尔、贝托卢奇等，这些导演每人用十分钟的时间来讲述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汇集起来表达人类对于时间的反思与敬畏。

十五位导演来自不同的国家、民族、地区，有着不同的信仰、经历和文化背景，他们有的说的是轮回，有的说的是变迁，有的说的是偶然，有的说的是……，虽然讲述的故事各异，但他们的感受、情感却惊人的一致，传递的思想也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对时间流逝的无奈和留恋。

看来，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因为它牵扯到的是对生命短长的感伤，对命运不定的迷惑，以及对人生存在意义的追问。原来，人在时间面前，竟然如此的渺小，如此的无助，如此的脆弱，甚至不堪一击。原来，时间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时间改变一切，时间刻画一切，时间是一切的王中之王。

但是，大多数导演却并不把目光停留于此，那样的话就成了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导演们在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喟叹之后，又给出了一种直面的勇气。

直面的是什么？直面的是历史。

十分钟虽然短暂，却可以构建历史，十分钟虽然易逝，却可以承载历史的原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历史意识。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必须对历史有着最敏锐的感受，因为历史当中包含着一切存在着的和即将存在的必然，这是黑格尔说的，他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百花深处》的导演就是这样一位导演。陈凯歌，中国惟一获邀参与这一影片制作的导演，他用他的作品证明了他的实力。

“百花深处”是北京一条胡同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就成了100 flowers hidden deep，非常优美、非常有意境的一个译名，颇有点像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中的一句。陈凯歌还确实将其拍成了一个意境深含的影片。

故事很短，说的是一个搬家的故事。请求搬家的人是一个疯子，要求搬的家已经不存在了，而搬家的人却偏偏要把虚幻当成真实，于是就在一片被拆迁的废墟中上演了一出模拟搬家的喜剧。本来，这出喜剧只能以滑稽落幕，可是，导演却别出心裁，他混淆了虚幻与现实的关系：虚拟的鱼缸里出现了水的声响，光秃秃的大槐树旁长出了四合院，平坦的地面上掩藏着历史的横沟，而那横沟里却不期然埋着晨钟暮鼓的铃铛，在叮当声中，连我们也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虚幻。

陈凯歌说他拍这部短片的初衷是怀旧，据说他有一次经过一个正拆迁的工地时，回头一望，一片古老城市的废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他有了一种心灵的颤动，于是有了这个短片的立意。

的确，怀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每个人都有怀旧的情感与时刻，每个民族都有怀旧的内容与情绪。老年人会戚戚地怀念逝去的青春，青年人会淡淡地怀念远去的恋人，异乡人会幽幽地怀念故乡的味道。怀旧，意味着青春，意味着体验，意味着记忆，可以说怀旧是人类一片挥之不去的情感盲区，它构成了人类独有的本质之一。

怀旧的情绪无处不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艺术。有些音乐会莫名拨动我们怀旧的神经，有些照片会不由自主重新唤回我们逝去的岁月，有些诗歌会一刹那间就能切入我们伤感的往昔。电影是最能表达这种情感的艺术之一，因为它往往是对历史的一种再现。《美国往事》之所以经典不在于主人公曾有的辉煌，而是那些曾经的经历都已成为过去；《花样年华》之所以卖座不在于情感的真挚，而是导演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刻着缕缕的伤感；《阳光灿烂的日子》之所以明媚不在于真的就是阳光灿烂，而是导演对自己忧郁童年的记忆如此清晰，又如此模糊。

怀旧，是一种感伤，是一种无奈，甚至有点不合时宜，与现实显得格格不入。一般这种情绪大多发生在人的老年，发生在那些被抛在历史后面的人身上。有的时候似乎只不过能引起人们一点点的同情，在情感上引起人们一时的共鸣。怀旧，人类再普通不过的情感，艺术中再普通不过的主题。

然而，陈凯歌却将这种怀旧的情绪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将其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面。他从怀旧始，以反思终，在怀旧中却传递出人生无尽的内涵，因而使得《百花深处》具有了英伽登所说艺术的最高层面：形而上性质。

影片是从搬家开始的。搬家是一个典型的文学原型：这里面有一个旧与新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从旧家搬到新家掩藏着一个隐喻，那就是新生。但是，陈凯歌在这部短片中说的并不是新生，因为这部影片采用的是一个逆行结构。

影片一开始映入眼帘的是新家的场景，崭新的高楼大厦，鞭炮声鸣，忙忙碌碌的搬家场面，一派喜气洋洋。然后，镜头一转，回到了旧家。旧家是一片废墟，到处是残垣断壁，空荡荡的空间中只剩下一棵孤零零的树和一个孤单单的人，还有那只破碎的铃铛。这样一下子就拓展了人的思路，从新生发展成了继承与延续。

于是，新家是一个存在，旧家同样也是一个存在，中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其实隐含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只有架起一座桥梁才能实现旧与新的转换。

这座桥梁就是影片的主人公，冯先生。冯，谐音是疯，这位冯先生看来确实是一个“疯”先生：一次一次执着地要求搬家。他所要搬的家是一个古香古色、带着浓郁传统气息的家，而这个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他的要求就只能是无理的。这又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一个停留在过去中的人，一个被时代抛弃的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

不过他又是有理的，因为他真的看见了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听见了已经支离破碎的铃铛声，清楚地记得埋在浮土下面的那条深沟，而且，他竟然真的在深沟里找到并复原了代表着历史真相的铃铛。

所以，“疯”与“不疯”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可以辩证地来看待的问题。原来在导演心里，这个“疯”先生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一个有着浓厚情感的人，一个值得同情、值得关注的人。这让我想起2003年德国的一部影片《再见列宁》。那部片子中也有一个瞧上去疯了的小伙子，他在社会主义东德被资本主义西德合并之后，为了让自己的母亲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多活几天，竟然要复制一个国家，从家里的摆设到母亲爱吃的食物，从母亲的生日party到电视里的新闻，甚至整个城市，他都要原封不动为母亲保留下来，简直疯得不能再疯，然而在一连串的闹剧过后，我们却笑不起来，因为小伙子的行动虽然荒唐，但却是为着一个无比高尚的目的：爱，有着一颗极其理想主义的心。所以影片一上映就风靡整个欧洲，并获得了2003年第5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欧洲影片蓝天使奖。

理想主义，一个曾经多么崇高的字眼，在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却渐渐地被疏离了。似乎是一个可怕的预言，1959年，张中晓在“早餐阙如”、“寒衣卖尽”的情况下就用“无梦楼”做自己笔记的题目。1974年，顾准还在难中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国人要从理想主义回到经验主义。是呀，我们曾经多么的年轻、浪漫、热情，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现实的对手，都不是领我们走出贫困的航灯，只有经验，只有像泥鳅一样油滑的经验才是我们摆脱困境的法宝。

所以，对于经验主义者们来说，“疯”先生的搬家就显得无比的别扭和滑稽，因为一切行动都是一场被困于废墟中的想象中的荒诞的搬家：搬家的汽车穿过七零八落的残垣断壁，停靠在一片空荡荡的拆迁工地，周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孤零零的老槐树，然后就在这里要进行一场模拟的搬家。怎么搬？没法搬。紫檀的衣橱、养着金鱼的鱼缸、前清的灯座，工人们吃力地搬抬家具，小心翼翼地上下台阶，家具是想象中的，行动像演戏一样，整个搬家都是虚拟化的，在这里现实不存在了，一切实的都成了虚的。

然而正是这个“虚”，才使影片超脱出来，别有了意味。就如同庄生梦蝶，不知庄生是真是幻，亦不知蝴蝶是真是幻。导演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法：以虚就虚，才得以虚实相生。废墟里的那棵老槐树作为一个实的存在，本来是影片的背景，导演巧妙地把它定格为焦点渐渐虚幻，幻化成一幅古香古色的四合院的立体构图，再幻化成一幅优美和谐的中国水墨画，所有的虚都凝成一个点，达到顶峰，逐渐进入一个超现实的幻象世界。幻象世界却并不一定虚幻，因为冯先生的手中还确实有一件实实在在的宝贝：铃，而且他还居然真的找到了铃的伴侣：铛。铃和铛配合在一起就生发出了代表我们古朴记忆的铃铛声，于是，所谓的虚并不是完全的虚，似乎又能把我们带入到真实世界，虚与实在这里实现了互换。最后，导演用一幅水墨画幻化为一幅夕阳里废墟的场景，用一个破碎铃铛的曼妙响声复合二者的对立，听觉的虚幻贯穿视觉的虚幻，在对立中形成统一，从而完成现实与虚幻的合一。

除此之外，影片还有两处典型的画框构图来表现虚实的辩证关系。第一处是从废墟的窗框中往外看，汽车疾驶而过。前景是废墟的虚，后景是汽车的实，前后景的反差形成一种隔离，产生一种现实与历史的虚幻感，造成一种旁观意识，从而使人的心态不自然而脱出；第二处是从汽车反光镜中往后看，空旷的废墟作为实的存在一下子被拉远距离，树与人独立出来，周围繁琐的背景被去掉，原先实在的场景趋于模糊和虚幻，而模糊的感觉产生美感，反光镜中的景象成了一幅画。在画中观者与被观者的情感获得沟通，观众的感受获得加深，最终实现二者情感的认同。

影片就是通过这样的虚实对比与互生，构成了影片的意味所在，而这意味的背后恰恰是导演对世界、对时间、对历史的一种思索。那么，导演思索的究竟是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导演所说的主题：怀旧。如前所述，怀旧只是一种日常情感，并不能说明什么，导演却运用了一个搬家的逆行结构，所以影片说的不再是新生，而是如何对待旧的问题。旧，代表的就是历史，历史往往不被人们重视，人们最擅长的就是遗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历史又是沉重的，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是说明一切的背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民族抑或国家而言。

历史意识是近年来中国很多艺术家关注的焦点，我注意到前不久中国一女一男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写了两位作家的历史故事：一个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一个是王蒙的《青狐》。两位作家都用异性作家作为自己故事的载体，一个是写成名的男作家在很多年后不得不面对自己落难时所生的丑陋、笨拙、低贱的儿子；另一个是写成名后的女作家很多年后发现自己仍然摆脱不掉自己原来的样子。他们写的都是他们身边的故事，所用的人物却恰恰是与自己相异的异性。为什么？

正如同陈思和先生在评论《叔叔的故事》时所说：“叔叔一生的命运都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紧密关联，因此他的全部辉煌和全部丑陋，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时代（尤其是‘’后近十年的时间）中民族文化的缩影”，两位作家的主旨其实并不在于去描写某个事件、阐述某个事实，而是有着更深的寓意，这个寓意就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的沉重，以及在历史面前保持尊敬。

除了王安忆、王蒙，导演里面就是贾樟柯，在《站台》一片中，他所有的努力都是试图重建一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发展的原貌，可惜他做得过了火，浮在生活的表面，反而失去了历史的厚重，因而失去了对人心灵的震撼。

陈凯歌的《百花深处》虽然简短，却令人回味无穷，其原因就在于它对历史的态度不仅仅是复现，还带有极强的反思意味，因而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

历史是什么？在这部短片中历史不再仅仅是年代、事件、人物等等具体的客观实在物，还包括虚空的精神存在，如铃铛的叮当声响、百花坠落的芬芳气息和暮色中大槐树的婆娑身影，它可能是无形的，但却是可感的，它可能是已经逝去了的，但却是令人回味无穷的，它可能只是一种精神瞬间的闪耀，却凝聚着人类创造力的智慧之光。因此，它是值得留恋、应该传承、必须受到尊重的。

其实，说到底历史代表的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文化的一部分，而这文化又是需要传承的，因为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人类得以延续、得以发展的最重要一环。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疯”先生的搬家表面上是疯子的胡闹，荒诞不经，而实际上是留恋、是怀旧、是珍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本质是传承。

因此，“疯”先生的怀旧或者说导演的怀旧，就不再简单的是作为对往昔留恋的怀旧，而是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这种怀旧经由单个人的怀旧情感出发，上升成为人类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与其说是道德的，不如说是情感的。因为人类道德通常带有现实的、功利的目的，而对文化的传承则往往是非功利的，具有强烈的审美性质，凝聚着人类普遍的、共同的情感与意志。这种怀旧显然已经上升为一种审美情感，是一种带思想的感情、带感情的思想，成为一种典型的艺术思维，从而具有了“意在象外”、“得意忘象”的内蕴。从这点上，我坚持认为《百花深处》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小小的经典。

焦勇勤，学者，现居海口，曾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