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人品评唐文方法之研究

摘要：北宋人主要运用比较品评法、时段品评法、历史品评法去评论唐文，大体上，他们对唐初和唐末之文表示不满，对中唐之文即古文大加礼赞，而韩愈又是最受推重的代表作家。简而言之，北宋人对唐文的态度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波谷波峰状态。

关键词：北宋人 唐文 比较品评法 时段品评法 历史品评法

研究北宋人是如何评论唐文的，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宏观角度包括北宋人评唐文时运用的品评方法和评论形式两个方面，通过对这两方面的研究可以勾勒出北宋人论唐文的基本面貌，本文主要讨论北宋人论唐文时所采用的品评方法。为了充分的评论唐文，北宋人常会使用以下品评方法来阐释自己的态度和看法：

一、比较品评法

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才能分出优劣，北宋人论唐文所用比较品评法可分为自比和他比两种:

1.自比。自比即将唐文士自身作比较，包括文体比较和作家前后期创作的比较。文体比较如《新唐书•令狐楚传》：“其为文，于笔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新唐书•李邕传》曰：“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巨万计。”

前后期比较是指北宋人指出唐代作家的创作风格前后期有所变化。如：《新唐书•李商隐传》：“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丽偶短长，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作者以李商隐入幕令狐楚府为界限，对李前后期风格进行了评价。

2.他比。“他比”是指和自身以外的其它人相比。这种比较如果以唐代为标准可分为唐人与唐前作家相比、唐人与唐人相比，唐人与宋人相比三类。

唐人与唐前作家相比，如《新唐书•崔元翰传》云：“窦参秉政，引知制诰。其训辞温厚，有典诰风……其好学老不倦，用思精，驰骋班固、蔡邕间以自名家。”崔元翰的制诰有温柔敦厚之美，符合儒家的中和美标准，这和以辞赋、写史见长的班固及以碑文著称的蔡邕两位东汉作家相比，也不失为一大家。

唐人与唐人相比的例证较多，是北宋人论唐文的惯用方式，现举例如下：如《新唐书•杜传》：“亦善属文，与牧相上下。”作者认为关于作文杜和杜牧相比两人处于伯仲之间，不分上下。又《新唐书•李观传》：“观属文，不旁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及观少夭，而愈后文益工，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陆希声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后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文章对李观和韩愈之文评头论足，认为李观和韩愈各有所短，各有所长，其实，陆希声的观点又何尝不代表了《新唐书》作者的看法呢。

唐人与宋人相比较。北宋人对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较为推崇，常把二人作为写文章的楷模（此另有文论述），因此，北宋人在评价同时代人的文章时，常和唐代的韩柳等作家相比肩。如田锡《答何士宗书》曰：“然后左蜀忠信之，右执文章之鞭弥，以与韩、柳、元、白相周旋于中原。”田锡在人品和文章方面高度赞许何士宗，并认为其文章能和韩、柳、元、白相提并论，这种评价可谓高矣。又如梅尧臣《答王补之书》：“况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奥学，若曾子固、苏轼之徒，又不可拟议，是过于唐元和人绝甚。元和时，韩退之耳。退之于今可以当吾永叔，其李翱、皇甫、柳子厚，未能当吾永叔之门人也。”梅尧臣对欧阳修三苏父子和曾巩推崇有加，认为唐韩愈和宋欧阳修地位、文学相当，但韩愈之门徒李翱、皇甫、柳子厚则逊色于欧阳修之门人曾巩及苏轼。

北宋人运用比较品评法，对唐文家做了横向、纵向的比较，但这种比较只是点到为止，且涉及的大多为单个作家，只是点的问题，还没能从整体上来对唐出审视和比较，没能做到点、面结合。

二、时段品评法

宋人对唐代不同时期的文学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时段推崇，有的时段贬抑，本文姑且称之为时段品评法。

1.褒扬。现将北宋人褒扬唐文时涉及到的有代表性的时段评价罗列如下：

历观贞元、元和之际，垂文章大名于后者，未始不兼善其事。

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故西京号为得士，贞元之尚文。

近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

亿工文章，采缛闳肆，汇类古今，气象魁然，如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为之师。

况今榜中有兄弟父子雄才奥学，若曾子固、苏轼之徒，又不可拟议，是过于唐元和之人甚绝。

右，臣窃惟贡举之法，盛于有唐。自贞观讫于开元，文章最隆。

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

唐三百年文儒为盛。然莫盛于元和以来。

近观李唐文最盛于元和。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知，贞元、元和、开元时段之文是北宋人所称赞的，在唐代这三个时段中，元和之文又是最受推崇的。

2.贬抑。相对于贞元、元和、开元之文的受褒扬，北宋人对唐初、唐末之文表示了不满。举例如下：

此盖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风，有四子艳格。

懿、僖以降，浸及五代，其体薄弱。

自顷元和而下，风什陵丧，淫哇之响甚喧，大雅之作几坠。

唐之初，承陈、隋剥乱之后，余人薄俗，尚染齐、梁流风，文体卑弱，气质丛脞，犹未足以鼓舞万物，声名六合。

分析例证可知，唐初之文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是因为尚未脱去齐梁的浮靡文风；唐末之文受到非难，主要是丧失了中唐的风骨气势，文体日益卑弱。

透过时段评价可知，唐初和唐末之文是北宋人所贬抑的，而中唐之文是北宋人所褒扬、推崇和宣扬的，这和《新唐书》“文章三变”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

三、历史品评法

历史品评法在评价文章时强调从发展的眼光出发，对文学作出历时性的评价。北宋人在评价唐文时也体现了这种品评方法即从发展动态中来评价唐文。这种品评方法根据关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唐代自身的历时性和时代整体的历时性两种。

１.唐代自身的历时性。唐代自身的历时性是指北宋人把关注的眼光放在唐代自身，或包括唐三百年，或包括其中的几个时段。如：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评唐文时，从陈子昂谈到燕许大手笔，接着又论到常、杨，以韩愈作结，对唐代之文发表了看法：“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褒美的还是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之文，又如：夏竦《与柳宜论文书》云：“李唐龙兴，世有良士。虽体不谐古，而气梗文润。其后国政陵迟，文亦旋弱。”夏竦的评价简单且跨度较大，只关注唐初和唐末，且流露出一种唐文日益衰落之感。所不同的是他对唐初之文一反常调，虽有不满，但对唐初之文的直气文润也表示了赞许。

通过唐代自身的历时性评价资料可以得出结论，北宋人褒美的还是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之文。

2.时代整体的历时性。时代整体的历时性是指北宋人把唐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来进行品评，用历史的链条把各代之文贯穿起来，视野显得更加宽阔。唐文在整个文的发展史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确定。关于时代整体的历时性，现举两则材料如下：李觏《上宋舍人书》云：

有周而上，去古未远，而浚哲时起，以纲领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复誉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汉初，老师大儒未尽凋落，嗣而兴者，皆知称先圣、本仁义，数百年中，其秉笔者，多有可采。魏晋之后，涉于南北，斯道积羸，日剧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无用之谈，世主储王而争夸。奸声乱色，以为才思；虚荒巧伪，灭去义理。俾元元之民，虽有耳目，弗能复视听矣。赖天相唐室，生大贤以维持之。李、杜称兵于前，韩、柳主盟于后，诛邪赏正，方内向服。尧舜之道，晦而复明；周、孔之教，枯而复荣。逮于朝家，文章之懿，高视前古者，阶于此也。

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云：

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汉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 。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阏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

二人都沿着文的发展史来论，目光宏阔，评价客观。李觏侧重于从道的角度来评文，而苏辙评文时则把文学性放在了首位，侧重点虽不同，但都认为，文发展到唐，又找回了源于周、历汉至魏晋六朝而丢失了的文的精髓，使文回归到了本位。但仍需强调一点的是二人所说的唐文，或以韩柳为代表，或以韩愈为代表，这说明他们心目的唐文仍是中唐之文。

有时，历史品评法和时段品评法是混合在一起的，不能独立地把他们分开。如王禹《再答张扶书》：“此盖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风，有四子艳格。至贞元、元和间，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从。故……”。此则材料使用了时段品评和历史品评两种品评方法。

总之，北宋人运用比较品评法较多地对唐文家进行了评价。同时，通过后两种品评方法可知：大体上，宋人对唐初和唐末之文表示出不满，对中唐之文即古文大加礼赞，而韩愈又是最受推重的代表作家。简而言之，北宋人对唐文的态度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波谷波峰状态。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中华书局，1975.2。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八九田锡，《与何士宗书》，巴蜀书社，1988.6。

[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吕南公，《灌园集》卷十七，《书卢仝集后》，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七十五年三月版。

[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吕南公，《灌园集》卷十五，《上曾龙图书》。

[5]《全宋文》卷一四六王禹《再答张扶书》。

[6]《全宋文》卷三八五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

[7]《全宋文》卷四七0胡宿《甫里先生碑铭》。

[8]《全宋文》卷六一九石介《上赵先生书》。

[9]《全宋文》卷二六八姚铉《唐文粹序》。

[10]《全宋文》卷三五0夏竦《与柳宜论文书》。

[11]《全宋文》卷八九三李觏《上宋舍人书》。

[12]《全宋文》卷二一0一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13]《全宋文》卷一四六王禹《再答张扶书》。

石素真：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