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红灯笼高高挂》看张艺谋电影的“审丑”表达

[摘要]张艺谋是擅长用“审丑”揭示主题的导演,而《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将这种“审丑”表达用到极致的作品,它的环境设计、人物设置、主题思想无一不体现着丑,但是却也用这些“丑”揭示出了无比深刻的主题。张艺谋电影中的“审丑”表达已经形成为他的特色,即取材于现实、丑衬托美、丑美结合。张艺谋之后的电影创作又回归到审美,但是拍摄的作品却又饱受争议。

[关键词]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审丑

随着人类思维科学的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丑在人们的感性心理中越来越独立出来,引起艺术家们的关注。在现代艺术中,丑在不断增值,形成美丑对立的复杂关系,甚至丑占了上风,取得主导地位,美成了丑的衬托。杜桑在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上加画了几笔翘起的胡子和山羊须,以示对传统唯美主义的挑衅和反叛。而艺术史上无数事实也都雄辩地证明,丑在近代美学中有新的不同的意义,它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陪衬,相反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家的注意力。顺应这种审美形势的变化,80年代以来,中国的先锋文学呈现一种明显的虚无主义、反理性主义、反传统和反审美的倾向,导演张艺谋对这些先锋小说进行了电影化的再创作,表现出了对人的关心与审视、对人生悲剧命运的探索、对人的变异精神世界和乖戾心理的揭示,成为先锋电影的杰出代表。

丑在张艺谋的电影中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他在电影中吸收丑、表现丑、化丑为美甚至用美衬丑。《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活着》《幸福时光》这些奠定张艺谋金牌导演地位的经典作品无一不是用丑来表现内涵的作品,而其中,《大红灯笼高高挂》将张艺谋的“丑”推向了极致,从环境设计到人物设置到主题内容,这部影片每时每刻都在表现丑、突出丑、揭示丑。

一、解读《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丑”

(一)外在环境的丑

陈家大院是由若干四合院组合成的大院落,它阴森、恐怖、黑暗。层层叠叠的房脊、密不透风的高墙,让人看着就感觉窒息。这是一个封建礼教充斥的牢笼,人们无法从这个牢笼里冲出去。这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宅院,这是一个奢华而丑陋的王国。导演张艺谋想要表现丑的内涵,于是先选择了一个丑的环境,让人从开始就进入审丑的状态。

灯笼是人物所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片中最明显也最重要的意象。进入陈家大院,最醒目的就是那两排硕大的灯笼,红的娇艳,也红的恐怖。灯笼在里面作为一种封建规矩的象征,点了灯就能享受到捶脚的侍遇,点了灯才能按自己口味加菜。点灯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惟一途径。而影片的女主人公颂莲如何从最初的得宠到最后的失宠,疯狂的婚姻悲剧也很巧妙地体现在点灯―吹灯―长明灯―封灯上,这样“灯”就不单纯是影片中颇有造型感的视觉元素了,确切地说它已成了一种意象化的符号。这样的灯笼已经不再是人们传统印象里代表光明和温暖的物件,它已经成为封建礼教的“帮凶”,已经是丑得让人不愿注目的怪物。

陈家大院中的死人屋则是丑环境中的又一明显象征。死人屋是陈家大院中最阴森恐怖的地方,颂莲从进到陈家就注意到了这个小屋,得知里面死了两个上辈的女人,也得知这是陈家的禁忌。到后来,颂莲亲眼看到被“”的三姨太被抬着走进去……可以说这也是贯穿整部影片的一个意象,也是最为阴暗最有恐怖悬疑色彩的意象。它不只是一个小屋,那是追求自己幸福的女人的坟墓,是封建社会中黑暗面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地方,它的丑最为明显也最为深重。

(二)片中人物的丑

这是一部女人的戏,却是一个在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戏,四个太太在春夏秋冬的四季里共同在一个扭曲的封闭院落里上演了一部大戏。四位太太性格各异,互相争斗,但最终败了的就是败了,胜了的其实也是败了,这里面没有胜者,都是封建体制下的牺牲品。

1.陈老爷

陈老爷是陈家大院的主人,这一人物,始终没有正面面对观众,但他苍老的声音,却在发出不可违背的命令。他经常不在镜头内,但只要有事,就会有黑暗势力出现。他可以说是黑暗势力的象征和代表。导演对于他模糊化的处理非常巧妙,得到了更好的表现效果,更加吸引观众的注意。但是其实从另外的角度,陈老爷也是封建黑暗制度下的一个牺牲者,他办什么事都是按照“祖上规矩”,他已经彻底没有自己的思想,彻底沦为黑暗势力的奴隶。陈老爷是丑的,也是四个妻妾丑的根源,他的丑使他模糊的形象让人看来更加恐怖更加阴森。

2.颂莲

颂莲是影片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大学生,但从嫁到陈家来当姨太太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一开始是有点反抗意识的,但是之后,她终于也向陈家的“规矩”屈服。她开始追求被捶脚按摩的享受,追求陈老爷的宠爱,追求在陈家大院的权利。她的人格也已经发生了扭曲,她的疯应该说是她的解脱。颂莲从进入陈家大院就已经开始了她注定悲惨的人生,由反抗到屈服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由美变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使得她的丑更加令人同情,更具悲剧色彩。

3.卓云

陈府的二姨太卓云应该是影片中最阴险的女人。她一开始对颂莲的和善正是她心机深的体现。她在颂莲身边安插眼线雁儿,制造“巫蛊事件”,揭发颂莲假怀孕的事实,派人去堵三姨太和她的情人……这些终于使她巩固了在陈府的地位,但是她也正是中毒最深的一个人,她已经彻底向那个制度低头,并成为那个制度的拥护者。卓云从开始就是一个代表丑的人物,她的阴险和心计使得这个角色令人毛骨悚然。

4.梅珊

陈府的三姨太梅珊是一个蛮横无理的人但是却又有值得肯定、值得可怜的地方。三姨太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她的戏子之心,让观众感觉她是和颂莲争宠的劲敌,但是后来却又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反叛者,是一个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自身幸福和满足的女性。尤其她的那一句“我一会就去找高医生,看你们能拿我怎么办”更是将这种对封建黑暗制度的反叛大胆表现出来。她最终还是失败了,败在了封建黑暗制度手里,但是她却是整部影片中难得的一个有人性光辉的角色。她经历了一个由丑变美的过程,也可以说她其实一直是美的,只是一直在用丑掩盖,而这种掩盖使得她隐藏的美表现出来后显得更加难得与珍贵。

(三)主题思想的丑

这是一幕以金钱、以权势、以传统制度蹂躏少女的悲剧,这是一部野蛮对文明的蚕食的悲剧,这是一部在光明之下的恐惧电影。影片让人感受到的是人性的黑暗面,是深宅大院中的互相倾轧,钩心斗角,是黑暗制度下女人们的悲惨命运,留给人们的是关于人性的思考。封建黑暗制度的强大力量让人感觉整个时代的丑恶,从反面更加突出自由的可贵,新时代的美好。

颂莲是一个知识分子,进入陈家大院这个腐朽的小社会,原以为她会做点什么,然后给陈府带来一点生机,给那个封建黑暗制度一些冲击,但是导演没有这么安排,而是跳出了传统的正面结局的圈子,让女主人公融入这样的黑暗中。环境对人生的畸化,厄运对健康灵魂的蚀化是影片的主题。在封闭的社会家庭环境中,多数人容易改变自己,适应环境,随波逐流。影片真实反映现实,相对于大部分观众原来设想的结局,带给人的是更大的冲击。

颂莲疯了,梅珊死了,其实她的疯和她的死不正是她们的一种解脱吗?她们终于跳出了陈家大院层峦叠嶂的房脊,跳出了封建黑暗制度的摧残。相对于她们,陈老爷、大太太、二太太的“活着”不是更可悲吗?而那位新进门的五姨太是不是又将重复一样的悲剧?

二、张艺谋电影中的审丑表达特征

艺术根源于现实,正是由于现实社会中诸多丑的存在,才使得艺术家将丑推到了艺术表现的主要位置。张艺谋电影中的丑也是对过去现实存在的一种记忆,对当前存在的一种揭示。他借助电影艺术这面镜子,将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百态形象地展示出来,以便我们能反观与自醒自身的生存状态。这时,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丑,它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感受社会现实的黑暗、腐朽面,从而为改造社会现实朝美的方向发展而努力的艺术。张艺谋前期的创作基本上都投入到了丑艺术中,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一)从现实中取材

细数张艺谋前期的可以称为丑艺术的作品,无论是《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是《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活着》,无一不是从现实中取材,通过对过去现实的真实回顾揭示现实生活。

《红高粱》中一望无际的高粱地、火红的酒;《菊豆》中杨家染坊里菊豆和天青痛苦得令人绝望的爱情;《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尔虞我诈的妻妾争宠;《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为了做人的一口气坚持向社会讨公道的执著;《一个也不能少》中魏敏芝为了承诺表现出来的憨直;《活着》中福贵一家的悲惨遭遇……这些全都是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如此的真实才将张艺谋想表现的“丑”准确表现出来,给观众以心灵的震撼。

(二)丑衬托美,丑美结合

《红高粱》描绘了诸多的丑,但是我们却能从电影中感受到一种源于生命活力的冲动和对人精神自由的讴歌。张艺谋用丑衬托美,描述丑是为了描述美。《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揭示了在严酷的封建传统与制度禁锢下人性的扭曲和受压迫者自主的反抗。两部影片悲抑的气韵和愚昧、悲哀、沉郁的原始情调在张艺谋一系列的电影中已达到了丑的极致,也让人更加深刻地体会美的可贵。《秋菊打官司》《一个也不能少》中,张艺谋不再仅仅追求影片内在的文化意味上的丑,而是更加注重视觉上的“拙”,愈是外在的拙、丑,愈见内在的美。《活着》描绘了福贵一家的悲惨遭遇,演绎了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然而冷酷残忍中带有新生与希望,丑中有美,最终表达了对生活的希望;《幸福时光》中,张艺谋化丑为美,用谎言编制艺术,留给了我们无限的希望无限的美。

总之,张艺谋不是为了表现丑而表现丑,而是用丑衬托美,将美与丑结合,使得观众在审丑的同时审美,这也是张艺谋审丑表达的最高明之处。

三、张艺谋电影从“审丑”到唯美的转变

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虽然理性反思可以体现作品的深度,但是感性愉悦也极其重要。中国文化已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电影以观众为主体、强化感官刺激、具有游戏和娱乐功能。而电影产业的商业化运作也使得必须迎合大众的趣味,才能获得好的市场回报。于是票房压力、市场需求使得张艺谋不得不尝试着去拍摄一些以追求娱乐效果和票房收入为主要目标的影片,实现艺术性和娱乐性的统一。从这一层面上讲,张艺谋的转型是无可厚非的。

《我的父亲母亲》被誉为张艺谋的转型之作,从此,张艺谋的电影从审丑转向唯美。之后,张艺谋拍出了《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商业大片,这三部影片是地地道道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产物。但是这三部影片在带来巨额票房收入的同时却也引发人们的强烈争议。“《英雄》有鲜明惊艳的色彩、美伦中外的风景、精彩绝伦的武打、不渝爱情的坚贞,然而主题却太显薄弱。”“《十面埋伏》徒有精美的画面和造型,俊男美女矫揉造作的情意让我们感觉到他们演的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虚假外壳。”“张艺谋在回归美的道路上走过了头。”批评声音很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怀疑张艺谋的电影前景,因为他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倒退,与其说张艺谋是从审丑回归到审美不如说是回归市场,他能抓住市场运行的规律,抓住观众的心,这就是成功的法宝。

虽然张艺谋的审美回归无可非议,但是张艺谋显然也看到了观众们对这些作品的异议,于是他又来了一次华丽转身,将《三枪拍案惊奇》搬上银幕,这可以说是张艺谋重操就业,拍摄的又一部审丑作品,票房过亿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这是不是代表张艺谋又将再度回到审丑的行列,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张艺谋作为中国第一导演的地位则毋庸置疑。

[作者简介] 张红茹(1988― ),女,河北保定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