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和追捕贪官

腐败行为也融入全球化时代了。捞了就跑,跑了就了,成为许多贪官的真实写照。数千名外逃贪官的背后,不仅是触目惊心的腐化堕落,还有大量民脂民膏的外流。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继浙江省温州市市委原常委、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外逃之后,浙江省永康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试图使用假证件出国未遂。2009年3月26日,金华市纪委常委何海彬向外界证实:经初步调查确定,现年44岁的永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已于3月20日被“”。

似乎,越来越多的贪官或“疑似贪官”们选择通过出逃来逃避惩罚。对此,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博士指出:“捞了就跑,跑了就了,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但是他也表示,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和制度的完善,“外逃贪官”的人数会逐渐减少,人们感觉“外逃贪官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媒体关注的增多。

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

王明高和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都表示,外逃贪官的具体数字很难统计。王明高形象地说:“我一个贪官,难道会嚷嚷着‘我腐败了,我要逃了!’肯定都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使用假证件,很多人不知道在国内还是国外,也不知道在哪个国家,现在也没有一个部门专门去做这个调查工作。”不过他估计目前在逃国外的贪官应该在“数千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根据他们的研究,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来自司法系统的一位人士说,目前仍在逃的县处级以上贪官在3000人左右。

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副局长王利民在一次论坛上提供的数字则相差甚远,他说:“据我们统计,现在真正逃往境外的是200多人,不像网上说的数字那么大。”但是同年云南媒体在报道胡星案时说,仅仅云南查实的外逃贪官就有84人。200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则说,去年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境内外追逃工作,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200名”,这其中既包括外逃贪官,也包括境内逃亡贪官。

外逃贪官群像

不管外逃的贪官到底有多少,其引起的社会反响是绝对不可小看的,诸如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乃至杨湘洪等外逃事件都影响恶劣,虽非官员但与贪官同案的赖昌星逃至加拿大十年,至今仍吸引着舆论的关注。

根据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多发区。银行工作人员、国企负责人在携款潜逃中所占比重大,其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到80%以上。外逃贪官很多是国企的“一把手”,或者是直接与钱打交道的职员。如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罗庆昌、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等。这些贪官的妻子儿女大多移民海外,手上一般持有因公或因私护照。

在政府机关中,外逃者多为厅局级干部,主要发生在交通、水利、粮食等领域,如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海南省粮食局原局长陆万朝。这些“一把手”拥有绝对权力,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家财产。

王明高从1996年开始研究反腐败问题,对于贪官外逃现象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他总结说:“有才能的官员未必贪,但贪官肯定是有才能的。外逃的贪官肯定是见过世面的贪官。”他进一步解释说,外逃贪官肯定都是出过国,对国外有一定了解,较年轻的还有相当的英语能力和金融、移民方面的知识。

“事实上,外逃的贪官基本上都是预谋已久的,早就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一旦感觉风声不对就外逃。”王明高说。在研究报告中,他将常见的贪官出逃方式归纳为六种计策:瞒天过海、暗渡陈仓、顺手牵羊、金蝉脱壳、声东击西、假途伐虢。

外逃贪官都去了哪儿

王明高总结了一个顺口溜:“一类人去欧美,二类人去拉非,三类人去周边。”

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潜逃方便,成本也低,所以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

而非洲、拉美、东欧等不起眼的、法制不太健全的小国,如突尼斯、厄瓜多尔、匈牙利等,则是那些办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的官员外逃的跳板,一有机会便会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去。

而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官员来说,上述两种地方是他们所不屑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才是他们出逃的首选。他们尤其看中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容易接纳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也很容易拿到该国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追捕贪官,道阻且长

由于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差异,从西方国家引渡逃亡贪官的难度很大。司法部是我国签订的47个国家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指定的中央机关,王公义对于有关工作的难度有着亲身感受。“从欧美引渡一个外逃贪官,是个旷日持久的工程,没有三四年时间下不来。一个是需要大量的证据确认工作,非常复杂;一个是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都很复杂,贪官也会充分利用这些制度,司法部门同意引渡了就申请政治避难,然后再向法院,一审、二审后也许还有三审、申诉等等。”

程序的复杂和漫长也使得追捕外逃贪官的成本极高。为了引渡一个贪官,往往需要专门的人员长期往返于两国之间,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查证取证、谈判交涉、法庭诉讼,也许还要高薪聘请当地的律师,整个过程下来至少需要数百万元,此外还要按照国际惯例给予协作的国家部分补偿。

王公义说:“就外逃贪官最多的美国而言,二十年来我国从美国成功引渡回国的外逃贪官只有三四个。”王明高也对记者表示,外逃贪官特别是逃到欧美发达国家的贪官能引渡回国的少之又少,往往都是“空口喊娃娃”。

(资料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