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解除合同的通知方式

时间:2022-10-08 09:15:47

论解除合同的通知方式

摘 要:经济生活领域纷繁复杂、瞬息万变,企业法人作为商业主体的利益诉求也须因势而动。当市场不适或出现对方违约等情形达到解约程度或必要时,高效且有效解除合同不可避免成为重要课题。采取合同约定方式、规范快递方式或公证方式,准确通知并保留相应证据,是最佳选择。

关键词:解除;通知;合同约定;规范快递;公证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6-0157-02

一、非诉讼途径解除合同通知对方的必要性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没有履行或没有依约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议或者一方行使约定或法定解除权的方式,使当事人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行为[1]。合同解除有两种途径:诉讼解除和非诉讼解除。诉讼解除当然要通过规范运行诉讼程序实现,而鉴于诉讼程序特有的周期较长、程序较严、成本较高、专业性要求较强等特征,现实生活中,很多主体会选择非诉讼解除方式解除合同以求高效。

根据《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非诉讼合同解除有三种形式:协商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其中,协商解除一般合同各方会妥善安排后续清理结算等事项,并形成解除协议,不涉及通知事项;而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根据《合同法》第96条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则“通知”成为解除合同的必要程序要件,只有该程序要件与《合同法》第93条第二款以及第94条规定的实体要件、第95条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的期限要件、第96条第二款规定的特殊形式要件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所以,通知行为将直接决定合同解除是否有效。

解除是否有效经常因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系单方意志、单方行为而引发争议。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二条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尤其《证据规定》第五条“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明确规定,一旦发生争议,将由解除一方承担举证义务。就是说,“通知到达”已经成为解除一方主张已经解除合同的必要证明对象,正确的通知方式即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通知方式不当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

解除合同的通知,只要对方当事人承认通知效力,双方当事人无争议地终止了合同,就应该认为解除通知有效[2]。但如对方不承认,而解除一方又通知方式不当,将导致“通知到达”举证不能或不力,从而解除无法生效,解除一方不能摆脱合同的原有约束力。更为严重的是,解除一方常常因为通知已经发出即主观上认定合同已解除而对合同事项另作安排,解除无效后果出现,将直接陷入违约而被追责的不利境地。

甲房开公司将新建项目电梯供货安装工程签约发包给乙电梯有限公司,合同期限内,乙公司仅完成约定量的30%,甲公司多次催促未果,派经办部门负责人电话告知乙公司经办人解约,随后与丙电梯公司重新签约发包后续电梯工程。乙公司却随后将70%电梯运送到场并要求结算,对甲公司通知解约电话拒不承认,甲公司陷入拒绝收货则对乙公司构成违约、收货结算则对丙公司构成违约的两难处境。

丁商贸公司向戊电子产品商行签约订购笔记本电脑20台,约定货到付款,如产品故障率达10%以上则丁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电脑到货后,丁公司发现4台有各种不同的质量问题,联系戊公司派技术人员前来修理未见明显成效后,制发解除通知函并派人直接送至戊商行,戊商行工作人员拒绝签收,丁公司送达人留下函件及20台电脑离开。随后被戊商行至人民法院,请求支付货款并承担延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丁公司因主张合同解除缺乏证据支持而败诉。

己商场将一个铺位签约出租给庚商户经营日用品。半年后,庚商户出现迟延交付租金。己商场经两次催告未果后提出解除合同。因庚商户拒绝签收解除通知函,己商场派人将解除函张贴至庚商户租赁铺位,随后与戍商户重新签约出租经营电子产品。戍商户交付定金后要求进场经营,庚商户拒绝迁让、不承认合同已经解除并将拖欠租金打入己商稣嘶А<荷坛”黄扔胧商户解约并承担双倍返还定金的责任。

上述实务案件,解除一方实际上已经享有并可得行使单方解约权,事实上也行使了该项权利并通知到对方。但因方式运用未尽适当、可靠,最终导致解除无效而蒙受损失。

三、正确有效的通知方式

(一)正确有效通知的前置条件

正确有效通知的前置条件有三个:其一,有正确的通知对象和致送地址;其二,有规范的解除文书;其三,有确定的致送痕迹材料即证据可以形成。正确的通知对象取决于合同主体,《合同法》第八条和第121条确立了“相对性”原则,也称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发生,合同当事人一方只能基于合同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另一方提出请求或提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3];合同相对性规则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集中体现于合同的主体、内容、责任三个方面[4],因此只有向合同文本所载明的对方当事人(也应当是尾部签章主体)实施通知才可能发生解除效果;正确的致送地址应与对方当事人的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所载信息吻合一致,或与合同约定的送达地址相一致。规范的解除文书应包含四项要素内容。首先是背景合同固定及解除的明确意思表示;其次是据以解除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依据,客观事实主要指对方未履行或未诚信全面履行合同的具体表现,法律依据主要指合同约定解除权的具体条款或对方违约对应的《合同法》第94条具体条项;再次是是否同时追究对方当事人的违约责任,尤其在法定解除情况下,解除合同与追究违约责任几乎是孪生必伴,如有相应主张尽量直接明示;最后是异议期给定,以避免“三个月”的法定异议期适用时限过长或影响解除效力。当然,规范签章并准确填具致函日也不可忽视或出现误差。确定的致送痕迹材料包括文书原件和致送凭证,后者尤须妥善留存原始信息资料,如签章回执、交递文书、张贴视听资料、电子信息原文档及截图等。

(二)合同约定的通知方式

成熟、完善的合同一般会有“通知与送达”条款,其中会明确指示相互通知与送达的具体方式、经办人员和致送地址,且大多会有“如有变更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否则依此致送即为有效”之类的约定。《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了合同神圣及合同严守原则[5]19,第60条规定了“全面履行”原则,该原则要求当事人在履行的主体、时间、内容、地点等多个方面要符合约定[5]114,因此执行该条款所为通知自当有效,留存好痕迹性材料即可。如前例己商场将解除函张贴至庚商户经营商铺,如商铺租赁合同中确实载有该通知与送达方式,t张贴可产生解除效力,需要的是己商场张贴时同时保留能够准确显示时间、地址、函件内容与周边环境的视听资料予以举证支持。

(三)EMS特快专递方式

合同没有约定通知与送达条款或约定不明情况下,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的通知形式比较可靠。EMS形式正规、程序严谨、痕迹确定、广为接受和认可,鲜有方式不当或证明力弱差的异议。采用该方式的要点主要是正确填写并妥善留存交递详单。“寄件人信息”处应当重点体现解约一方合同当事人的准确全称及地址,而无论交递人的自然人身份情况,如前例甲房开公司派员工张某向乙电梯公司致函,寄件人信息处应写明“甲房开公司张某”;如直接写“张某”,则应在下栏“公司名称地址”处准确填写甲公司的名称与地址。“收件人信息”处与寄件人信息处类同,无论收件经办人是谁,都要显示合同对方当事人的主体信息,如张某填写“乙电梯公司刘某”。“内件品名”处最为关键,应当写明所致送函件的完整标题,如“关于解除电梯设备供货安装合同并追究违约责任的函”,而杜绝“文件”一类的泛化措辞或干脆在该处保留空白,这样才能不给对方留下“来件但并非解除事项”之类的抗辩;如果两份或两页以上,尽量同时注明份数和页数。“附加服务”处应予勾选如“妥投短信”,则在对方签收后张某会收到“已妥投”之类的手机短信通知,其中并会载明专递序号,可以和交递详单、留存文书备份形成相对完整的有效送达“证据链”,充分支持解除通知的主张。交递日期和联系电话同样需要准确无误,以防止对方找到抗辩角度。其他类同方式如顺丰、圆通、天天等快递或更加便捷的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新媒体方式,目前阶段尚未达到EMS的规范和认同程度,可选用但须更加谨慎。

(四)公证方式

合同没有约定通知与送达条款或约定不明,甚至在对方下落不明情况下,公证通知形式效力相对最强。根据《公证法》第二条的规定,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或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2]287。而根据《公证法》第36条、《民事诉讼法》第6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公证具有强大的证明效力,即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合同解除通知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法律事实”,更确定讲属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从未来可能涉诉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对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的公证项目中“对行为过程的证据保全公证”。在理论界关于证据保全应否作为公证的事项之一尚存在争议,不赞成将保全证据作为公证事项的理由主要在于保全证据公证与司法机关的证据保全容易发生冲突,但是鉴于公证实践中保全证据公证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公证法》仍将其列为公证事项之一[6]317,只要符合《公证程序规则》规定的可予公证条件而获得公证取得《公证书》,通知和合同解除的效力将很难,而确定发生效力,充分帮助当事人实现解除合同的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1] 隋彭生.合同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74.

[2] 唐德华.合同法案例评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682.

[3] 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6.

[5] 韩世远.合同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9.

[6] 陈宜,王进喜.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上一篇:论刑事电子数据的取证 下一篇: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