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史书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史料，一是作为史著。作为历史材料，《资治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价值。作为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的阅读、鉴赏价值。

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1230―1302）曾为《通鉴》作注，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资治通鉴》”。清代史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褒扬《资治通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曾国藩在《致罗少村书》中回答这位年轻人该读些什么书时说：“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

1954年，在与历史学家吴晗谈话时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读这部书，可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两年后，在国务院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顾颉刚、齐思和、聂崇岐、容肇祖等十二位著名学者点校的《资治通鉴》标点本正式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整理校点的史学名著。（《史记》点校本1960年出版）

为什么历代政要学人都异口同声肯定和重视《资治通鉴》呢？这要从该书主编司马光（1019―1086）的编写宗旨讲起。司马光给宋神宗赵顼的信中说：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以来，史书之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无法遍读，何况人主，日理万机，何暇周览！他计划编纂的这部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显然，司马光的初衷是为日理万机的领导人量身打造一部便于阅览的简明扼要的编年体通史。其内容关乎国家兴衰、民生休戚，其目的是借鉴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得失。宋神宗慨然为该书作序，并称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书名曰《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共计294卷，300多万字，接续《春秋左传》（《左传》的记载截止于公元前403年），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长达1362年的兴亡史。由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在中国的史学书库中，产生了一个《通鉴》学的“大家族”。包括按照事件而改编的《通鉴纪事本末》，接续司马光而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以及相应的“纪事本末”，以及朱熹带头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版本。这样，前后相续，就形成了一个用编年体方式记录中国古代历史的完整系列。

《资治通鉴》是国学苑里的一朵奇葩，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说：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就是我们与读者朋友一起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