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一、两种模式的含义

（一）苏南模式。“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带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转移，并确立了乡镇企业在农村多行业经济综合发展殊的主置和突出的启动作用为基本特征的；泛化的观点又认为，苏南模式不等于苏南乡镇企业，而是指依托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多方面进步的总图景；样板意义上的苏南模式以权威的“三为主、一协调、一共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即所谓“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而苏南地方官员普遍认为，苏南模式的核心内涵，毫无疑问就是以集体所有制形式来发展非农经济，尤其是农村工业；也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部资本主义模式，“（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笔者还认为，它也是一种地方（准）行政经济模式。

（二）温州模式。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并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在实践操作中，温州模式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供销员为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的较为完善的结合。若从经济学的理论意义上来概括，可以认为是：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作为区域工业化示范式的温州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吸引或动员了大众参与，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资源与国内市场，由传统制造业起步，并且主要围绕传统制造业在扩展。从这个意义上，显然可以把温州模式看作一种立足于内部市场与内部资源和传统制造业，自下而上发起与推进的区域工业化模式。

二、两种模式的共同点

（一）二者都是一种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的成功在于产品填补了市场空白。苏南模式在当时的成功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密不可分的。1978～1984年，由于国家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及其严重的短缺经济，苏南地区的干部群众抓住时机，到处开办乡镇企业，在基层政府推动下，经济规模呈现出粗放式的快速增长。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是顶着“红帽子”，在缝隙中生长出来，并开花结果的。苏南地区的农民不再从事传统农业，看准短缺经济下的市场空白，从事相关工业生产，走上了商品经济的道路；温州模式虽然在发展的时候是依赖个人、私营企业，不是雄厚实力的集体企业，但它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小商品生产，填补市场空白，从而在国际国内经济产业分工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二）晚清文化中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整合力量。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温州地区从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名城，有着提倡“功利”、“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这种“瓯越文化”有别于重义轻利、崇本抑末和重农轻工的传统儒家文化。早在万历、乾隆年间，就有这样的史书记载：温州人“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人习机巧”、“民以力胜”。我们可以看到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从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温州人喜欢当小老板，搞个体私营企业。温州民间一直潜伏着强烈的商业文化冲动。

（三）二者是一种“内向”的发展模式。“内向”是指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要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海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这在两种模式刚获得成功的时候，表现最为突出，那也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起飞阶段。在此，笔者将江苏省的数据看作苏南模式的代表，浙江省的数据看作是温州模式的代表，以外资利用额和固定资本投资额之比作为外资依存度，1993年广东的外资依存度是34.57％，福建的依存度是45.04％，而江苏的依存度是14.64％，浙江的依存度更少，仅仅只有7.59％，江浙两省的外资依存度不仅远低于广东、福建，甚至低于全国17.98％的平均水平。陈建军对浙江省在1978～1993年的数据进行过分析整理，这期间浙江省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4％，同期对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86％，两者之间的比例约为1：6.2。换言之，浙江的经济增长对国内市场的依存度是其对海外市场的依存度的6.2倍。

三、两种模式的区别

（一）二者的基础不同。美国学者艾伦・刘在对温州模式进行研究时指出，与紧靠大城市和依靠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才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相比较，温州的农村工业化是在远离工业化大城市、低储蓄水平、低技术水平和依赖家庭工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在苏南模式中，苏南地区有着地理位置及技术、人才方面的优势。苏南地区紧靠着上海，能够依靠国有企业的技术，在人才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二）二者主体的产权性质不同。在苏南模式里，乡镇企业是我国改革过渡时期的产物。从制度方面讲，该地区的乡镇企业是传统的市场资源与计划体制妥协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和制度适应上的柔软性。因此，比较适合转轨经济的最初阶段，发展较早也较快。但是，在产权上就留下了一个问题，这些乡镇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许多乡镇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许多政府官员成为兼业企业家。在产权不明晰的苏南模式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许多兼业企业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一权利，因此苏南模式目前陷入困难中。而在温州模式中，由于这些企业都是个体、私营企业，一开始产权就是明晰的，所以现在不用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那样解决产权问题。但是，目前温州模式也面临着问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的不断扩大，企业也需要做强做大。

（三）两种模式中政府的作用不同。在苏南模式中，政府是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在当时全民所有制一统天下时，集体经济的出现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只有政府才能承诺将风险降低。因此，苏南模式中政府起了一个定心丸的作用。但是，这一干预也使得政府与乡镇企业的联系异常紧密，以致成为苏南模式改革的绊脚石。而温州模式则不同，基本上没怎么让政府干预，大部分都是个体、私营业主的自主行为。政府的无为而治给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这样，他们能够依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销售，并使政府从税收中得益，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更加促进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便是政府的无为而治带来的良性循环。

四、两种模式的缺陷

（一）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六个阶段。在1989～1991年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困难期。1996年以后由于产权方面的原因，使得苏南模式做出了大的调整。这一矛盾是苏南模式微观主体――企业的经营机制及其调控主体――政府的经济职能，没有明确定位和真正到位。相反，在双轨体制的摩擦下，发生了某种行为的扭曲和机制的僵化、退化。苏南模式既然是以集体为主的乡镇企业带动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模式，乡镇企业作为苏南模式微观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首先成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定位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上。而政府作为地区经济的管理协调主体，也就必须在政企分开的条件下，定位在根据国家宏观政策进行战略导向和间接管理上。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集体为主的乡村企业，乡办乡有、村办村有，都是由党政干部决策、乡镇领导推动兴办的。政企明显不分，产权关系模糊，两者相互制约，政府职能转换不能到位，必然使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受阻。

有人认为，苏南模式的缺陷是由于资产未量化到个人，乡村集体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在权利关系上是不对等的。或者说，苏南模式未能建立起一个各方利益均衡基础上的完全合约，最终导致激励――约束机制无效，并使模式本身走向终结。也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没能成功转型的原因是兼业企业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把自己转变成专业企业家。

（二）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相对于集体企业，不存在产权问题。但他们不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很容易受到宏观环境以及市场波动的影响。因此，温州模式中，企业主要面临的是如何做大做强，以及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缺陷主要在于企业组织上主要是个体企业或家族式企业；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落后的；产品和产业结构是劳动密集型及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为主；城市化进程主要是以小城镇平面扩展为主，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不强。

五、两种模式的意义

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绽放过光芒。苏南模式，在早期是比较成功的模式，乡镇企业的兴起，扩大了社会上商品的供应源，给短缺经济提供了有利的补充，同时也很好的造福了当地农民，使他们率先走上了富裕之路；而温州模式，可以说是农民完全自发闯出的新路子，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搞活小商品市场，解决了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虽然目前这两种模式并不完善，有缺陷，现在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但他们的率先发展给我国其他地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温州模式，对中国农村其他地方的改革更加重要。在许多方面，我国的很多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与发展前的温州有着相似之处。中西部地区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借鉴苏南模式或温州模式的优点：1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认清自己的优劣势，发展具有自己特色、有竞争力的产品。2政府尽量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企业特别要注意产权明晰，政府主要关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开发市场方面政府可以起向导作用。3在农村非农化的过程中，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局限于农村工业化，也可以使农村发展集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