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社会”新加坡

，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有一套腐败治理模式和强有力的法治手段，这就是新加坡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因为新加坡能够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依然保持长期。

新加坡的人口77%为华人，在下，经济稳步增长。新加坡以依法治国为治国理念，有着一套廉洁的政府，强有力的法治模式，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在多数人看来还是一个“权威社会”。

绝不宽容违法者

“绝不宽容违法者”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治国作风。新加坡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循法律，照章办事，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作风存在。

新加坡崇尚这样一种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上没有权威。

新加坡继承英式法治，把法律放在最高权威，任何个人或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1995年，吴作栋下令金融管理局调查李光耀家庭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并在国会公开事实真相，表明房产购买的折扣符合市场惯例。

李光耀在国会就此发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

其对犯罪的规定特别明确。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不能再考虑各种因素，如看官职大小、是否有背景的外在因素。只要发现触线的人就都会受到处理。甚至包括公务员的财务、借钱和接受礼品的额度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新加坡的反贪污机构的权力很大，它的调查人员可以检查嫌犯及其妻子、儿女、人的银行账号和存折。在触犯了有关细则规定的时候，新加坡对犯罪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罚款、开除公职，甚至丧失公积金、没收财产、监禁等不一而足。

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来自于它的法治传统。法治传统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由李光耀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及他的一些从英国学法律出身的同僚们很好地承袭下来。当然，他在继承英国法制时作了一些适应新加坡亚洲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其次，法的执行力是法制的保障，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保障了其法治的发挥力度。

新加坡的法治模式以“严刑峻法”而著称，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

新加坡法律规定，对于杀人、绑架、谋财害命、持枪抢劫、贩毒等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绞刑。根据1975年《监用修正法令》，对于贩毒或进口15克海洛英或30克吗啡的贩毒者，必须处绞刑。

其法律还规定，对于造成较大危害、判刑又不足以惩戒罪犯，适用鞭刑。三鞭下去，犯人数周都不能坐，一个月起不了床。

1994年，新加坡地方法院对破坏公共交通指示牌和在别人轿车上喷漆涂鸦的美国少年迈克作出鞭打6下，监禁4个月的判决。这起案件在美国引起掀然大波，美国当时的总统克林顿亲自出面求情，要求新加坡对迈克免予鞭刑或用其他刑罚代替。新加坡政府考虑两国外交关系，把鞭刑由6鞭减至4鞭，并坚决执行。

另一体现就是，法律对于公民动辄处以罚款。吐痰最高罚500新元，上公厕不冲水罚1000新元。若无力缴纳罚款，则必须坐牢。

没有腐败的净土

新加坡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高薪养廉和监管系统，让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不想贪（有德）、不必贪（高薪）、不能贪（严法）和不敢贪。

在建国初期的新加坡一样是官员腐败、贪污、贿赂盛行。周边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一个比一个更甚。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亚洲革命浪潮冲击下，以摆脱殖民统治为同胞争取自由为使命。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对腐败深恶痛绝，他们曾一度赞赏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并发誓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李光耀曾说过，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将不能生存。

人民行动党不仅有理想、信念和决心，还逐步建立起来一整套制度来保障廉政。

在1960年，新加坡就修改了早年殖民时期的《预防腐败法》。最主要的是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说，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对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多的取证权，规定被调查的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就会受到严惩。

李光耀一直坚持以身作则。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新加坡领导人一律都没有政府雇佣的园丁、厨师和佣人为其服务。

以2009年经济危机为例，总统年薪为314万新加坡元（2009年1新元=4.479人民币），总理年薪为304万新加坡元，部长或其他顶级公务员在157万新元左右。行政精英为35.3万新元，这是因为经济危机削减收入之后的收入。

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这些拿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才会政府派车。他们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新加坡官员是不是“高薪”制还不敢肯定，需要对隐性收入作复杂的计算，但表面的收入看起来确实是高薪。

有一位高级官员曾经说过，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政府与他就没有关系了。

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殊待遇。这种高薪也充满着责任和风险，离职后政府不用给他任何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牟新生曾在2010年两会期间，对《华商报》表示：“我现在正部级，每月扣税后工资8000多元;我的薪资在北京买不起房，现在住的是国务院分的福利房，个人负担了一部分，不过只有使用权;车更买不起，也是国家配的。划定财产，无非房车及一些合法的收入，论财产的话，我好像也没啥财产。”

广西省来宾市烟草专卖局领导在其“香艳日记”中记载道：“下午表彰和总结，我们又得了先进，今年可以拿满工资了，达到25万元。”有评论称，在广西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国有企业的一个处级干部，一年竟也能通过合法手段拿到25万元的工资，相当于国家总理的2倍，社会平均工资的十几倍，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

专制与民主共存

新加坡是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单一制、议会民主制国家，但是由于自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来就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并以压倒性多数控制着议会，因此被很多人认为该国实际上是一个专制国家。

新加坡对人民的言论控制极其严酷。新加坡的“诽谤罪”能完全合法地（就是被人公开也无可奈何）将反对者处以重刑。甚至连外国人也不放过。

有评论认为：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一个缺少反对党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政党，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免疫力下降，腐败现象丛生，最终被人民唾弃而丧失政权。因此，主动变革要比迫于形势而被动变革所产生的震动小、社会成本低。

郑永年曾撰文公开表示：执政党要确立权威，除了向社会开放，党内民主也变得非常重要。中国未来势必往这个方向走。几年前党的十七大已经在这个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个提法很确切。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自下而上进行下去。

从新加坡的执政党控制选举可以看出，它可以制定法律、运用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掌控媒体也可以通过穿小鞋等手段排挤反对党的人，但是他无权废除民主形式。

据《联合早报》报道，俞可平认为，大约需要多久时间才能达成中国的政治改革时，他认为各个目标所需时间长短不同，所以总体改革所需时间难以预测。改革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能产生阵痛，可能产生不适，但一切都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