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做FOF领域的布道者

他的个人邮件签名叫“更远的地方、更好的生活、更自由的心”；他喜欢每次都由自己主动去迎接生活的挑战；他觉得别样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如果未来的人生现在就能看得很清晰，那种人生没有太大的意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在获得“全国先进班级标兵”殊荣的复旦国政系担任大班长，到成为复旦大学的青年骨干教师和干部；从2000年后参与复旦创投、上海创管等子基金的建立和管理，到2009年成为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第一批管理团队成员，再到2011年加入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民营母基金管理机构，盛世投资合伙人赵勇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变。

直到现在，赵勇还清晰记得当初盛世投资CEO姜明明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做FOF是不赚钱的，要靠这个赚大钱还不到时候。但除了赚钱，我们最终还要做FOF领域的布道者，现在先从先行者和实践者开始。”因为这个共同的梦想，赵勇毅然决定加入盛世投资。

赵勇有着坚定的信念，“目前市场化FOF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到我们预想的结果，但我们一定会努力，也许需要5～10年整个行业才会遍地开花，结出硕果。我们一直在路上。”

一颗“不安分”的心

对于少部分“70后”大学生来说，应该有过这样一段不平凡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北京大学大和复旦大学招收的本科新生，入学后要先到军校训练一年，然后再回课堂上课。“我正赶上最后一届，92复旦，国际政治系。”作为当年全国赫赫有名的标兵班级大班长，赵勇满是美好的回忆，“军训一年加大学四年的复旦岁月，是最美好的青春，至今仍是我魂牵梦绕的心灵家园。”

大学期间的经历，各人有各人的体会。对赵勇而言，军训是一种别样的经历，是他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这是你过去和将来都不会经历的。”在赵勇的记忆里，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忙地洗脸刷牙、晨跑、站队列、练军体拳和刺杀操、学习枪械射击、给猪放哨、给土豆地站岗……这是太丰富的一年，因为太投入，他甚至没时间去想后面的大学校园生活要怎么开始。在那段时间，他体会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也知道了在这样的过程中应当如何摸索着前进。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有了一颗一直“不安分”的心。

赵勇坦陈，虽然自己追求自由，个人意志很强，但受军训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也有强烈的爱国心和集体主义意识，这对他现在的工作生活有很大的影响。“我从一支国资队伍中走出来后，能和市场化团队打成一片，多少也和军训经历有关。因为这段经历更能让人知道怎样在团队中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懂得合作，协助好团队的核心。”如果时间倒流回当年，那时这位似乎极具优秀公务员潜质的大班长大概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未来自己会与和本专业完全不对口的私募股权行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赵勇毕业后选择了留校教书。他在复旦法学院、学工部、宣传部、校庆办和产业处多个部门都工作过，一待就是七年半。其间，学校领导曾安排他去杨浦区委挂职锻炼一年，但对于这个能转行做公务员的机会，赵勇却没有在意。“还是跟性格因素有关，我不喜欢现在就能基本看清几年以后自己的生活和职业发展的状态。我始终不太安分，喜欢挑战，喜欢变化和不确定的生活，从磨砺中锻造人生价值。”赵勇说。

2000年，上海创投跟复旦大学合作组建复旦创投，当时在产业处工作的赵勇有机会亲历了整个过程。也是在这时，“国际政治专业”和“私募股权行业”这两条看似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在赵勇的生命里有了交叉。

“不一定每一次转身都能成功，但每一次都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选择挑战，也就选择了更开阔的生命。”2003年，正值而立之年的赵勇离开象牙塔，加盟了公司名称尚不为人熟知的上海创投。从2004年科教兴市重大项目，到2009年上海市政府引导基金项目，作为上海创投管理团队成员，赵勇一直奋战在一线。

跟上海创投结缘的近10年里，赵勇给自己培养出了很强的主动学习能力。借助上海创投这个学习平台，文科出身的他逐渐找到了对高科技项目的感觉，熟悉了投资项目的流程，了解了与投资相关的各类知识与信息。由此，他的专业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在赵勇看来，想在这个行业里面成为长远的成功者，品格和性格很重要，学习能力也很重要，与此同时，经验的积累也不可或缺。尤其在中国VC/PE市场整体不成熟情况下，一定要怀着谦卑的心态，边干边学。

2011年，赵勇再次做出了让身边的人们大吃一惊的事——离开稳健的国有体制，进入完全民营的母基金管理机构“盛世投资”，出任合伙人并主管上海地区的引导基金业务。那里，有一片更加宽阔但波涛也更为汹涌的天地在等待他去开拓。“做VC/PE，各方面都要敢于冒险，这正好能对上我的性格。”赵勇说。

引导基金之隐忧

作为中国创业投资行业的第一批从业者，赵勇累积了十多年的风险投资领域实操经验。如今，他还身兼着全国“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评审专家、教育部创业教育指导培训中心专家顾问、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家库成员以及上海闵行区金融咨询专家等数项社会职务。

经过在上海创投近十年的历练，赵勇对政府引导基金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作为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对规范和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和社会资金，引导民间资金参与设立主要从事中早期投资的创业投资基金，以及引导地区产业升级起到了推动作用。

据赵勇介绍，目前我国的政府引导基金运营模式有三大特征：其一，引导基金都是由政府全部出资，挂在地方财政性投资公司、国资创司或者是财政厅局的名下；其二，由于引导基金具有“地方财政”性质，所以在进行“引导”前一般会提两种要求：一是要求基金注册在本地，二是约定所募资金投资于本地的比例；其三，引导基金投资较分散，其承诺的最高投资比例一般仅有20%～30%。

政府通过引导基金参与创业投资基金的初衷是，通过对基金的投资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本地区，为政府带来潜在的税收和支持当地创业企业的发展，另外，还希望通过基金吸引新项目到当地落户。但从实际运作看，目前中国不同地区的政府引导基金在运作的成熟度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区县级的引导基金普遍存在资金规模小、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三点：

首先，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大多是以政策引导和拉动地方GDP增长为导向，而不是以基金本身的盈利为目的。引导基金会要求被投资基金的注册和投资都落在本地，并对可投资行业做出诸多限制。由此造成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象的逆向淘汰特征，即通常只有募资极为困难的基金才愿意接受这样的非市场规则。

其次，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国资管理人常常对所投资基金的运作和日常管理进行干预，这也不符合其市场化的特性。赵勇认为：“政府的引导应该从资金的管理团队、项目的运营团队等几个方面共同引导，靠政府制度本身的做法吸引直投基金。但现在引导基金的发展陷入了一个怪圈——市场繁荣的时候，引导基金不受青睐；市场低迷的时候，很多投资早期项目的基金都去抢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政府的钱血本无归的机会更大。”

最后，优秀管理团队严重缺失。据了解，目前，全国真正运作中的政府引导基金有60多家，其中活跃的不到20家。一些地方引导基金想聘请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加盟，但往往由于在激励机制层面缺乏政策依据而不得不作罢。

从组织形式上看，事业法人型引导基金想建立市场化激励机制没有太多的可能性；在公司法人型引导基金方面，现在有些地方已在实行参股激励方式，但与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要求对比，这些做法与一些现行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不相符，所以仍只能限于地方性的尝试，要推到全国范围还有很大难度。

令赵勇担心的是，“全部由政府出资的政府引导基金，加上非市场化的管理，即从财政到国资的‘左手倒右手’的运作，将使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存在覆水难收的风险，同时这也会成为滋生寻租腐败等弊病的温床。”

政府引导基金应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引导创投企业投资中小企业，另一个是发挥资本的杠杆放大作用。但目前后者却在某种程度上使引导基金沦为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工具，很多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目标就是简单的“用一个亿引十个亿过来”。

设立引导基金的目的是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鼓励合作的子基金投中早期或中小企业，否则就没有设立的必要，这也是引导基金与市场商业性基金目标的差异之所在。要解决引导基金与市场化运营的合作机构之间经营目标方面的矛盾，方法在于前者向后者让利。

“政府引导基金应该让利于民，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不是借引导之名，行政府、国资强强联手之实，与民争利，甚至形成新的不正当垄断。只有做到这一点，政府引导基金才能真正吸引和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投身我国风险投资领域。”赵勇认为，在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不一定要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政府的职责更多应该是培育市场，吸引更多社会出资人、市场化专业管理团队参与，“呼吁政府引导基金在募资、投资、管理方面越来越市场化，至少要让市场因素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取得中国中小企业遍地开花的结果。”

向市场化要出路

在与其他商业基金合作时，引导基金该如何让利？显然，首先必须投资成功才有利可让，因此各方合作组建的基金一定要能为投资人创造效益。如何才能创造效益？关键在于专业投资团队能否坚持按照最初制定的投资策略走下去。在赵勇看来，“让利于民的前提，是政府引导基金本身必须引入市场化基因。”

让利于民，是指当政府引导基金参股的子基金运作产生利润时，政府只拿比较低的固定回报、或是以银行贷款利率水平的收益率让民间资本收购政府出资的股权，也就是说，政府引导基金不参与子基金按比例的分红或者是收益分配。有此前提，政府引导基金才有可能真正成为金融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导者。

通过几年探索，一些引导基金的发展尝试已经印证了政府公共财政资金作用的有效性和基本定位的准确性，但同时也有还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尤其是在引导基金的激励机制问题上。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引导基金对合作机构的激励约束，二是引导基金管理团队本身的激励约束。前者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优秀的直投基金GP管理团队与引导基金合作，后者是为了确保引导基金自身的高效运作和管理。

目前，政府引导基金有三类管理模式：一是由原有的事业单位或者政府部门成立一个理事会进行管理；二是由当地国有投资公司进行管理；三是单独设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近些年，也出现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团队和一些市场化的团队进行合作，逐步向区域性的资产管理包括科技资产整合方向发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政府管理的引导基金四处寻找市场化专业投资顾问团队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两类母基金的经营使命方面，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存在一些体制性差异，所以在运营模式上也会有所不同，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与其他一些投资方式相比，引导基金的收益回报低而且投资时间长，这种投资的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公益性。但无论哪一种母基金，其经营过程都同样要求实现专业化，要求整个运行流程、决策机制、团队培养、人才建设等各环节具备规范眭、科学性、合理眭。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对两类母基金的要求并无太多差异。

有些业内人士非常不赞成在研究引导基金时，过分突出国有机构和民营机构的所有制背景并过多强调两者的这种所谓“对立”。他们认为，要实现此类机构的真正发展，就不应该从所有制背景方面加以区分，而是要看这个机构是否具备专业性，“专业性”应当成为双方共同的关键词。赵勇认为，一个GP不可能什么专业都熟悉，每个基金也有自己的主要投资方向和投资阶段，这样才能体现出GP的专业能力。

体制内机构拥有一些天然优势，如果能够将这些优势与市场机制和政府信用适当结合，就会进发出最大的活力。引导基金联接政府，动员组织的能力非常强，比如中海投资、重庆科技资产控股公司等，这些政府引导基金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在该领域内当地最大的投资公司，对政府能力、市场情况、企业信息都非常清楚。为了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地方的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把当地的投融资资源进行一些适当的梳理。

目前，政府引导基金基本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浙等地，一旦设立起来，规模都在几十亿元。这类基金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其管理团队会逐步分化，有一小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团队会朝着专业人民币母基金管理的方向发展。原因在于，一方面，很多地方行创司及其管理团队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改制；另Ty面，随着地方养老金和其他资产类型逐步进入市场，市场对专业管理团队的需求量会更大。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上述发展趋势会更加明显。预计未来几年会出现大约10个资产管理规模达50亿元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团队。

先行者的愿景

赵勇说：“做FOF从一开始就是很冒险的事。”当他在2011年加入盛世投资时，国内基本上还没有市场化的FOF管理机构，而超前就意味着冒险。即便是今天，在行业洗牌时期，合格的完全市场化的FOF依旧凤毛麟角，这一事业的发展可谓方兴未艾。

2011年11月23日，国家发改委了《关于促进股权投资企业规范发展的通知》（2864号文）。在规范募资方面，该文件明确指出，股权投资企业的投资者为集合资金信托、合伙企业等非法人机构的，应打通计算投资者总数，但投资者为股权投资母基金（FOF）的除外。

对此，赵勇认为，“备案管理制度的推行及门槛的提高，将使得中小型VC/PE机构募资变得越来越难。在此态势下，市场化操作的母基金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在中国，政府在私募股权行业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整个行业的发展还在早期，也就是刚刚学会走路。此时，要与高科技企业发生进一步的关联，政府的引导作用必不可少，而我们主张在这当中加入一些专业化做法，加入一些市场化力量。”

一些全财政资金出资的引导基金，募资行为没有实现市场化，而是委托单一的国资管理机构完成，投资和投后的管理实行的还是专家评审制，最终决策权掌握在政府甚至是几个官员手中，这种机制很容易受到各种场外因素的影响。而且，基于国资机制相对僵化的现状，财政拨款难以实现循环往复。纯财政引导基金每年靠财政拨款维持运转，这种方式将难以为继，而如果用杠杆把社会资本吸引进来，金融对产业的支持作用就能体现出来。

母基金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完全把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区隔开并不是明智之举。此时，最重要的恰恰是致力于各种力量的融合，这其中包括机构投资人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国有的力量和民间的力量。只有这样，这个行业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赵勇指出，“私募股权行业要发展壮大，一定得让市场占主导力量。民间LP资金越雄厚，市场化管理机构越活跃，中小企业被投项目越活跃，整个链条就越活跃，整个中国经济就更能焕发活力。”

从2010年开始，盛世投资已经管理过多种模式的FOF，按资金来源分类，包括完全社会资本参与的FOF、政府参股与社会资本共同参股的混合型FOF、全地方财政出资的FOF。模式不同，要求管理方式和目标随之不同。对纯社会资本FOF来说，为LP获取收益回报是第一位的；而如果是混合型出资的FOF，除了要求收益回报，还要充分考虑政府资金的需求和侧重点，关键是帮它找到与社会化LP的结合点。

“政府的诉求和民间LP的诉求并不一定是矛盾甚至对立的。政府角色的真正使命在于扶持而不是限制，比如在回报阶段让利，就是为了更多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两者只要找到共同点，就可以相互配合，进而加速本地实体经济的发展。考虑到风险，民间LP可能不希望过多参与早期投资，但他们至少可以做政府早期投资的接盘人。”赵勇表示，“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成为一个好的机构LP，还要成为资本和项目的对接平台，并且把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与子基金和项目对接，达到各方共赢的目的。”

在盛世投资管理过的各期母基金中，其中的两只政府引导基金都来自上海。对此，赵勇有自己的考量：其一，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在这类发达地区探索出的管理经验，未来可以复制到欠发达地区；其二，上海本地富裕家族的集中度高，他们对私募股权有更为充分的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容易做好母基金。

在赵勇看来，现在盛世投资在业内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受托管理的政府引导基金成效显著。作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民间母基金管理机构，要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权非常困难。截至目前，政府相关的FOF全权委托管理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仅盛世投资一家。

“按照行业惯例，我们是在一期一期地做。基本上前一期投完80%以上才会开始做下一期，否则当中会产生很多问题。”因为对于母基金管理机构来说，如果平行管理几期政府引导基金，难免会遇到如赵勇所说的“各地政府对基金落地要求、产业引导要求可能会有相似和冲突”的问题。

FOF的运作方式是先投子基金再投项目，存续期不可能太短。考虑到部分子基金的存续期可能比较长，盛世投资管理的母基金存续期为7+n，“这也是国外母基金行业的通行做法，我们这样做，也为今后与一些国际大型VC/PE行业的FOF实现合作奠定了基础。”

母基金在中国的发展不到10年，符合国际运作规范的人民币FOF还非常少。“即便是政府引导基金，其设立之初做的也不是FOF，而是直投项目。它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态，从国资公司变成引导基金，没有从本质上化解政府财政资金直接投项目的风险。”赵勇表示，“现在很多地方的第一批引导基金还没有做完。这一批大部分是做直接投资，效果还不好说，所以不可能马上转做母基金。”

FOF是位于VC/PE行业产业链上最顶端的一个环节，若其推动作用发挥得好，产生的系统性效果将会非常好。随着行业逐渐发展成熟，在上海、深圳、天津等私募股权机构扎堆的城市，引导基金的运作正变得越来越规范化。从吸引直投基金到吸引市场化的专业管理团队，在政府政策导向下’引导基金的作用正在资金、团队、项目等多个层面上被成功放大。

赵勇总爱用“时不我待”这个词来鞭策自己，“当年，作为全国先进班级标兵的代表，我们曾聆听过李岚清同志的当面勉励。他对我们说，20年后看是否能成长为祖国真正需要的人才。如今已经过去了16年，我的同学们都在各行各业奋斗着，我自己更是不敢有丝毫松懈。我们未来要交出的那份答卷既是对李岚清同志殷切期望的热切响应，更是每个复旦‘92国政人’自己的青春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