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8 09:11:29
“模仿说”是由古希腊“艺术模仿自然”的思想发展而来并逐步形成其理论体系的，它作为西方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丰富的发展和变化。
在哲学开端的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最先认为美是对数的模仿，而赫拉克利特却以他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为基础，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艺术模仿自然”的论点，“艺术模仿自然显然也是如此：绘画混合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后来的德谟克利特则将社会的“人”加入到了模仿对象中去，认为人类许多诸如织布、造房子等技能都是模仿动物取得。[1]到了苏格拉底时期，他继承了前人观点并对“模仿说”加以丰富，认为艺术不但要模仿美的形象，还要借形象来模仿人的感情和性格。这些观点的提出，为“模仿说”在古希腊时期的成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模仿说”成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在“模仿”学说体系中做出巨大贡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模仿说”理论。柏拉图是在前人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系统提出了他的“理式―现实―艺术”的模仿理论，并由亚里士多德将此学说推向了它的第一个高峰，形成了系统化理论体系。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体系
（一）柏拉图以理念为基础的“模仿说
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谈到了木匠制床和画家画床的问题。“木匠不能制造理式，他所制造的就不是真实体，只是近似真实体的东西。如果有人说木匠或其他木匠的作品完全是真实的，他的话就不是真理了。”由此可见，床的本质只有一个，是床的理念，涵盖了床所具有的普遍性，而木匠的床只是理念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具体化，是理式的影子，而不是真正的理式。然而画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制造床，但制造的却连床的实体都不是，只是在外形上制造了床。由此可见，画家只是在对木匠制造出的实体进行模仿。因此，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三种床：“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制造，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柏拉图用 “模仿者”――画家、“床的制造者”――木匠和“自然创造者”――神所制造的产品隔了三层这一理论来讲述了他的“模仿说”。
由此可见，在理念的世界，感性的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三者的关系中，柏拉图认为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模仿，而模仿的对象只能是物质世界，因而不能达到理式世界，不能揭示理式世界的真实的和绝对的美。因此可以理解为理念的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则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世界则屈居第三性。现实是艺术的直接根源，而“理念”是艺术最终根源。但是柏拉图的“模仿说”是不完备的，他只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模仿只是对现实世界的简单模拟，从而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
（二）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真实性的“模仿说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并未全盘接受老师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在继承和发展柏拉图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较客观地探讨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系统化的“模仿说”体系。[2]亚里士多德把文艺模仿的对象建立在了现实的基础上，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因而也就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艺术是对现实世界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模仿，具有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来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模仿实为人的求职本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模仿产生的艺术是以形象的方式认识，是通达真理的特殊求知活动。由此说来，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是一种彻底平民化的艺术哲学。模仿只是一种先天的创造能力，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文明的开端。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模仿之所以能被接受，还源于模仿能给人们带来。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能感到。而这种对这种的感知存在着两个主体，一个是艺术家，另一个则是欣赏者。一方面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通过艰难的构思再现了现实中的种种生活现象，运用了自己的创作技巧，同时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作品去，从而使自己的感情得到宣泄，从而获得一种愉悦感。 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欣赏艺术品的过程中，对艺术品本身产生了一种认知感， 从而得到了心里的满足和愉快，因此产生。
但是，亚里士多德明确限定了文学模仿的对象范围，他在讲述诗人的时候，认为诗人的职能不是记录已经发生的事，而是描述出必然性、或然性而可能发生的事，表现某种“类型”的人和事物。在他看来艺术模仿自然的方法有三种：一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这是简单的模仿自然；二是按照人们所说所想的那样去模仿，即根据神话传说；三是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去模仿，即按照客观规律描写可能发生的事情。
二、两者有关“模仿说”的哲学观点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是在继承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但是他却纠正了柏拉图唯心主义的虚幻“理式”概念，强调现实中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把文艺模仿的对象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并明确说明模仿艺术的模仿对象不仅是自然还有人的生活，因而主张模仿人的行动。
总之，由于两人生活环境的不同，形成的哲学观点也存在着差异。柏拉图是始终站在贵族阶级的一方的，他希望文艺能够为贵族统治阶级服务，属于浪漫主义。而亚里士多德是贵族中产阶级出身，能够很好地站在平民的角度以客观的思想来对文艺和现实的关系进行认证，属于现实主义。整体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柏拉图的路线是唯心主义路线，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路线。
（一）哲学基础：唯心与唯物
柏拉图的“模仿说”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在理念的世界里柏拉图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愿望及精神态度，认为艺术是对真、善、美的颂扬和对假、恶、丑的揭示，是对更美、更理想的生活世界的向往和追求。[3]
与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虽也不能称为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已经向唯物主义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肯定了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并且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改变了柏拉图的艺术的根源是在先验的理式中的观点。[4]
（二）文艺功能：“激起”与“净化”
柏拉图认为模仿诗人创作的作品，只是在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模仿诗人既然要讨好群众，显然就不会费心思来模仿人性中理性的部分，他的艺术就不求满足这个理性的部分了，他会看重容易激动情感的和容易变动的性格，因为它便于模仿。”然而模仿这些情感欲望，会逐渐激发人们的感伤癖，因此残害了好人。当国家遇到了灾难时，人们也就不会勇敢地面对，国家也就落败了。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悲剧是模仿人严肃和重大的活动，表现幸福与不幸的生活，通过描写事变，激发恐惧和怜悯的情感，以达到净化灵魂的作用。也就是通过对过分强烈的情感的宣泄以达到一种平静和舒畅的感觉，恢复心理的健康，并在戏剧的陶冶之中逐渐培养起伦理道德来。[5]
（三）模仿者：批判与接受
在柏拉图眼里模仿者最大的罪状就是模仿者的作品会使好人也受到它坏的影响。“很少有人能够想到，旁人的悲伤可以酿成自己的悲伤。因为我们如果拿旁人的灾难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这种哀怜癖就不易控制了。”像、怨恨以及一切欲念都是应该被唾弃的。但模仿者却灌溉它们，滋养它们。它们对人类心灵来说是一种侵蚀，应该被剔除。
但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模仿者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艺术家对自然和人生的模仿不是消极、被动的复制品而是创造性的，他们可以反映出比偶然性的历史中的个别事件具有更高一层的真实。而这些现实会对人们的认识起着引导作用，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健康发展。
三、结语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模仿说”的不同看法根源于他们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但是作为希腊哲学史上的先驱，不管他们在“模仿说”方面有着怎样的分歧，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些理论，毕竟这些观点对我们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思索。
参考文献
[1] 李丽.试论“模仿说”的嬗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2）：151-152.
[2] 田立慧.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J].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6（4）：83-86.
[3] 任洁玉.浅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异同[J].中国科技博览，2010（33）：368.
[4] 丹，孟婷婷.简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模仿论”异同[J].华章，2010（7）：11.
[5] 卞红联.从模仿与真实的关系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J].安徽文学，2010（1）：238.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