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灵肉冲突”新论

【摘要】郁达夫《沉沦》中的“灵肉冲突”可理解为中国魂与日本情的矛盾;主人公“沉沦三部曲”背后体现的是其对日复杂情感的畸形反抗;作家用“灵肉冲突”表达民族情结的书写方式体现了留日派学生的普遍生存困境。

【关键词】沉沦 灵肉冲突 日本观 矛盾性 民族情结

郁达夫的代表小说《沉沦》以其大胆的自我暴露与清新、直率的情调奠定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范型。而他在《沉沦》自序中曾对自己这篇小说作如下评价：“《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 在这里，郁达夫似乎将这部作品的主题定义为“灵与肉的冲突”，即主人公“他”在青春岁月里因在日本受到“强刺激”而产生的情不自禁、不可抑制的“矛盾”，这种“性”与“爱”的苦闷体验是病态的、难以启齿的，因此最终落得灵与肉双重失落的结局。但是，无论是郁达夫本人还是作品中的“他”，都是全心全意爱着文化血统上的祖国的，那么在作家笔下，轻易爱上日本女性，并为了她们“沉沦”而甘之如饴，是否意味着对祖国的某种背叛呢？如果是简单的“灵肉冲突”，作者为何还要说“我的描写是‘失败’了”？

笔者认为，《沉沦》里的灵肉冲突，还有另一种更“崇高”的意识形态，即作家通过塑造“他”对日本女子的沉沦三部曲，有意识地“与自己过不去”，以保持自己对祖国纯洁的忠诚与认同;但是，随着留学生涯视野的开阔，出于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倾慕与赞叹，行文中又无意识地流露出作家对日本爱恨交织的抵牾情绪，最终，这种复杂的情感通过一个青年男子进行自我压抑与放纵两极对照的自白中得到畸形的释放。

一、“灵”与“肉”的深层解读

一旦把“灵肉冲突”上升到民族意识的维度，那么这种矛盾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蕴藉。所谓“灵”，即主人公的“中国魂”，在文本中表现为一个恪守中国传统文化和礼节的典型乡村旧文人，他对祖国有着从一而终的责任感：“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他”并未对自己的留学生身份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反而觉得这是一种虚掷年华的表现;他热爱自然：“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白，晚夏的微风，初秋的清气，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淳朴的乡间终老了吧”，他有意逃离日本现代化都市带给他的冲击，并以“孤高傲视的贤人”自诩;他精通诗韵，曾以诗寄友，在妓院寻欢前竟还通过吟诵诗词表达自己对“俗物”的蔑视，以此映衬自家高洁，诗歌对“他”来说是一种入骨的影响，是他精神生活的最后归宿;他深信中国医书是金科玉律，“”这种犯罪是“于身体最有害的一种的”……这些种种，都表明了“他”作为中国古代风流才子和旧式文人所树立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特质。

二、畸形的精神捆绑：沉沦三部曲

《沉沦》中“他”很轻易爱上日本女子，而这种“爱”并不是浪漫、真挚、纯洁的爱情，更谈不上爱情所具备的守护与培育的条件，它更像是一种青年男性对女性“身体”的迷恋。“支那人”的身份让他在男女情感当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无论是青春逼人的日本女学生、曲线优美的旅馆女儿还是为旧社会不齿的妓院侍女，他均无任何优越感可言，只能在自卑中忍受强国女子对他的高高在上的，他为此沉沦，又不甘屈服于这样的结局，“他”有意放大对女性身体层面的关注，企图塑造一系列依靠身体俘虏男性的妖魔形象为自己的“沉沦”开脱，却又因为对日本女性真诚爱意的流溢让他的这种“沉沦”更具悲剧性。

从家国层面说，接受日本女性有悖于他的“中国魂”，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逃，我们怎么能忍受一个国族歧视如此强烈的人成为我们的亲密伴侣呢？可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性意识与求爱之心绝非简单附属于民族意识，对异性的迷恋和冲动，显然不是民族主义情结所能掌控的。因此，他的“沉沦”，表面上看是青春期的性苦闷，实则却是在两国国际地位悬殊的情形下，个体身份不同对“灵”与“肉”最终价值取向的精神捆绑。

三、“失败”背后的时代群体性追问

苏雪林曾批评：“郁达夫《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到‘灵’的馨香”、“伟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虽历千百年尚可与读者心灵共鸣：郁氏作品中人物虽与读者同一时代，而已使读者大感隔膜，岂非他艺术上的大失败？”是的，因为这种露骨的欲望描写和极富感染力的浓词艳句，在增添了主人公“生之苦闷”的同时却也淡化了这种矛盾背后深层次的民族情结蕴藉，即“支那人”是性苦闷之源，是跨国婚恋最终难以达成的责任承担者，是阻碍他以包容之心对待日本民俗文化的最大绊脚石。而接受者大多将目光聚焦到所谓的“灵与肉冲突”当中，郁达夫自省为这是一种“失败”的表现方式。

然而，尽管我们挖掘出这“灵肉冲突”背后原来还有作家对日复杂情感的因素作支撑，我们也很难公允地作出判断：弱国子民受歧视遭侮辱的切肤之痛是否全然责怪所谓的“大日本主义”？进一步说，我们真的能有足够宽阔的民族胸襟，彻底分清爱恨对象的不同、理智与逻辑的差异吗？郁达夫在文本中选择一种“逃避”的方式来面对这种矛盾，“他”在妓院失身后，在大海的波涛中自求毁灭，使得他的海外求学生涯以惨败作结，这不仅是生命个体的陨落，更是那个时代下留日派学生最惨痛的体验。

无论何时，爱国都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在那个硝烟滚滚的战争年代，留日派作家的命运总体上说是坎坷艰难，心酸悲哀的。这种悲情最乱人心之处在于“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他们在书写社会与人生不幸的时候，首先受触动的是其自身痛苦的神经，他们不厌其烦地倾吐自己心中的悲愤和苦闷，甚至敞开自己病态的情绪，但每个人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作品风格：郭沫若的民族意识转化为狂飙突进的爱国诗篇;鲁迅的民族意识转化为对国民性格的理性反思;郁达夫选择以“灵肉冲突”来表现中国古典文人对日爱恨交织的矛盾，昭显出他在个人经历和时代浪潮双线发展下的综合性复杂情态。从这个层面说，《沉沦》对“灵肉冲突”的大胆披露，绝不是其主题的终结，而是小说情节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正是因为如此，其背后隐匿的意识与生存冲突才能最终升华为作家独特的日本体验视角，使《沉沦》中的“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上不可复制的孤本。

参考文献：

[1]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乙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