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率背景下我国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高储蓄率给经济稳定与发展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运用财政手段去解决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和发展与高储蓄率及低消费率之间矛盾的必要性及有效性。

关键词：高储蓄率；低消费率；财政职能作用

针对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巨额居民的储蓄余额，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使得防止某些部门经济过热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如何缓解由此产生的国内普遍需求不足和部分行业过热的矛盾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和货币等经济手段无疑是政府解决此类问题的首选。同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手段将是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维持经济的稳定，推动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最为有效的方式。

一、我国高储蓄率的成因及趋势分析

数据显示，2006年3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1.2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另据国际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估计，我国总储蓄率（本文所指储蓄率为居民储蓄率）已经高达46%，而与巨额居民储蓄相呼应的是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下降，近5年来分别为61.1%，59.8%，58.2%，55.5%，53.9%，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而据H・钱纳里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为60%左右，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略有下降。而早在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仅有47.5%。显然，我国储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的情况并不仅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所造成的，因而我国目前高储蓄率的形成是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文化传统因素。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勤俭持家是传统美德，中国虽然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观念仍然是难以摈弃的，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适度消费，宁愿将钱存入银行，希望给女留下积蓄保证他们以后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国家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理财观念的，这也使得我国的储蓄率相对较高而消费率较低。

2、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存在诸多特殊的因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削减职能和负担的同时，并没有在全社会形成有效的组织和相应的机构来承接这部分职能和负担，因此给居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导致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偏好，同时提高了预防性储蓄的意愿，使得预防性储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受到社会因素和价值（文化）因素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即使他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会维持原来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他们的储蓄率必然就会比较高。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尚未成功，国民收入仍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由整个社会群体在储蓄上保持的巨大惯性而带来的高储蓄率的情况并不会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变化。据徐滇庆的分析，我国高储蓄率的情况很可能要到2015年左右才会有较大变化。因此，分析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如何扬长避短，发挥其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二、高储蓄率对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与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必要性及有效性

不可否认，居民储蓄维持较高水平有力的支持了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绝不能就此认为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从对发达国家10年经济比较看到，1995年至2004年，德国、法国和日本居民储蓄率平均分别为：10.5%，11%和8.75%，美国和澳大利亚平均为2.75%和1.75%，同一时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增长率平均为3.5%和3.75%，而德国、法国、日本则平均分别为1.25%，1.5%和2.25%。由此可见，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呈长呈负相关关系。

（一）高储蓄率的对经济稳定与发展的负面效应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时期，根据哈罗德―多马有关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模型，高储蓄率无疑对此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模型中看到，模型的结论是站在投资从供给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分析得出的，其前提假设也是以储蓄能够完全转化为投资为基础的，但现实是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是有条件的。从社会再生产来看，在开放经济体系中，投资是为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服务的，即从逻辑上看，对投资的分析应从需求开始。如果消费需求不足或出口需求无法消耗掉国内多余的产能，便将影响社会投资的意愿，高储蓄率向投资的转化必因此发生困难，造成资金闲置或资本外溢，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潜能得不到完全发挥，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引发其它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1、高储蓄率有可能加剧个别部门经济过热的趋势。虽然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通常带来通货紧缩的后果，但由于有大量的闲置资金供给，因而绝不能排除在个别经济部门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高储蓄率的存在，意味着金融机构拥有更大量的储蓄余额资源需要利用，使得某些已经出现过热趋势的行业仍然可以较轻易地以较低的利率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继续参与该行业的投资，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行业的过热趋势。若该行业恰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那么甚至有可能导致全社会全行业通货膨胀的出现。2004年上开始出现的局部地区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现象便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2、造成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将使我们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资源丰富的经济大国，我们绝不可能通过类似日本、韩国及一些东南国家和地区发展初期那样依靠“低消费，高度外向”的外需主导型道路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腾飞。何况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可能出现这些国家当初的国际贸易条件，也不可能有足以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海外市场。我国目前过高的储蓄率和低消费率显然没能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内需条件，造成我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逐年上升。

3、导致经济以外延扩张为住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固有模式是，内向经济以政府财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速增长拉动，外向经济以低价、低附加值、低利润率的产品出口来拉动，这种以投资为主的模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本国资源和环境自量，而且与诸多国家产生贸易摩擦的几率加大，同时助长了所谓“失衡增长”的中国“增长悖论”现象。

4、反映出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形成高储蓄率的来源主要有二方面：一是高端收入家庭，另一个是底端收入家庭。在高端收入群体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普通消费需求已经处于饱和，于是将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或者投向奢侈品消费；而在低收入群体中，挣钱少却仍要为“后顾之忧”而“减衣缩食”，也将大部分收入都积蓄起来。虽然二者储蓄的动机不同，但都造成了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消费愿望不足而处于过剩状态，相比之下高端消费品却供需两旺的尴尬局面。因此，目前存在的高储蓄率恰恰反映出了有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所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而由这种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条欣欣向荣和普遍存在的消费品产能过剩的两极不公，导致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压力并存，也使宏观调控陷入两难。

（二）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矫正”作用

1、财政支出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在现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效应。从图（1）数据中可以明显的看到，近20年来我国财政支出总体趋势是同向上升的，而伴随支出上升是经济总体上的增长。根据有关部门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实证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产生“溢出效应”，财政支出增长1.2321倍，经济正向增长0.7146倍（数据来源：邓元春、易扬《试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2、“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遏止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的趋势。政府可以选择有针对性的减少税收或增加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短期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且，在储蓄率高而居民消费率偏低的情况下，一方面财政的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政府增加财政购买支出对居民消费并不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从而财政支出的增加不会“挤出”居民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有充足的资本供应及稳定的利率支持，也不会造成私人部门借款压力的增加。同时，在目前预防性储蓄占据相当比重的情况下，通过增加财政的转移支付可以提高居民对未来保障的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用于消费，也有利于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扩张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使储蓄、消费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3、财政支出能有效克服私人边际资本报酬递减的弊病，在现阶段可以获较高的边际报酬，从而保证长期经济的良性持续增长。由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着关键作用，强调了长期增长对公共政策的敏感性。而财政可以通过加大在诸如教育、研究开发等外部性较强领域的投资，弥补企业创新能力短期内难以有实质性突破的劣势，增加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防止产生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甚至促使报酬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三、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的几点思路

（一）针对我国目前储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同时部分行业出现过热倾向的情况，不宜继续扩大全社会全行业的投资。但是，坚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仍是拉动需求快速增长从而保证经济稳定与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今后应该注意财政支出的部门行业指向性，要有选择地加大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投资，注重改善经济环境，加强知识的积累，避免支出范围过大产生“挤出效应”，同时遏制诸如房地产、钢铁等部分行业的过热倾向。

（二）逐渐转变财政以直接投资形式拉动需求扩大的方式，以刺激消费作为扩大需求的基本立足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实际上，经过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以及在我国目前固定资产投资率持续高位，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低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已与1998年开始以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时有所不同。而通胀和通缩压力在经济发展中并存也暗示我国现时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特别是由于收入结构失衡所带来的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失衡。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应逐步回归到依靠内需的道路上来，改变以政府投资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变“建设财政”为“公共财政”，强化财政收入分配作用，加强社会保障，加大在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入，完善公平的税负制度，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并制定更多的刺激消费的政策，以达到最终扩大内需的目标，从而维持经济的稳定，间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袁东.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2、陈共，财政学.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邓元春，易扬.试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大众科技，第05期.

4、吕炜.浅谈财政政策立足点的转变.财政研究，1994，(8).

5、高培勇.解读稳健的财政政策.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3).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