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祸二次探底

有些读者反映,我最近的文章都是从哲学视角来解释金融危机,而没有关注当今经济形势。之所以没有用更多笔墨讨论经济趋势,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从长期看,金融机构和政治经济环境是如何塑造了今日市场。

现在正处于循环的周期之中,还是面临全球经济的结构问题?让我们站在三万尺的高度看全球的经济。

美国的经济复苏仍很不确定,因为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正逐渐消退。欧洲正缩减财政支出,增长放缓将持续一段时间。日本的增长仍微不足道,甚至连中国的增长也开始放缓。只有新兴市场的增长似乎在快速反弹,但他们一般是全球经济的滞后指标(大约六个月)。

国际清算银行6月了年报,认为危机的阶段从“急诊室”进入了“特别护理室”。那么,危机正在逐渐转好还是重新回到“急诊室”?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政府当前应该采取更多的财政措施。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仍然在强调经济的不确定性。经济的“二次探底”会出现吗?没有人能准确预测美国经济的方向。大家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经济恢复必须经历失业的增加。

事实上,美元贬值已经促进了增长――2009年美国GDP的一半增长要归功于出口。但是失业率仍在上升,在10%左右徘徊。失业增加归因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公司利润上升。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发达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报告表明,美国和欧洲2011年的政府债务比2007年高40%。这种情形只有当利率维持为零时才是可持续的。如果利率由于高通胀上升,那么政府债务不得不迅速扩大,而且美元和欧元会因为利率提高而升值,从而抑制出口,使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

换言之,由于过去30年的过度消费,西方国家将金融高杠杆的损失国有化,把损失转移给了国家。负有沉重债务的国家不再是增长引擎,而他们的富人却没有因此多交税。这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中产阶级觉得他们在这次危机中首当其冲,而不是引发危机的富人。穷人则被巨额的福利项目所救济,但福利政策成本高昂,不可持续。

这也是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但这只会使经济衰退更加恶化。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但是经济前景让人担忧。

第一,新兴市场仍然只是全球经济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是7万亿美元,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总量是37万亿美元。所以,即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达到8%,它们也无法带动增长速度只有2%的发达国家。

第二,相对于过量的政府债务,当前的利率完全被扭曲了。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在危机中实际利率必须提高,以平衡风险和回报。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当前的名义利率没有反映真正的风险。

货币主义学派和凯恩斯学派都完全误解了整个形势。当危机来临时,它们没有提高利率,而是降低利率延缓危机,把损失转移给公众。

这时候,凯恩斯学派站了出来,提出要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政府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救助金融领域,而不是振兴实体经济。他们似乎忘了,危机是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双重作用导致的。周期性体现在全球经济不可能永远持续繁荣下去。结构性体现在西方的过度消费,它是以高杠杆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为代价的,这会削弱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有一个统计数据可以解释目前的困惑。大多数西方评论员认为,中国的银行承担的职能过多,它们通过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贷款。一位分析师称之为“中国式的次贷危机”,并建议卖空中国上市银行的股票。

另一个美国评论员则叹息,当美国议会还在讨论清洁能源的问题时,仅今年二季度中国已在清洁能源技术上投入了115亿美元,而美国的投入是49亿美元。显然,很多资金来自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也为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贷款,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做准备。短期内这些项目不会带来回报,并且有可能产生短期的不良贷款,但是长期对社会的回报是积极的。

只要有长期的回报,就不应该畏惧短期的痛苦。如果你在每个短期内都试图盈利,而不愿承担一定的付出,那么在长期内亏损也就不足为奇了。你不能把国家和全球的经济看作快艇,能够一直高速前行。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坚持从长远的眼光去看全球经济。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和马来西亚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