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社会政治论文

一、政治冲突产生的本质根源：二元结构与分配失衡

政治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价值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围绕政治资源的斗争始终是政治冲突的根源。爱儿维修认为，利益是社会生活中惟一的、普遍起作用的因素。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他还认为，社会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说穿了是一个利益冲突。贫民起义，国家改革，统治者对内对外政策，对外战争，无不跟利益有关。马克思也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充满危险，是因为世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冲突的根源，政治利益是政治冲突的根源。政治冲突一方面源于政治资源的稀缺性，也源于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事实上，政治冲突的根源不仅在于政治资源的稀缺和有限性，关键还在于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和不均衡性，“不患寡而患不均”。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将破坏政治体制的权力制衡机制，引发为争夺有限资源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削弱公众对政体的效忠，产生对政治体系的失望与怨恨。改革期的中国，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既包括由于政治体制静态结构的失衡导致的不均衡，也包括由于变革引起的利益调整而引致的不均衡。“葫芦状”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体制造成政治资源配置的静态失衡。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二元化社会，整个社会结构被二元分割，而且是一种不均衡“葫芦状”分割，是一种两头失衡的社会政治静态结构。改革以来，这种二元化格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一定的缓和，但其主导地位仍未改变。而这种失衡的静态二元格局恰恰又是政治资源初次分配的基础和前提，造成资源配置在政治体系中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事实上，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精英与大众、穷人与富人、政府与企业的不平衡均可从这种二元格局中找寻到原初答案。胡鞍钢就曾经指出“：经济波动、社会动荡乃至政治动乱都是二元结构矛盾冲突的显著标志”。就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均衡性而言，由于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而地方权力完全来自中央的授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之间是一种“葫芦状”结构，中央是葫芦的低端，而地方是葫芦的顶端，资源配置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政治资源配置的静态失衡是造成政治系统内部冲突的最初根源。政治利益的重新调整导致政治资源的动态失衡。现代化进程将引起整个政治系统权力的重新调整，打破社会原有的资源分配格局，按照新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在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将失去或减少原有的既得利益，而有些人则在新的利益分配中，获得了新的或更多的利益。因此，利益既得者常常反对变革，期望维持现状。然而，现代化进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现实。当他们无力阻挡现代化进程的时候，要么向社会妥协，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要么逆潮流而行，产生对抗，引发对社会政治秩序的不满。当他们越发清楚地认识和感知当前利益和潜在利益的损害越大，他们的反抗意识就越强烈，冲突的强度也就越高。“如果你想改变创造财富的方式，你马上就会与所有既得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因为它们的权力就源于从前的财富系统。随着各方争夺对未来的控制权，激烈的冲突便会爆发”。政治利益的不断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政治体系利益格局的暂时性平衡，但却永远也无法达到持续均衡，因为社会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暂时平衡之后，新的利益矛盾又将产生，引致新的冲突，需要新的调整和再分配。这种利益的“调整-平衡-不平衡-再调整”循环模式，正是引致政治冲突的不断发生和维持政治系统动态稳定的缘由。

二、政治冲突产生的深层原因：信任缺失与认同危机

政治文化发生碰撞。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由于新旧政治文化植根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土壤，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体系，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尖锐的冲突，传统文化总是抵制和抗拒现代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在社会中渗透和影响，从而成为改革的障碍。改革前，无论农民、工人还是学生，人们都一致拥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经过建国后长期耳濡目染，熏陶教化，这种政治信仰深深嵌印在政治文化中，引导着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行为。改革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开放、竞争和服务等现念，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封闭主义、专制主义和等传统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发生碰撞与冲突，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甚至是政治信仰的缺失。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命令主义、以言代法、以人治代法治思想与观念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和政治系统运转的障碍，成为政治冲突发生的深层原因。政治信任缺失。一定程度的共识与信任，是任何社会群体存在的先决条件。信任降低了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提供了经久、稳定而且得到普遍认可的制度和个人心理结构，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心理基础，是建构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媒介，只有存在稳定的相互信任关系的情况下，社会才可能建立一种长远的共同秩序。离开信任，大量的政治行为将不复存在。在缺乏信任的社会中，意味着人们忠诚的对象仅限于熟人群体，社会缺少组织化，公众缺少对国家和公共事业的忠诚，整个社会弥漫着怀疑、嫉妒和敌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信任缺失是政治冲突发生的重要因素。亨廷顿指出，厄瓜多尔“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和长久的互不信任互为因果”，埃塞俄比亚“由于对人的团结和协同一致的能力不很重视，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充满了一种互不信任和互不合作的气氛”。改革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遇到了信任危机，整个社会的信任系统，无论是货币系统、专家系统还是人格信任系统都出现问题，欺骗与杀熟成为我们社会的普遍现象，造成人与人之间，公众对政府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互不信任。而政治上的互不信任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政治腐败、官僚作风、、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司法不公、欺上瞒下、政绩工程等不良现象。它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众形象，损害了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导致了政治冲突的不断出现。所以说，改革期的中国是一个真理与谎言相互媲美，雄心与野心同样夺目，机运与危机交错相接，天使与魔鬼横空出世，美德与罪恶一起发育成长的社会。改革的认同危机。对改革的认同危机包括两个层次：一指政治系统内部高层关于改革的方向、模式和速度问题存在的分歧与冲突。从改革以来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关于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初期在党政高层存在较大的分歧，一度受到党内保守派的顽强阻挠甚至流产。而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关于改革的速度与模式，也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与观点，有“激进派”也有“保守派”，有“左派”也有“”。二指民众所经历的对改革认同的政治心理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来源于伴随着改革的进程，民众对改革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因为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当初所期望的，人们的愿望无从实现或者难以实现，对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民众对改革的认同危机。年轻人期望增加工资，提高收入，迎来的却是物价飞涨，倒爷横行，入不敷出，生活下降；老一辈指望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却眼见社会变革中的权力地位、名望、荣誉的转移，“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感油然而生；工人难以重温领导阶级的旧梦，再也不能享受“大锅饭”、“铁饭碗”的优越感；对外开放，人们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见证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理念和文化，对现实产生了怨恨与不满。

三、政治冲突产生的内在张力：政改滞后与供需矛盾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改革商业结构而使政府保持不变，那么我们在机构改革上就会搞错对象，还会使这两种制度遭到损害如果一方进行了改革，我们应期盼另一方也发生相应的变革”。“新型经济繁荣有赖于更多的言论自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更好的沟通和决策过程中的更为普遍的公众参与”。实际上，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如果不加强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脱节，那么，经济体制的发展不但要受到约束，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成果也无法得到保障，经济体制越趋于完善与发展，对政治体制的威胁就越大，不但无益于社会政治稳定，而且会加剧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更加尖锐与复杂，势必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挑战。改革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大众传播媒介的推广，提高了公众的政治意识，增强了人们的政治需求，扩大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大量新的利益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涌入政治领域，但是，面对迅速扩张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滞后，政治制度化水平，政治利益表达渠道，政治系统的吸纳能力与容量，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都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对政治系统构成强大张力。行政管理体制与社会全面发展需求的矛盾。改革以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对政府提出的要求。首先，拥有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公务员队伍，且官民比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虽然历经改革，但仍居高不下，始终未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圈。庞大的官僚队伍带来政府数额巨大的财政支出，各级政府加重对民众的盘剥。臃肿的政府官僚机构导致的是分工不明、职责不清、职能交叉重叠、人浮于事、多重多头领导、行政效率低下。其次，多层级的政府行政组织体系。改革以来，中国一直维持在5至6级的行政组织体系。政府层级过多，导致的是缓慢的信息传递速度和增大的沟通难度，以及加大的信息失真可能性，这一切恰恰与信息社会对组织扁平化的要求相矛盾。因为，信息失真和沟通失灵往往是导致政治冲突的直接原因。第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管制过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而该管的、管得了也管得好的事情却没管；政府管理方式、手段单一；作风盛行，对群众冷暖默然视之，不闻不问；工作责任心不强，推诿扯皮，久拖不决，致使小事托大，矛盾激化；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严重；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职能不明确，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最后，行政效率低下，无法适应现代化对高效率的要求。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引起政治冲突与矛盾的发生。

四、政治冲突产生的直接动因：经济分化与不平等

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动员会提高人们的期望，而经济发展则会提高社会满足人们期望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政治稳定；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经济发展则可能对政治体系形成强大的压力，威胁社会政治稳定，产生政治冲突。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新的利益集团产生并走向成熟，新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公民的参与、民主、自由等思想已经觉醒，如果政治发展不能及时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满足大众的政治需求，将不可避免产生冲突与摩擦。不断分化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落后的矛盾，常常是政治冲突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稳定，也不会自然地解决和调节社会矛盾”，“社会动乱往往并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和落后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迅速增长后突然出现下降的那个拐点”。教育水平的提高与政治参与。改革以来，中国的教育经历了一个突飞猛进的黄金发展时期，以至国外领导人都惊叹中国的教育发展。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带来了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带来了大众对政治的认知程度增长，因为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二者为公众的广泛政治参与和政治需求的增量提供了前提与基础。与文盲的政治参与相比，具备良好教育素质的公众通常寄予政治体系较高的期望，并向政府提出更多要求。文盲的政治参与容易被引导并控制在一定范围，而具备良好素质的公众往往对政治安定具有潜在的破坏力因而变得难以控制。而且，失业者以及心怀离异和不满情绪的人所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们的破坏就会越激烈。高校扩招以后带来的大学生和整个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大，也许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需要妥善解决的一项社会问题，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贫富差距拉大与不平等。亚里士多德在他那个时代就曾经说到，“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能够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有助于政治稳定。然而，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和较短的时期看来，经济发展的后果并不必然是政治安定。因为，伴随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财富分配不均衡，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通货膨胀周期性发生。改革期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受产业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国家政策不平衡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城乡差距扩大，东中西部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明显。与此同时，经常性、广泛性的政治动员却提高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意识，对现有的分配体制的不满，以及对富有阶层的仇恨，尤其如果当这种财富不平等是来自于靠垄断、非法手段或以牺牲他人利益的时候，这种不满的情绪表现的尤为激烈。众所周知，经济上的富人常常也是政治上的富人，他们控制着政府，控制政治系统。然而，“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很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在任何社会，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满源泉，严重的不平等是社会不稳定的深刻根源。贫穷是社会底层的TNT。

五、政治冲突产生的制度根源：体制障碍与行为异化

政治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和社会怨愤宣泄途径是政治冲突的有效预防措施。如果，当公众意志无法表达，公众向政治体系提出的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无法倾泻的时候，人们就会丧失对政府的忠诚，蔑视政府，敌视政府。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是一种传统的、封闭的、单向度的表达机制，公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是一种不畅通的非制度化的渠道。但是，现代化增加了群体的分化和各种利益群体的能量，强化了他们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当政治系统无法满足这种诉求时，社会就酝酿不稳定和冲突。一方面，社会结构逐渐分化，形成大量新的阶层和利益集团，他们将纷纷要求登上政治舞台，表达自身的政治意志和诉求；同时，现代化进程必然使得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而利益表达的渠道却是公众与政府之间互动的桥梁。转型期的中国在制度化表达渠道严重不足，且容量太窄，同时对其他非制度化渠道进行压制的情况下，造成群众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的局面，导致双方利益冲突从忍受发展到对抗，当僵化的社会体制无法容纳和容忍冲突的时候，这种敌意将加以累积，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冲突的发生，由温和的抗议升级为极端的行为。政治转换黑箱操作。“政治系统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解决冲突，并推动用合作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为了遏制冲突，政府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有劝说、报偿、威胁、以及种种武力强迫等”。事实上，政治就是处理冲突的过程，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就是政治冲突的调控过程。政治系统通过政治的输入、转换与输出维持着政治系统的动态稳定，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然而，改革期的中国，其政治系统的各个运行环节都存在大量问题，严重影响并制约了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尤其是政治运行过程中的黑箱现象，是引起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信息的封闭与不透明，在导致权力腐败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民众的误解，产生对政治系统的愤懑。“权力越是在黑暗中就越强，一旦暴露在阳光下就开始蒸发”，“权力的透明就是权力的死穴，最有效地行使权力就要隐匿权力。掩饰权力，就是权力的第一命令”。政治就是在这样的魔力驱动下，往往使得有权力的人都喜欢在黑暗中运行权力，来获取权力的最大值。殊不知，正是政治黑暗中的权力，造成了政治冲突的发生，因为“完全能和完全不能进入政治通道的人都不会提出极度的严重的抗议，抗议最容易产生于以公开和不公开因素相混为特征的体制中”。政府行为流氓化。政府流氓化包括政府雇佣社会闲杂人员，采取恐吓、威胁、武力等非正当甚至非法的暴力手段，以强制力压制或控制民众，实行统治与管理；也指政府工作人员在行政过程中采取的类似流氓行为的非正常手段与方式；还包括政府部门充当地方黑社会势力的保护伞，政府与黑势力互相勾结，沆瀣一气，导致社会黑势力横行霸道，欺行霸市，甚至独霸一方，置政府统治于不顾的行为。政府行为流氓化是催生政治冲突的重要根源。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治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嬗变：一方面是黑社会势力逐步壮大并逐渐向政治领域渗透，另一方面是基层政权日益堕落为一个个自利集团。这两大嬗变导致了某些政权行为的流氓化与黑社会化。这一政治特点在农村征地、城管执法与城市拆迁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005年6月11日发生的河北定州事件，定州市政府指使暴徒袭击村民，用非政府暴力迫使村民就范，为人们了解地方政府的黑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样本。这次事件涉及的几方关系互动最能说明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特征，定州市政府的二重角色，几乎是中国所有征地事件中政府角色的缩影。

六、政治冲突产生的催化剂：司法不公与官员腐败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可怕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它腐败的重要根源，也是造成民众与政府冲突的重要因素。司法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一国最基本的司法正义都没有了，其它正义就更无从谈起。改革期的中国司法，由于法制建设自身的不完善、不健全，外界又缺乏对司法的有效监督，司法权依附于行政权，司法体制及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政府、人大、政协干预司法案件处理，沿用传统的司法理念，地方保护主义，加上司法人员个人素质不高，、贪赃枉法，存在严重的司法不公情况。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罚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卖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尽管这类现象发生在个别司法人员身上,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司法腐败损害了执法者的公信力，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司法腐败杜绝了民众在权利与自由受侵犯时的最后救助手段，意味着公民权力受到损害或不得实现，因为司法途径是公众实现和维护政治权利的主要制度化渠道之一，当公众通过寻求正常的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政治权利失效的情况下，非制度化途径就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近年来，大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源于司法不公。官员腐败。“经济权力一旦与政治权力走向联合，权力必然导致邪恶”。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纳伊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时也指出“：腐败浪费了一个新国家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源，即政府的合法性。”政治腐败会削弱党和政府威信，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破坏国家的经济秩序，严重毒化社会风气。改革以来，随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经济日益复杂化，政府官员、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迅速滋长蔓延，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据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年递增12%左右。20世纪90年代共有3万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90余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处分。官员腐败损害了国家、集体和群众个人的利益，使民众与执政者的对立情绪上升，公众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当这种对立达到一定的程度，遇到适当的机会时，聚集在部分群众中的怨气和不满情绪便会通过一定的方式爆发出来，严重的将导致政治冲突与社会动乱的产生。

七、结论

现代化转型，人类在向传统和落后开战的同时，也在向自己发起挑战，而且随着前者的发展，后者的愈演愈烈。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多层面、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与各种关系的重大调整，随之而来不只是发展与进步，还有碰撞与摩擦，矛盾与冲突，混乱与风险。因为现代化并不能保证社会中每一个人、每一组织都受益，尤其不可能使每个人、每个组织在各方面都受益、绝对平等受益。相反，现代化转型往往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体和组织都为此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经历利益调整，思想茫然，心理冲突，道德考验。改革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体制的诞生过程，必然要蒙受社会母体的心灵震荡和冲突。每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是这种震荡和冲突的承受者。中国的现代化更是一项极其庞大、异常复杂、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经济建设只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方面，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社会稳定的充分条件，并不能自动地导致社会稳定。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由于两种体制交叉并存，两条轨道交接碰撞，政治合法性危机凸显，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社会结构的失衡与重新调整，这些不稳定因素正日益侵蚀社会的稳定基因，政治冲突频繁发生，并且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稳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作者：黄毅峰 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