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摘 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化问题，他们的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很有指导意义。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的概念，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学原则有着高度的契合性。

关键词：美丽中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2-0007-08

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命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它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形象、直观的表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种新的理论自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文明维度的新体现。

“美丽中国”是在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等国家形象表达上的一个新亮点、一个新追求。“美丽中国”有着这样一种价值诉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也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它要求中国大地到处都应当体现出自然美、生态美和环境美，它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和新尺度。

一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命题，但在我看来，已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大都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发展理论、文化理论等方面内容的中国化，而很少有人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我感到，“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有着高度的理论契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新中国表达。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命题与马克思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马克思在论述人与动物在作用于大自然所表现出的差别时，提出了一个光辉的自然生态美学命题：“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有这样的思想：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应当按照美的规律，按照美学的要求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的美是客观的，生态的美是自然的。自然生态美的体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自然性、原生性以及生态性，它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结晶。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提到自然的生态美的例证，比如，“最美丽的景色”、“矿物的美和特性”、“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等等。这些多数属于自然美，是生态系统存在的客观状态。可以说，自然界的生态美是无处不在的，自然界中的一切我们可以说它们是美的，因为它们是自然的；也同样可以说它们是自然的，因为它们是美的。而一切反自然的都是假的、丑的。面对大自然的生态美，只有人类可以认识它，并在实践中按照美的规律去重塑、再造我们的生态环境。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劳动，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人的存在注定要改造自然，要把自然界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类在对自然界进行人化的时候，这个作品应当是人类的“杰作”和“佳品”，人们能从中体会到美的存在和美的律动，人们创造的现实应当是合理的、和谐的、符合自然生态美要求的；而不应该是人类创造的“罪孽”和“败笔”，更不应该是惨痛、麻木和令人厌恶的现实。

马克思说：“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怎样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呢？怎样才算是与生态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呢？我认为，这是马克思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美丽中国”首先应该美在祖国的锦绣河山，美在“清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美在自然万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出发，细心呵护美丽的大自然，要尊重自然，崇尚自然。同时，我们在开发利用大自然时要顾及到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承受能力，要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并以属人的方式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创造物应该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生态价值，并具有美学价值，给人以愉悦、舒适的美感体验。

马克思的生态美学思想要求我们，要按照自然的本真的状态、按照自然美的规律去改造自然，人化自然的过程也应该是美化自然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认识不到这点，就很有可能使人化了的自然以不符合人性甚至以有害于人性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例如，被污染的河流、雾霾蔽日的城市、日渐荒芜的山川和化肥农药玷污的土壤等等。这些东西与“美丽中国”的画面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应当牢记马克思的教诲，“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让中国大地处处展示出美的景象。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命题，它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论诉求。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解，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理论成果。在中国革命时期，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革命。同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对“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生态学命题。自然界生养哺育了人类，人类就应当明白在自然面前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善待自然、尊重自然。既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那么，我们就应当像保护自身健康那样来保护大自然的健康；像预防疾病那样，来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像治疗自身疾病那样，治理环境污染；像锻炼身体那样，来积极地建设自然、美化自然；像增强健康意识那样，树立人类应有的环境意识和生态伦理意识。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破坏和污染，都是对人类机体的破坏和污染，都是对自然母亲的亵渎和犯罪，自然之母容不得人类的肆意妄为，大自然的“教训”人类应当时刻牢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马克思向人们提出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总要求，为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首先，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生态系统是完整的。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盘剥，破坏了自然界的整体性，肢解了生态的系统性。现在人们应当更加重视对自然界整体性的保护。其次，要重视自然界的再生建设。人类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从大自然中获取种种资源，但自然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类对自然界的损害程度定会不断加深和加重，这就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类必须全面建设自然界，恢复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人类的生产理所应当包括生态环境的再生产。例如，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治理等等。在阐发造成自然界日益腐败的经济根源时，马克思的见解也给人深刻启迪。在他看来，以单纯追求经济利润为终极目的的异化生产必然导致自然的异化。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一般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马克思的话，听起来振聋发聩，具有警示作用。的确，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以乱伐木、乱开矿作为维持财政收入的唯一手段，为了经济利益，尽量压低环保支出，把工业废水排放到地下水中，把工业垃圾随意堆放，使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加剧了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无外乎两大类，一是人与人的社会矛盾，二是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这两类矛盾的和解是人类社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解决人与人的社会矛盾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追求人的解放是其理论的主旨，而且在解决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方面也有丰富的论述，谋求自然的解放也是其理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谋求人的解放的同时，也谋求自然的解放。它反对“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页。“世界革命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上述两大矛盾，推动现实世界的两大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同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03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许多见解对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更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农业展开生态批判的时候，提出了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导致了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从而造成了资本主义农业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2-553页。马克思提到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变换断裂”现象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遇到的大问题。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环境冲突越来越严重，城市的垃圾、工业与生活废水污染了城乡环境，污染了土壤，直接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根基。人口的增多给粮食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保证粮食产量连年递增，大规模的使用农药和化肥就成为了农民的不二选择。这样的结果使得土壤中农药与化肥的残存量累年递增，不仅使土壤的自然肥力日渐减少，也直接威胁到农业品的质量，给人类本身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所以，如何实现城乡间物质变换的正常进行，如何把城市垃圾变为有机肥料，减少对农药与化肥的依赖，的确是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所面临的大问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提出了保护土地的“好家长理论”，他写道：“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致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78页。在这里，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土地私有论”，他要求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不能只顾眼前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掠夺式地糟蹋、祸害公有土地，而应当像好家长悉心呵护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关爱土地。马克思还要求人们，一定要花气力改良土壤并把改良好的土地传给我们的后代。同时，马克思还为土地肥力的恢复与提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例如，合理的轮作制、改良的排灌法、用骨粉作肥料、发展畜牧业、用播种牧草的方法改造沙地和荒地等等。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已经具有了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农业的思想。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深刻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同时，恩格斯还向人类发出了最早的生态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恩格斯随后举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历史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在其他地方居住的人们将森林砍伐，变成耕地，就因为这样使得那些地方变成了不毛之地，山泉枯竭、洪水肆虐、土地荒芜、畜牧业失去了生存空间，人们终于感受到了蔑视“生态辩证法”所招致的生态惩罚。

恩格斯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向我们发出的生态警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可以说，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现在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们必须对“生态警告”保持高度的警惕。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既丰富，又睿智，从中汲取精华将大大推进我们“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生态实践。

三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在我国，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活动。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环境保护观念开始深入人心。2007年，建设生态文明被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并提出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已经上升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继十七大报告之后，党的十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一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是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次理论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也说明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和迫切性在不断增强。

社会主义应当是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马克思曾经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上述观点的中国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经济批判，也有生态批判，既从经济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也从生态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丧钟”。所以，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取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将是人类面临的更加深刻的社会文明转型，其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社会。

那么，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中国有条件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吗？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与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说，封建社会滋生了农耕文明，资本主义社会培育了工业文明，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创造出崭新的生态文明。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英国教会了世界如何生产，20世纪美国教会了世界如何消费。如果中国要引领21世纪的发展，她必须教会世界如何转变发展模式，走永续发展的道路。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我们也看到，英国人把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美国人把人类带进了信息文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有信心将地球推向生态文明。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文明，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而“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高兹语）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它可以控制生产和消费，可以实现生产与生活和谐持续的协调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的价值主张与生态文明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环境保护的全局性的要求是吻合的。例如，三北防护林工程、三江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牧工程以及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重大的、涉及广泛的生态修复工程都是国家工程，需要社会主义的大协作精神。另外，社会主义倡导的民主、公平、正义、反对剥削压迫、追求和谐的社会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极其可贵的精神养料。

第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实现“中国梦”的应有之义，有着强大的内在动力。我们赶上了人类文明的转型期，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它，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四、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是培育生态文明的沃土。中华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亲近自然，关爱自然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民胞物与”、“和为贵”一直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华民族的文化真谛与生态文明的价值主张是相通的。

第五、我们有前车之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环境公害”已经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从辩证的角度看，我们远没有达到高度工业化的阶段，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弊病，绕过“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文明的老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第六、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幕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拉开，“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已经成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优势和民意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原则的契合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应然关联也不等于实然关联。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什么导致了该现象呢？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在政治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框架，但在发展模式上仍然遵循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业文明的模式，无论是在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还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高消耗――高产出――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工业文明的模式。囿于这种模式，“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就难以实现。

所以，要使社会主义原则与生态学原则真正统一起来，达到这两类原则的应然状态，我们就必须转变发展理念，扬弃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努力实现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在这样一次伟大的社会转型的征途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的生态文明理论无疑是照亮我们前行的灯塔。

[作者简介：解保军，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