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与晚清官派早期留学生

公元1978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高瞻远瞩，英明果敢，于6月23日作出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要真正理解邓小平留学教育的恢宏思想及其深远意义，我们还要向历史追溯。

力促清廷实施派遣留学生计划

19世纪中期，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不可一世地向东方进发，在占据印度之后，又开始实施对中国不平等的鸦片贸易和殖民计划。

此后的鸦片战争虽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并未宣告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可是它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中国原有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随之，基督文明和当时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悄悄潜入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南沿海。所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是对这种社会形态的高度概括。

西方在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学堂――玛礼逊学堂，也就在此背景下开办。中国留学运动的奠基人容闳，也就在此背景下由这个学校昂然地走向大洋彼岸的新世界──美利坚合众国。

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中山市南屏镇），该地与澳门仅一水之隔，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由于家贫，容闳虽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并未能进私塾以科举为正途，自幼就被送到免费的“西塾”，从1841年起又一直在香港的教会学校玛礼逊学堂学习。

1846年冬，美籍校长布朗博士因健康原因，决定回国休假。为此，他郑重地向学生宣布：“我此次归国，非常愿意带3―5名学生赴美留学，使你们受到完整的新式教育，你们如有愿意随我一起去的，请起立。我已与香港基督教会的几名教友谈妥了资助，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和父母的赡养费。”

布朗想不到，现在的中国人更难理解。四十几名中国学生几乎默然无声，只有容闳、黄胜、黄宽三人起立。他们的父母起初也忧心忡忡。当时信息闭塞，国人对海外世界几乎茫然无知，而有关海外骇人听闻的传说，却使人毛骨悚然：中国小孩到了海外，美国的野人就要把人皮剥掉，换上狗皮，使人变成四不像，再送去展览。容闳等三人也并非大智大勇之辈，心里多少有些疑虑，但还是踏上了远赴美利坚的漫漫航程。因为当地有与海外贸易交往的经验，学点西学技艺，可以赚钱养家，况且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已丰富了他们走向域外的幻想。容闳终于到达了地球的那一边，进入孟松学校学习，这是当时美国最好的一所大学预备学校。

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两年后，容闳、黄宽在此学完了算术、生理、心理、哲学、文学等全部课程。此时，香港教会资助的时间已到期，黄宽接受了香港教会继续资助的条件――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并签约。

容闳不为所动，抛开了香港的资助，坚持报考耶鲁大学，但又拒绝了孟松学校为成绩优秀的贫困生设立的以必须当传教士作为条件的资助。他说：“传道固然很好，但未必就是造福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独一无二的事业。”“我虽然贫困，但是自由与生俱来，以后不管选择什么作为学业，我都要选择对中国最有利的去奋斗。即使政府不重用我，我不一定有大作为，但开创一种新局面也不一定就很困难，以完成我的夙愿。”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原因，使容闳得到了美国一个妇女团体的资助，得以进入耶鲁大学。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美国毕业的大学生。更不同寻常的，他最早提出了以当时进步的西方文明使中国富强的观念：“在大学四年级还未毕业时，我已经考虑了将来应行之事，计划的轮廓已基本形成，这就是以西方现代之学术文明，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渐渐地达到文明富强的境界。”

前驱者总是卓而不群的。容闳的这种思想，这种理念，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教育救国论，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思想。当时的西方之学术文明，乃是文艺复兴后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与当时中国的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相比，无疑要先进得多。

西装革履的容闳，已经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具备了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观点，但是血管里流淌着的仍是中国人的血。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铸就了容闳不变的中国心和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故国母亲的情怀，时刻萦绕容闳的心头；远离故土，使他更客观地看到了中西差距，促使他决心用西方现代文明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使贫穷落后变成文明富强，使中国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之列。

1854年11月，容闳从纽约乘“欧里加”号货船回国。

为了适应环境，容闳蓄起发辫，穿起了长袍马褂，还补习汉语。但在大清王朝的官僚体制中，他这个世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得不到承认。容闳在《西学东渐》中回忆：“我在回国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三换职业。也许是我不切实际，太爱幻想，或是太高傲，难以成功。但是，人来到世界上，不单单是为了作为一个动物性存在而干活，我曾为求学而努力工作，特别希望能将我含辛茹苦所得来的学问奉献出来，以发挥其造福同胞的最大作用，而不是仅为自身的利益而考虑问题。”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夺帅，不可夺志。

容闳始终没有放弃大学时代选派中国少年到美国留学，进而改造中国的远大理想。容闳为此上下游说，左右奔走。1860年11月，容闳访问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向洪秀全的堂弟干王洪仁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的建议。但是通过数日的考察访谈，容闳看出了太平天国潜伏的危机，认为“太平军的行为，没有造福中国的能力”，不足以成就他改革大业，于是谢绝了封赏和挽留。

容闳矢志不移。通过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等的介绍，他结识了曾国藩、丁日昌等权臣。1863年11月下旬，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正式授予容闳前往西洋购买机器的全权。容闳不负重托，由欧洲转北美，1865年将应购机器全部从美国运回上海，受到了清廷的嘉奖，被授封为五品实官，不久还被赏戴花翎。

1867年，容闳提出了“条陈四则”：（1）中国应该组织一个汽船股份公司；（2）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3）政府应该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4）政府应该禁止教会干涉中国人的司法程序，以防止外国势力的侵入。

这是一个在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和现代化的纲领，其中第二条尤为重要，即容闳梦寐以求的派遣青少年出国学习计划。

1871年，在容闳的反复陈说下，才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会同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终于获得批准。清廷决定：招收16岁以下的少年120名，从1872年开始，分4批赴美学习，时间15年；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美国成立留学生事务所。陈兰彬任留美事务所监督，容闳任副监督。

1872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童詹天佑、梁敦彦等30人乘“中国”号轮船由上海启程赴美，中国公派留学由此开始。

开中国学生留学欧美之先河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容闳倡议促成并带领幼童留学，冲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教育的格局，掀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第一页，促进了国内新式教育的发展，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成批到国外学习的先河！

幼童们天性活泼，初抵美国，着丝质长袍，穿白底绸鞋，留长辫，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学习，任务繁重，不仅有英文，还有中文。当时美国学制为小学八年，中学四年，大学四年。幼童们目标远大，充满朝气，刻苦认真。抵美后的五至六年，都能从初中或高中毕业甚至升入大学，部分人用10年左右的时间即完成了原计划15年的课程。

詹天佑从高中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考入耶鲁大学后多次获得奖学金，1881年毕业获土木工程师证书。从到达美国至大学毕业，总共用9年时间。在幼童抵达美国的10年之内，唐绍仪、梁敦彦、蔡绍基、欧阳庚等60多人已考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

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幼童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由古老亚洲帝国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我们美国子弟是无法达到的。1876年，全体幼童应邀出席在费城举办的美国开国100周年世界博览会，他们的作业成绩在博览会上展览，美国总统格兰特亲切接见了幼童，并与每一位亲切握手。

在首批幼童出国的第二年，即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正式奏请清政府派遣学生赴欧学习。不过，由于次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而被搁置，但这促使清政府于1874―1875年开展了一次空前的“海防大筹议”，建设海军，御侮自强，已成为当务之急；也表明清廷对“师夷长技”的认识已由机器的购买发展到人才的培养和自行建造舰船阶段。1877年，沈葆桢联合李鸿章一起上奏清政府获得批准，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为主，分别赴英、法等国学习海军业务和机械制造工业，每批的学习时间为6年。

1877年3月31日，第一批30名留欧学生，怀着“穷求洋人奥秘”的愿望，为着祖国的自强，驶离福州，向欧洲进发。1882年第二批、1886年第三批、1897年第四批共50余人，分别赴欧洲学习。

赴欧学生年岁较大，都是学有一定基础的专业学生，初懂机电、外语、驾驶和海军业务等，到英、法等国后，有具体的学习专业和目标，不必像幼童那样从小学开始。首批赴欧的30人，分别被送入学校、工厂，学习制造、驾驶等。学习驾驶技术的学生均登上舰船实习操练，“周历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阿非利加、印度各洋，对行军布阵及一切战守之法无不熟练”，“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萨镇冰、严复颇为优异”。学习制造的魏瀚、陈兆翱等皆成绩优秀。此后，各届赴欧学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的学生为了学有所成，抱病苦读，甚至客死他乡。

新生事物的成长，总会不时受到暴风雨的袭击。

幼童们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民主意识的提高，引起了留美监督陈兰彬、吴子登等驻美顽固派官僚的不满，吴子登把幼童们剪短发、穿西服、不行三拜九叩之礼，视为大逆不道，上告清廷，说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

其时曾国藩已死，李鸿章犹豫了，奕也后退了。因为清廷支持留学的根本目的，乃是培养中体西用的人才，富国强兵，以保证大清体制不变，而并不是认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当他们怀疑留学生们有洋化的危险时，也就毫不留情地同意撤回。于是愚昧透顶的清政府终于下令：从1881年开始，分三批全部撤回。

对此，容闳深感震惊，致书李鸿章，申述详情，请求清政府不要撤回留学生。

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专门为此事致书李鸿章，请他劝说清政府收回成命。

太平洋的风浪格外汹涌，幼童的心境也日益悲凉、复杂，他们披风沐雨，向着东方进发。他们回来了，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他们赴美启程时的上海滩。但是，没有笑脸迎接，没有鲜花欢迎。他们坐上了上海海关道台衙门雇来的独轮车，被一队水兵押往道台后的“求知学院”，一一审查，然后被派往各处，充当翻译等一般工作，月薪不过4两银子。

差不多与留童回国的同时，赴欧学生也陆续回国，其中学习海军业务的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海军的中坚。自海军司令丁汝昌以下，主要军官皆为留学英美的留学生。他们是：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舰长刘步蟾，北洋海军左翼总兵兼“镇远”舰舰长林泰曾，“靖远”舰舰长叶祖圭，“经远”舰舰长林永升，“济远”舰舰长方伯谦，“超勇”舰舰长黄建勋，“广甲”舰舰长吴敬荣，“广丙”舰舰长程壁光，“威远”舰舰长林颖启，“康济”舰舰长萨镇冰，“济远”舰大副沈寿昌，“致远”舰大副陈金揆。

抗击外侮，忠勇报国

疾风知劲草，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检验了留学生的忠诚、坚定和勇敢。幼童们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抗击外侮的新型知识分子。

1884年6月，福建马尾。中法马尾海战。

7名幼童英勇参战，他们是旗舰“扬武”号枪炮官詹天佑、尚容谦、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以及邝咏仲、吴其藻。其中邝咏仲、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英勇牺牲。上海英商所办《字林西报》报道说：“这次中法海战，约经五小时三刻钟。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学生七人中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动人。他临大敌而毫无畏惧，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上，还能镇定如常，鼓其余勇，由水中救起多人。”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在中法海战一结束，即向美国国务卿佛林休生专门报告了此事，说在此次福州事件中，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并照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希望中国政府重新恢复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1894年，黄海，丰岛。

北洋海军正在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进行一场空前的海战。

“济远”舰大副沈寿昌，在危急关头主动登上望台指挥作战，头部中弹，壮烈牺牲。“超勇”舰舰长黄建勋、“扬威”号舰长林履中，都在舰沉落水后拒绝救援，毅然殉海，与舰艇同归于尽。“经远”舰舰长林永升在海战开始时，将龙旗高高悬起，并拆掉了船舱木梯，决意破釜沉舟，与日舰决一死战。船身中弹，最后林永升脑浆迸裂，壮烈殉国。“致远”舰舰长邓世昌与留美学生大副陈金揆指挥官兵击伤日舰多艘，在“致远”舰多处中弹的情况下，陈金揆驾驶该舰奋力冲击敌舰“吉野”号，不幸被敌鱼雷击中，陈、邓与全舰官兵一同遇难。

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刘公岛。

被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用作灵船的北洋海军“康济”号，在拆去了所有舰炮之后，由留英学生萨镇冰驾驶，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在凄风冷雨中向烟台驶去。几年前还号称世界第四的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以留学英美学生为核心和中坚的中国第一批海军英才，也几乎丧失殆尽，中国的万里海疆成了东西方列强炮舰为所欲为的游泳池。

甲午海战悲惨的结果和留学生悲壮的献身精神表明，仅有先进的器械设备，没有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没有现代化的国家管理体制，不根除腐败，就不可能挽国运于既倒，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

“洋务”中的建树与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

赴欧美学习的留学生们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如同被埋没的金子一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都逐渐走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放出了特异的光彩，在海防、铁路、外交、机器、邮电、矿冶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詹天佑在回国多年以后，得以学用结合，建造了滦河大桥，修建了西陵铁路等工程，特别是他修建的京张铁路，开创了中国人自行修建铁路的先例。

幼童中有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者，兴建了中国第一批正式陆路电报线路津沪线。周万鹏主持规划和建造了宁汉线等电报线路，并辑录《万国电报通例》，使中国的电报通讯事业标准化。

幼童中有中国第一代矿冶工程师，开发了华北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矿藏。工程师吴仰曾，曾任开平矿务局副局长。

幼童中有中国最早、最有现代意识的外交官。在弱国无外交的艰难时期，他们为国家民族争权利，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唐绍仪以全权大臣身份代表中国就问题与英国谈判，捍卫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期间，唐绍仪作为北方清廷的代表，却以其民主意识和观念，敦促清廷和袁世凯接受共和。

福建船政学堂的留欧学生引进了西方的造船、海军业务等科学技术，缩短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差距。陈兆翱、魏翰等回国后，经过5年的努力，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当时最大最新式的巡洋舰──“开济”号，打破了在福建船政局工作的欧洲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掌握造船技术的断言。

他们积极参加路矿等实业活动，兴建矿山、铺设铁路、兴办电报。林日章等在山东烟台发现了银矿，池贞铨在马鞍山勘明煤层厚度，并开挖煤井，获得成功；郑清廉、王寿昌等担任京汉铁路总办和会办的要职。

他们担任专门学校的教师，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传播西方文化。大力介绍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其他的学术理论，开启民智，影响了清末民初几代中国知识分子。

严复，首批留欧学生，先入抱士穆德学校，后进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学习。在学业考试中，成绩总是列为优等。他还经常走出校门，认真观察、研究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为什么会富强，中国为什么会落后？1879年回国后，严复担任福建船政学堂的教习和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任职20多年，培养了驾驶与管轮专业学生200多人。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开始翻译《天演论》等著作，把进化论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的所有译著中，《天演论》的影响是最大的。他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

与严复同期赴欧的中国驻法使馆随员马建忠，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一面工作一面到巴黎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后获得文科硕士学位。通过实地考察研究，他发现欧洲各国之所以富强，关键是制度和政策较清政府先进优越，认为欧洲各国“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这是他们富强的根本，至于“制造、军旅、水师等技术方面，皆是其末端”。

在对西方的认识过程中，近代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各国的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几乎众口一词要学习西方技术。但敢于正视现实的留学生中的思想家，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西方之强主要在于文化之先进和制度之优良。但是，在当时，容闳、严复、马建忠等人的认识，还远远不被人们所接受。

甲午海战的失败、留学生的鲜血惊醒了国人，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必须改革。中国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起点，以清廷为中心的政治改革运动戊戌维新开始兴起；同时，以1896年对日本派遣留学生为标志，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留学大潮，即将漫天涌起！一个新型的、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群体，即将在大清王朝行将灭亡的躯壳中诞生！中国传统的社会走向和文化走向，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孙中山、黄兴等留学生为领袖的辛亥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责任编辑乔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