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 要]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又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任务提出不同的主题和要求。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5-0005-04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确定的社会各阶级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且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在中国，这两个革命中间，无法走一般社会发展大体要经历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之路。因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这个革命成功后，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充分发展，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按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2]

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起决定作用的社会主义因素。从政治上看，“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3]。从经济上看，因为整个国民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之下，所以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受到限制。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限制与反限制就是这种阶段斗争的主要形式。[4]

按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这个过渡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大约“还要一二十年时间”[5]。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在《共同纲领》的起草过程中，当有派的人士主张写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时，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虽然共同纲领已经保证了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但是共同纲领是属于国家政权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为现阶段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去描述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如果过早写入，就很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际步骤和将来的理想。最好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一过渡阶段的实践，等到大家的思想成熟、认识提高后再提社会主义。[6]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但是，并没有像先前设想的那样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尽管这个“相当长的时期”依然过短——而仅仅三年多就提出并实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发生这样的转变，提前结束过渡，是党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实践中，对新民主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变化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在完成之后，刚刚获得土地的许多农民，由于缺少其他生产资料，为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追逐利润的本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偷税漏税、劳资矛盾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不断产生和暴露，以至于党和政府不得不一次次地采取措施严厉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不断反复。“三反”、“五反”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在企业和社会及企业和职工之间，利益矛盾和冲突越发明显。这样，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被认为越来越显著地表现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反映到实践中，就是各地频繁发生消灭资本主义的“左”倾想法和做法。

实际上，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没有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没有经过与之相应的真正深入人心的荡涤封建残余势力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生长和奋斗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的党和人民，在当时很难真正历史地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及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理论实质，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些问题，例如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生产相对过剩及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等等，看得过于严重，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和难以逾越的影响估计不足。这就使得多数人实际上很难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好处，是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而且，短时期内很难让大多数人理解这一问题的本质，很难真正从思想理论和实践上解决问题。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思考和政治决策。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环境推动并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要想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而且完全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大组织力量，尽快地实现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它们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走社会主义道路。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体两翼”的总任务和设想，实际上是历史发展提供给人们的一种现实选择。在当时的中国，资金匮乏、物资紧缺、工业部门的构成相对简单，还处于工业化的初创阶段，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就需要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等集中起来，保证重点工业项目的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事实上，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选择：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无疑是正确的；但最初先工业化、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办法。

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它同新中国成立时即已建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一起，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实现了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本来预定为15至20年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仅仅用了三年，从而遗留了一些问题。如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否一定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8]，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等，并最终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当时难以避免的历史性的选择，但是否一定要让市场调节完全退出经济领域，形成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农业的互助合作是必须的，但是否一定要完全实行农业的集中生产、统一经营和统一核算；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但是否一定要逾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阶段，等等。

1956年前后，党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如改善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实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既要消灭资本主义，又允许搞一些资本主义等。此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又提出许多较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如强调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提出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要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补充；在国家领导下和计划许可范围内，一定范围的自由生产、自由市场发挥补充作用；给予地方和企业一定的自，在农业生产中试行生产责任制等。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或更长的时间，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9]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等被绝对化、神圣化，发展生产力所必须经历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被认为是可以逾越的，即可以不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而建成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或逐渐被放弃，一些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产生的问题不仅未得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并且在反右、“”和化运动、特别是“”的错误中被推向了极端化。

上述问题的产生，最终源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和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想和论点作了机械的、片面的理解或教条化，没有真正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束缚，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最终脱离了中国实际，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

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从那以后，我们党一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同于新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我们原先理解的社会主义，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不是简单的回归。

首先，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表明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与新民主主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同，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认识也有区别。现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及采取的政策，虽有某些共通、某些相似之处，但却不是简单的雷同或回归，而是建立在新基础、新阶段、新认识之上的。我国社会主义因为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加之人口多、底子薄，不仅长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多年前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0]即使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11]

其次，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更加科学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为某种既定的、固有的模式，而是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入新世纪，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发展，而是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即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要以人为本，将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据中国国情，着重从方向、目标、价值取向的角度阐述社会主义，不仅对于现阶段既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又不受各种具体体制、模式、手段的束缚，真正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创新，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将发展生产力摆在了首要位置，发展是硬道理，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还要科学发展；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正是通过发展这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发展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次，对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特征有了新的突破。在所有制问题上，既坚持了公有制这一根本原则，同时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不再是被利用、限制、改造的对象，而是“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12]。其市场准入的领域也逐渐放宽，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可以“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13]。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不再坚持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再被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内容，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体制保证。在分配问题上，现阶段不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确立和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下，公有制经济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国有经济，它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不再仅仅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在控制力上，也就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国家经营形式，而是可以有多种的实现形式，要推行股份制，实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等。简言之，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不仅如此，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理解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如人民民主，这是新民主主义提出并坚持至今的中国的基本国体，但以往更加强调“”，强调阶级斗争，而今天则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关系上，坦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继承和吸收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障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应该彼此尊重、平等互信、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上，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

总之，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又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和任务提出不同的主题和要求。明确这一点，对于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必要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1.651.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1949-9-30.

[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376.

[4]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32.1433.

[5]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文集：第五卷[M].1996.146.

[6]胡乔木回忆[M].人民出版社，1994.564.

[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85.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M].中国文献出版社，1993.702.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738-739.

[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N].人民日报，1987-10-26.

[11][1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9.

[1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2-11-9.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