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国旗班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那振奋人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声音，就随着国旗的高高飘起，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

从亲手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至今，先后有400多人担任过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护卫国旗神圣而又崇高的使命。

2006年12月，我们带着对国旗卫士的敬意，先后数次走进国旗班，见到了那些年轻、魁梧、英俊的国旗卫士，聆听了现任护卫队长、升旗手、擎旗手、带队警官和护旗手的真切讲述。天虽然很冷，我们的心却在他们的叙述里变得格外温暖。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队长 王丙乾(河北衡水人，1977年生，身高1.86米，1994年入伍，俊朗，稳重)

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第11任队长。

我1994年12月从河北衡水入伍，当时还只有17岁。走的时候，我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儿啊，你既然喜欢当兵，就要像天安门广场上国旗下的兵那样，时时刻刻捍卫祖国的尊严，扬我国成壮军威。”父亲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他带我弟弟在北京看病时，每天都要经过天安门广场，他被国旗卫士纹丝不动地坚守岗位的精神所感动，希望我将来也能当这样的兵。没想到父亲的话，居然灵验了。我真进了国旗护卫队!

我是1995年五一前夕被选进国旗护卫队的。当时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回家，兴奋地告诉父亲我被选进国旗护卫队了，还急切地邀请父亲五一来看我升旗!我太想让我父母早日看到我站在国旗下的雄姿了!

五一那天，我父亲真的来北京看我第一次参加升旗仪式。父亲告诉我，当我和战友迈着整齐雄壮的步伐走出天安门城楼、走上金水桥、走过长安街、走到国旗杆下时，他高兴得心都开花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升旗仪式结束后，我与父亲在金水桥见了面。父亲显得特别激动，他的手和声音都在发抖。以前他习惯拍我的肩或者头，那天，他居然激动得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好像与领导人亲切会晤一样。我现在想来都还忍不住笑。父亲嘱咐说：“儿啊，部队领导把你放在国旗护卫队的岗位上，是对你的高度信任，更是咱家的光荣啊!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干出点儿成绩来。”

要成为一名国旗卫士，是需要付出艰辛和努力的。国旗护卫队有句顺口溜：国旗下面站过哨，长安街上拔过刀，东朝房里睡过觉。国旗护卫队的战士是每年从武警北京总队上万名新兵中，经过3个月的军事训练后严格挑选出来的。来到国旗护卫队后，还需要强化训练4个月，经过考核后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国旗护卫队队员。这期间，要连闯四道关口，而每过一关都要流几月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

第一道关是“站功”。这是国旗哨兵的基本功，不少新兵刚入队时，站不到半个小时就头晕眼花，昏倒在地。要达到站得直、站得稳、站得久的要求，平时训练一般要站3～4个小时。战士们腰间插上木制的“十字架”，领口别上大头针，一站就是大半天――顶着大风练站稳，迎着太阳练不眨眼，甚至抓来蚂蚁放在脸上爬来爬去，练面部表情和毅力。为了练就良好的形体，从升旗手到护旗兵，睡觉时不用枕头，平躺在硬板床上，保持腰杆笔挺，头正颈直。第二道关是练“走功”。由32人组成的“托枪方队”，要横看成列纵看成行，步幅、摆臂、目光都要求保持一致。为了过好这一关，战士们白天绑上沙袋练踢腿，用尺子量步幅，每一步都是75厘米，用秒表卡步速，每分钟都是112～116步，一踢就是成百上千次。第三道关就是练“持枪功”。护旗兵用的是镀铬礼宾枪，夏天手出汗容易滑落，冬季冰冷的手握不住枪。为了达到操枪一个声音，一条直线，我们就在枪托下吊上砖头练臂力，腋下夹上石子练定位，直到手掌拍肿了，虎口震裂了，右肩磕紫了，也就闯过了这道关。第四道关就是练“眼功”。眼功是国旗卫士内在神韵与外在仪表的双重体现。只要看到每一个战士执勤时的眼神，你就会对“炯炯有神”这个词语有深刻的理解。为了具备这样一双眼睛，我们必须在风沙弥漫的环境里练习沙打不眯眼，在特别困乏的夜色中保持全神贯注。每天，我们都累得爬不上床，需要大家相互帮着抬上床。对战士们来说，最痛快的事就是洗个热水澡；最高兴的事，就是美美地睡一觉。

我们的战士大都十八九岁，在家里还是一个受宠的孩子，是一棵虚弱的小苗，但来到国旗护卫队后，他们都有了钢铁的脊梁和意志。作为一名带队军官，我每天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们有个新兵叫史国良，进入国旗班后一时适应不了，退回到原来的中队去了。他一听到消息就哇哇大哭，不吃不喝，坚决不肯回去，绝食抵抗，硬是以顽强的毅力，锻炼成了一名合格的国旗手。老兵陈国学在站国旗哨时，脖颈被天安门广场上放飞的风筝线割破了一道4厘米长的血口子，鲜血染红了白色的衬衣，但是他一动不动地继续履行哨兵的职责，保持着雕塑般的庄严形象。一次，在从驻地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准备升旗时，三班长苏星突然感到右足底钻心疼痛，原来是一颗铁钉刺穿了鞋底，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脚底。他每走一步，钉子就往肉里扎深一点，但他依然神态自若地迈着整齐的方步，坚持升完国旗。返回到营区脱靴时，脚和靴子早已连成一体，怎么脱都脱不下来，最后不得不让战友用剪刀把马靴剪开。当他好不容易将马靴从脚上拔下来时，鲜血已经流了半靴筒。

自古忠孝两难全。2004年3月10日下午，当时还是副指导员的我执勤回来，时任指导员的王晓塞给我一张火车票，沉痛地对我说：“刚才你弟弟瞒着你母亲打来电话，说你父亲因脑溢血去世了，让你马上回去，你赶快收拾一下回家吧。”接过车票，我蒙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几天前我父亲还专门打电话嘱咐我，还是那句老话：“儿啊，部队领导把你放在国旗护卫队的岗位上，是对你的高度信任，更是咱家的光荣，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干出点儿成绩来!”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父亲的临终遗嘱。由于当时正值“两会”安全警卫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我如果回去，不是有违父亲的心愿吗?我只好含着泪让通信员悄悄地退掉了火车票，直到“两会”警卫任务完成后，才匆匆赶回家。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我在父亲坟前哭了一整天。可我觉得，我对得起我父亲的养育和教诲，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的培养与信任。我把升旗时用过的一副手套和“两会”立功受表彰的照片埋在了父亲的坟前，算是对父亲的报答。

我们每天都在用心血和汗水来实践“护卫国旗，重于生命”的诺言。我们奉献青春、甘洒汗水不为别的，只为了国家的荣誉和尊严，让每个中国人能从中获得希望和力量，让来这里的外国朋友感受

到中国的强盛和伟大。“什么也不说，国旗知道我!”国旗卫士的这句格言表达着我们国旗护卫队员热爱国旗、护卫国旗的坚定决心!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五班班长、首席升旗手 高红甫(河南省滑县四间房乡高寨村人，1985年11月29日出生。2002年12月入伍。身高1．90米，魁梧，英俊而腼腆。我们每天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的把国旗高高洒向空中的那个战士，就是他)

来到部队当兵，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当时，我只知道天安门广场每天都要升降国旗，但并不知道国旗护卫队。到北京当兵要政治条件，政审十分严格，接兵的把我家里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登记。来到部队，我被选到了武警北京市总队第14支队训练基地，当时按身高挑人，1.8米以上的挑到新训排里，我们一块儿来的有40多个，就我一个被挑到了这里。刚到这儿不久，一位老兵就跟我讲，你来的这个新训排不是一般的排，等你下连就有可能分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我一听国旗护卫队，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说话。班长说：“现在不一定，你得吃苦，只有过了军事素质关和政治素质关才行。”我就一个想法：进来了，就不能被退回去，无论如何也要走进神圣的国旗护卫队，当上国旗手!

带着这个梦想与心愿，我给家里打了第一个电话。接通电话后，我刚叫了声妈，就忍不住哭了起来。说实话，这是我与亲人第一次分开，真的是太想家了。我告诉母亲我有可能进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我妈听了高兴得立刻叫了起来，我爸知道后高兴地跑去叫我奶奶接电话。我奶奶家离我家有一段距离，刚好那天晚上下大雪，老人家流着泪往我家跑，结果重重摔了一跤，摔掉了一颗牙。

三个月后，我很荣幸地被预选进了国旗护卫队，但接下来还要经过三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再重新筛选。强化训练在大兴的一个训练基地进行，可以说训练得没有白天黑夜。刚才我们队长说了，我们的训练的确是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执著而神圣的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走进那36个人的国旗方队里面!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是很多战士梦想的地方，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所以我感觉当时吃再多的苦也值得。

不瞒你们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国旗卫士变成升旗手也有一个过程。我是2003年老兵复员时分到五班的，专门负责升旗，并进行了专项训练。记得中队长让我当升旗手时，我还有点担心，怕自己胜任不了这个艰巨而神圣的任务，再加上强化训练刚刚结束不久，心里还真有点畏难情绪。但我是军人，就应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党和国家把这么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交给我，就是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就得不辱使命。

我冬练冰霜，夏练三伏，把我对军人的理解、对国旗的爱恋和对祖国的忠诚，全部都熔铸在了实际行动中。

如何“洒旗”，书本上没有现成的教材。只有靠老兵传帮带，靠自己在实践中悉心摸索。“洒旗”是升旗手的基本功，稍有疏忽就会绕杆、绕手，使国旗展不开，影响升旗的质量。为此，我在向老兵虚心请教的同时，自己给自己强化训练。每天跟老兵一起学习训练完后，我在营区内模拟旗杆上反复练习到夜里两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洒旗”是右手将国旗洒出去飘向空中的，需要右臂特别结实有力。为此，我加紧训练右臂力和身体的协调性。平时训练，我就拿一个3公斤左右的铁饼向外抛，一抛就是几百次，一个课时一个多小时，一练就是上千次。有时，我也会拿哑铃上3公斤左右的铁片进行抛掷。刚开始每到吃饭的时候，我的右手臂酸肿得根本举不起来，只得用左手吃饭，虽然吃得慢，但至少还能拿起筷子。由于当时练习强度太大，我的右臂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关节炎。一遇天气变化，右臂就特别疼、酸、涨，有时全部是麻的。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身体的协调性练好了，右臂的臂力也练出来了，现在右臂明显比左臂粗，连衣服袖子都捋不上来。

最主要的，我还在琢磨，要是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怎么办?风有顺风和顶风之分，顺风时，旗帜容易洒向空中，风向稍微有偏差，长5米、宽3.3米的旗帜就会抛洒不开，甚至会裹成一团缠绕在旗杆上，那可就丢了大丑。于是，我每天在升降完国旗后，只要刮的不是顺风，我就会跑到模拟升降国旗的地方去练“洒旗”。日复一日，我终于摸索和掌握了一套“洒旗”方法，能够做到无论天气多么恶劣，风向怎么偏，我都可以改变抛洒的角度，很好地把国旗升起来。

对升旗手来说，降旗比升旗的难度更大，如果遇到刮风天气旗子就会来回摆动，不好控制。但无论如何，作为旗手，我是不会让国旗落地的，这不仅是国家的尊严所在，也是《国旗法》的规定。国旗降下来时，我紧紧地抓住，不让国旗落地，然后两只胳膊托住旗子，送给方队的擎旗手。

降旗时有个收旗动作，左手抓旗杆，右手把旗往里收，一下子把旗收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旗手的右手就必然要碰到旗杆上。由于要求动作迅速利索，旗手用的力很大，我右手的皮被旗杆碰掉了成百上千次，掉了烂，烂了掉，手套也跟着烂了许多双，最严重时，手套与磨出血泡的手粘在了一起，揭下手套是钻心窝的痛。现在我的右手掌厚如砖头，老茧足有一寸厚。

因为是首席升旗手，我成了军人中的明星。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方电视台经常来采访，我感到骄傲自豪，却不敢有半点懈怠和自满。家里的父母亲人也从没有为此炫耀过。我父亲一再告诫我：“亿万人民瞩目你，并不是你怎么了不起，而是国旗的神圣、国家的强大，是中国人民的了不起，只是这个工作让你去做了。无论如何，你要把每一次升旗都当作第一次，不要感觉时间长了，兵当老了，就把工作放松了。”我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但他对国旗和国旗护卫队战士的理解，却非常质朴而深刻。是的，我站在国旗下的姿势，就是中国军人的姿势、中国人民的姿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姿势。我相信，这姿势和形象，是世界上最美的。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五班副班长、升旗手 王鹏(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西石桥村人，1985年12月23日出生，2003年12月入伍，身高1.88米，高挑、英俊而质朴)

那年，我们县到北京当武警的有23个人，就我一个被选到了国旗护卫队，很荣幸。从认识国旗护卫队的那天起，我就对她有一种深切的感触，当我穿上这身橄榄绿走入这个集体时，我立即被这里的一切所感动。

2003年冬季刚入伍的时候，我并不在14支队，而是在1支队五中队，负责首长驻地的警卫工作。第一次了解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情况是在2004年正月初四早上，我们新兵连组织到天安门广场看了一次升旗。那天天气很好，我记得四周挤

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他们都睁大双眼准备目睹庄严的升旗仪式。大概是7点多的时候，三名高大的武警战士出来了，中间那个擎着旗子，两边的都抱着枪护着鲜艳的五星红旗，随后就是一名佩带手枪的带队警官，紧接着就是托半自动步枪的护卫队员们组成的长方形方队。他们的步伐很矫健，在踏上广场前大道的一刹那，他们同时换成了正步，整齐地行走在天安门广场上。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全场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说话喧闹，观众的目光与护卫队员庄重的军礼交汇到了一起。护卫队员们那种威武、精神的样子，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当时我对新兵班长杜春阳说，我想穿上他们那漂亮的衣服，也当一名升旗手。杜班长说：“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要训练好了，我就向领导推荐，国旗护卫队每年都要到我们支队挑人。”

在我们新兵快下连的3月24日那天，我们正在搞政治教育，有人来到我们新兵连，把我们几个大高个都挑了出来，说是要考核。考核我们的就是国旗护卫队老队长刘建光。当时我们队列较好的十几个新兵被刘队长选中了，成了国旗护卫队的预选队员。26日，来了一辆车，把我们接到了14支队大兴训练基地。

训练是苦，但就像高班长说的，我们没一个人叫苦，因为我们每一个战士眼前都飘着一面国旗，每一个人都在幻想自己迈着整齐的步伐，在亿万人民关注的目光里走向雄伟的天安门广场。在强化训练时，由于水土不服，我患上了严重的肾结石。但是我不敢请假休息，也不敢让首长知道，我怕因此掉队而被刷下来。我一边吃药一边坚持训练，咬着牙挺了过来。

我们升旗班每时每刻都在接受亿万人民的考验，我们站在国旗之下，是名副其实的祖国第一哨。设在国旗下的哨位不仅特殊，而且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的是中国武警的形象、国家的形象。国旗哨着装按照规定冬季可以着棉衣戴棉帽，夏季可以着短袖制式衬衣，但因为冬天穿棉衣看上去太胖，夏天着衬衣时风一吹，下摆容易露出来，我们就都坚持夏不穿单冬不穿棉，以保持我们威武挺拔的军人形象。夏天，天安门广场没有一丝阴凉，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高达60℃，身着短裤裙、薄衣衫的游人，撑起遮阳伞，站在树阴下还觉得酷热难耐；而守护在国旗下的哨兵，却要外着厚实、笔挺的礼服，腰扎腰带，头戴大檐帽，脚穿制式皮鞋，手戴白手套，一动不动地站两个小时。一班哨下来，衬衣能拧出水，皮鞋里也是水汪汪的，脚掌被汗水泡得发自流血。除了要抵挡热浪的煎熬外，还要忍受飞虫的骚扰。三九隆冬，寒风四起，国旗哨四周无任何阻挡，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不穿棉衣，不戴棉手套，站岗时虽然戴棉帽，但是不能在白天放下帽护耳。站两个小时哨，有时候连下巴都冻僵了，下哨后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严寒可以冻坏我们的手脚，却摧不跨我们的意志，只要往国旗下一站，再冷再痛，我们的脊梁也不会弯。

2005年国庆节那天，从全国各地来游玩的人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我担负国旗2号哨，上哨不多久，我就从余光中隐约地感觉到有人在对我指指点点，好像还在争论着什么，这几个人就一直在我的正前方站着，直到一个多小时我下哨了，他们才离开。下哨回来后，加强哨告诉我，刚才那几个人是在争论国旗哨兵是不是蜡像，当加强哨兵告诉他们哨兵是真人时，他们还是不相信，硬是等到我下哨，看到我动了他们才相信。

还有一次上哨的时候，由于在上哨前多喝了一些水，站在哨位上不到半小时我就想小便，当时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没事儿，挺一会儿就下哨了。就在离下哨还有半小时时，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尿湿了两条裤腿。当时又是冬天，全身只有一种感觉――冷。下哨后，我一看，两条裤腿都已经冻硬了。

这样的事，曾无数次地发生在我们护卫队员身上。前几年，我们有个山东籍的老班长的父母到北京来看他，下了车就径直到国旗附近找他。正好老班长在站哨，他父母隔着护栏大声叫他的名字，但老班长却始终挺拔地站在那儿，虽然心里也特别着急，但他连眼珠都没乱转一下。看到儿子根本不理自己，老班长的父母以为儿子有出息了，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了。他们一气之下，提着包返回车站，坐上了回山东的火车。后来中队知道了这事，立即派人到山东把老班长的父母接到北京，向他们作了解释，并带他们看了升旗。

回头想想，是什么让我坚持下来?是国旗护卫队严明的纪律，是这个集体的优良传统，只有一个具有严明纪律的部队，才能塑造出一个个优秀的士兵。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首席擎旗手 韩冲(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1986年2月出生，2004年12月入伍，身高1.88米，挺拔、英俊而朴实)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都是搞环卫工作的，我上的体育高中，跳高是我的长项，我还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打中锋，曾经代表周口市参加全省运动会。在家的时候，我也看过国庆50周年大阅兵的光盘，感觉阅兵的场面十分威武壮观，从那时起我就想当兵，体验军人生活。2004年7月我高中毕业，知道高考落榜后，我就于9月份报名参军。

跟他们一样，我压根儿也没想过会到国旗护卫队来。

擎旗手处于方队的中心位置，是最关键的角色。国旗杆长3.3米，重15公斤，一扛上肩走起来就东摇西晃，而且这一肩最少要60分钟，扛着旗，我连齐步都走不好，别说正步了。从天安门前过金水桥到广场旗杆下共走138步，我找来皮尺在训练场上画出138格，我扛着旗杆一格一格地练，一厘米一厘米地抠，不敢越雷池半步。为了征服这15公斤重的旗杆，我用右手死死地握住旗杆，以保证旗杆的稳固性，不到80分钟，我的右肩就磨出了血泡，肩上出现了血斑。特别是正步训练中，每一步落地，我的手和肩的疼痛好似钉尖儿扎心一般。我整整练了两个多月，右肩和手磨出的血泡烂了又长，长了又烂，握旗的手常常合不拢，绑上沙袋的腿踢肿了消，消了又肿，整个人瘦了一圈，才终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擎旗手。

我第一次担任擎旗手正式执行任务是在2005年10月13日下午的降旗。而我最难忘的一次升旗是一个暴雨天。

那天凌晨4时多，长安街上的华灯还在闪烁，广场上聚满了数以千计等着观看升旗的人们。我们刚出发时虽是阴天，但并没有下雨。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一阵闷雷过后，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此时我们刚上金水桥，我一看这情况，心里紧张起来，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雨天执行任务。

这时，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们匆忙躲到地下人行过街通道中，熙熙攘攘的广场一时间空无一人。我们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在风声、雨水中，我们按程序高标准地完成了一系列既定动作，“咔咔咔”的持枪声，砸地有声的正步声，朴实而耀

眼的橄榄绿如乘风之帆、破浪之舟，在水天相连的世界里坚定地驶向国旗升起的地方。

我们的威仪和激情感动了观众，躲在过街通道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在雨中跟着我们，跟着国旗，一起奔跑。当国歌奏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都庄严地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举手敬礼，热泪盈眶。

从2005年10月担任擎旗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多了。可以说，我与国旗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这种感情圣洁而神圣，是父子情、儿女情等任何感情都替代不了的!我的血液、骨髓都融进了国旗里面，一辈子都离不开，断不了。这不是假话，是事实，是我们每一个国旗护卫队战士的心声。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护旗手 任聪(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1987年9月出生，2005年12月入伍，身高1.86米，清纯、英俊而阳光)

我在家是老大，还有一个妹妹，父亲是个包工头，一年能够揽上一两个工程，足够我们家吃穿用度。我选择当兵，与我的两个表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们一个是武警，一个是消防。没想到，我居然来到了国旗护卫队，还成了护旗手!

要当一名好的国旗护卫队员必须要有过硬的队列基础。当时我在10班，10班是擒敌班，9班才是队列班。9班要代表支队新兵参加师里的队列会操，我一看自己去不了会操，心里特别着急。但我知道，只要刻苦，就会有机会。因此，我白天在10班刻苦练习擒敌，晚上就自己加压，进行队列训练。当时练得很苦，练得我腿脚肿得抬不起来，训练场虽然只有400米，我越踢越感觉遥远，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了。一天晚上刮着大风，我正在训练摆臂等队列的基本动作时，被新兵连指导员牛飞看到了，他是来物色队列动作好的战士的，原来，9班有两个身体不太协调的新兵被淘汰了。我终于如愿来到9班，参加师里的会操，并在全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2006年11月21日，我又光荣地成了一名护旗手。

我们擎旗手和护旗手不光只负责升降国旗，还必须保护和保养国旗。每天降完旗回来后，我们就会认真检查，看国旗是不是有损坏。由于平时生活节奏相当紧张，这项工作一般是晚上下完哨10点以后做。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却要花一个多小时。因为我们是逐根线、逐根纱地检查，我们必须把方方面面的困难和问题都想到，才能保证万无一失。换完国旗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洗漱完就已经是12点左右，第二天早上5点多还要起来准备升旗。但我们却不感觉累，反而以此为乐。我想，这就是我们对国旗的一种真挚的爱和责任。

刚到部队时，由于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加之语言不通，有时会为了点小事吵架。但自从到了国旗护卫队，我就感觉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互相帮助的集体。我的上任护旗手张东阳班长和彭超班长，为了让我和另一个预备护旗手能胜任这个工作，无私地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晚上，天气已经冷了，他们穿着马靴，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做示范，还把好的经验都告诉给我们。说真的，在当护旗手之前，我已经与方队有了一种感情，不想离开，甚至没想过当护旗手。但看着老班长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我只有努力训练，争取当一名合格的护旗手。

像张东阳班长和彭超班长这样对国旗寄予深情的人，在我们国旗护卫队的昨天、今天，都能找到。有一个超期服役一年的擎旗手，叫毕可军，他对国旗太有感情了，想继续留在部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2006年11月30日那天晚上6点多，毕可军和其他退役的战士胸戴光荣花坐在食堂里，准备吃部队最后一顿饯行的饺子。当时，在山东老家经商且小有名气的叔叔专门开着丰田小汽车来接他，正停在中队的广场上。然而，毕可军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表情凝重，吃吃停停。在国旗护卫队四年时间里，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往事，就像看电影一样，一下子全涌到了眼前。他忽地站了起来，走到指导员谢辉面前，眼含热泪，恳切地说：“指导员，我有一个请求，想再到旗杆那儿去看看，行个军礼。”指导员谢辉非常理解退役战士对国旗的特殊感情，爽快地答应了。毕可军围着国旗杆基座转了一圈又一圈，又挨个儿抚摸着代表56个民族的金黄色隔离墩，流着热泪久久地依偎在国旗杆下面。看完后，指导员陪着他往回走，毕可军突然扭过头往回跑，没等谢辉反应过来，他已经双臂抱着粗大的国旗杆，“嗵”地一声跪下了!谢辉立即跑过去把他扶起来，他抬起头，满脸泪水，一字一句地说：“指导员，你们可要把国旗升好，护卫好啊!”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这些榜样的力量，一直激励着我们后来者让国旗永远飘扬、永不褪色!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一排排长、带队警官 刘双林(山东省昌邑市郊区人，1981年10月出生，1998年12月入伍，少尉军衔，身高1.80米，干练、英俊而秀气)

我入伍以及当兵时都不是在国旗护卫队，但也属于14支队，就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那儿值勤。由于是兄弟单位，所以我对升降国旗以及国旗护卫队的情况多少都有些了解，甚至与一些护卫队员都特别熟。

2002年，我考入了武警北京指挥学院，2005年毕业时被14支队政治处主任与6中队(即国旗护卫队)中队长王丙乾挑到了国旗护卫队。

由于没在国旗护卫队呆过，更没有经过升降旗仪式的系统训练，虽然在行政上我是干部，但在业务上我还是一名新兵。考虑到这一点，我主动把自己的少尉军衔换成列兵，入列到队伍之中进行训练。由于训练强度大，当时指挥训练的班长看不过，对我说：“排长，你还是别人列训练了吧。”我说，没关系，你们该怎么训练我就怎么训练。其实我就是想表达自己的决心，从基础做起。除了与战士们一起训练基本的队列动作外，我还专门练习抽刀、立刀、举刀、分刀、收刀五把刀，这些动作要在原地完成难度不大，但要在行进中完成，就有难度了，要成千上万次地练习、磨合。我左手经常被磨出一串串血泡，右手还被刀划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刀把上经常沾着血斑，有时候胳膊肿得连衬衣都穿不进去，7斤重的刀，这时候重如千斤。但是，我深深明白这把刀的意义，这把刀，既不是鲁班修屋的工具，也不是秦琼打仗的武器，更不是时尚的装饰，它是象征着一个民族成严和形象的路标，是点亮一个民族和世界的火炬!我必须做到力拔千斤，挥刀自如!

带队警官的素质主要体现在这三方面：一是基本功，如正步、指挥刀操刀法；二是跟方队的合成，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三是组织指挥方队，这也很重要。当我真正成为国旗护卫队的一名带队警官后，我心中的那份集体荣誉感更浓烈了。当然，也包括国旗护卫队的每一名士兵。从一个普通士兵到一

名合格的国旗护卫队员或者优秀的护卫队员，是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汗与血的洗礼的。我们作过一个统计，一个护卫队员踢两年正步相当于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70％的人都有脚气，80％的人都有脚伤，100％的脚都变了形，100％退伍兵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关节炎等病。在国旗护卫队每天都有人用刀片刮脚底发黄的厚茧，先是拿热水泡，泡够了就刮。训练强度大，不刮没法搞队列、踢正步。

现在中队的干部不是特别多，并且我们不同于三军仪仗队、国宾护卫队以及礼炮部队，他们的工作是暂时性的，我们国旗护卫队除了保卫国旗，每天早晚还要升降旗，必须有一名警官常年奔波一线，是天天风雨无阻的一项工作。这样一来，就比较疲惫，特别是老兵复员后，还要站哨值勤，说实在话，我们的国旗护卫队员都很忙也很累。

转业退伍外调的官兵不仅对国旗有很深的感情，战友与战友之间也很融洽。像咱们中队的干部每到退伍的时候都不愿意送老兵，尤其是第一批走的老兵，那种场面很让人伤心。2005年和2006年老兵退伍都是我买的票，每个退伍的战士都不愿意先离开护卫队，都要求我买最后一天的火车票。2006年第一批老兵走的那天凌晨下起了零星小雪，晚上老兵们都没有睡，他们打着背包坐在宿舍里等着看升旗。他们谁也没有出声，就那么静静地等着。这是他们在国旗护卫队最后一次看升旗。最后一批老兵走的时候也十分感人，当时放着《送战友》这首歌，老兵们泪流满面，背着背包，先是挨个地把放在门口的旧国旗重新打开收一次，然后与战友们一一握手，在这熟悉的营房里依依告别。当时正值下午，故宫里的许多游客都被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感动了。真的，我们中队的干部都不喜欢送老兵，情到真处就是伤心至极啊!有的老兵退伍回家办理完手续后，很快就回到北京工作，到北京首先就要到中队来报到，说一声到哪儿工作了以及一些基本的情况。这是我们中队的传统。只要是从国旗护卫队出去的人，不管离开这儿多少年了，每年都要到中队来走走、看看、聚聚。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旗杆下跟国旗敬一个庄严的军礼，然后看升旗降旗，亲手抚摸抚摸国旗，亲吻亲吻国旗。与其说他们对中队有着一种特殊的永远也挥之不去的情缘，不如说这是他们对国旗的感情。我不知道，离开了国旗，该怎么活?

讲述者：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六班长、基准兵、国旗宣传员翟永亮(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翟庄村人，1985年4月12日出生，2002年12月入伍，身高1.85米，机智、英俊而活泼)

2002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于是选择了向往已久的军营。那年冬季，北京在我们漯河市招兵的武警有14支队，也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这个支队，还有礼炮部队。当时我爸笑着问我，一个到北京放礼炮，一个到天安门升国旗，你去哪儿?我脱口而出，去天安门!

我们漯河市到北京共来了50个政治条件兵。由于我们这批兵遇到了非典，强化训练我又提前回到了国旗护卫队，在故宫进行完全封闭式训练。天热，加之训练强度大，我们小便时都闭着眼不敢往下看，因为尿出来的全部是血。封闭式训练结束后，我给家里通了第一个电话，我妈妈一接电话就哭了，几个月没有我的任何音讯，家里人都以为我死于非典了。

可能由于我各方面都较为突出吧，我参加了不少重大活动的警卫和礼仪任务，也取得了很多荣誉。2003年9月26日，我作为武警部队的代表，担任国家“长城―2003”演习中武警现代化兵器展厅哨的哨兵。我是从早上6点开始上哨的，当时还没有吃早饭，一直站到上午10点，整整站了4个小时。但是我很激动也很荣幸，因为我们受到了主席的检阅。2004年10月1日是国庆55周年大庆，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晚会，胡主席也参加了。晚会的第一个仪式就是我们国旗护卫队员在台上正步行走以及操枪的队列动作。那次完成得很顺利，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

那天，我父母和弟弟来北京看我升旗。我高兴，特精神，我感觉自己下礼仪口令的声音比平常都要大一些。我知道，我父母和弟弟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必须用一流动作向他们汇报。升完旗后，我妈就问我：“永亮，你们怎么都长得一个样啊?”我问我妈，刚才看出我在哪儿了吗?我妈笑了笑，摇了摇头。我笑着对我妈说，要不然能叫国旗护卫队吗?你当然认不出来了，我们国旗护卫队的全体卫士，因为对国旗的爱，走在了一起，融为了一体。我们变成一个人了!我们都是国旗的儿子了!

2003年8月的一天，下午降旗，当我们从午门走出来的时候，故宫里很多游客跟着我们队伍一块儿往天安门走去。当时，我在左路，我们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她儿子，那小孩大约3岁。由于天气特热，而我们护卫队员还穿着礼宾服，戴着白手套，肯定出了很多汗，汗臭味特别浓厚。这时，我们听到那小孩问他妈妈：“妈妈，妈妈，叔叔身上有什么味儿啊?”那个年轻的妈妈不加思索地告诉孩子：“这是男人味，知道吗?宝宝，你长大后也要做这样的伟男人，也要有这样的味儿。”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的鼻子一酸，眼泪立即就在眼眶里打转了。这是对我们国旗护卫队员最高的评价、最高奖赏，有这样的鼓励和奖赏，把生命全部献给国旗，也在所不惜。

我在中队是国旗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员，对国旗知识的不断学习与深刻的理解，是我宣传好国旗的前提条件。为了作一名合格的宣讲员，我每天清晨就起床，把营房门前一棵300多年的古柏作为固定听众，高声朗诵。为了吐音更准，我还专门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跟着播音员一遍遍反复学习。我还专门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拜师学艺，请著名播音员林如将国旗宣讲稿录了音，作为学习的示范带。经过千万次的刻苦学习，我克服了嘴形、方言等种种缺点，成了国旗班一名合格的讲解员。入伍4年来，我先后到首都及地方大、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作报告300多场，讲解国旗知识800余次，听众达3万余人。

我在给人们讲述国旗时，总要讲到我们国旗班战士与国旗生死相依的感情。其中讲得最多的，是我们的一个退伍老兵陶卫革。

陶卫革是1984年从湖北武昌入伍的，在一次站国旗第一哨时，十二指肠急性穿孔，疼得他犹如万箭穿心、千把刀绞，汗水湿透了礼服，牙齿咬破了嘴唇，但他却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哨位。在他的哨位边就有一部电话，他完全可以拿起电话向中队请求换哨。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自己正在哨位上、在国旗下，代表着万众瞩目的中国第一哨的形象，代表着祖国崇高的形象，他一直坚持到下一班哨来接岗才离开!然而刚离开哨位不久，他便再也坚持不住，晕倒在下哨的路上。送到医院后，大夫既钦佩又

感慨地说：“我们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人，真不知他是怎样挺过来的?真是条硬汉子。再晚来10分钟，他就完了!”

1990年，陶卫革复员回家后被安排在轮渡公司工作，不久得了障碍性贫血，生命垂危。病危期间，他托人给当时任指导员的谢辉带了一封信，信里深情地恳求谢辉在国旗升起的时候，代他向国旗敬一个礼。这封信打动了所有的人，每一个读信的新老战士都泪流满面!为了满足陶卫革最后的愿望，谢辉代表国旗护卫队的全体官兵，专程赶往湖北省武汉市地质矿产职工医院，带去了新的升旗仪式录像带和一面五星红旗。当时陶卫革的病情已经加重，内脏出血，视力仅为0．2。在病床的墙壁上，谢辉却看到了陶卫革贴在墙上的大大小小几十面手工做的小国旗，小天安门!当谢辉把国旗送到他面前时，陶卫革紧紧地把国旗抱在怀里，贴在脸上，泪水顺着蜡黄的脸洒落在国旗上，令在场的人潸然泪下。谢辉离开医院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拿过笔和纸，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八个字“热爱国旗，重干生命”。五个多月后，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医院专家的精心救护下，陶卫革又奇迹般地站起来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广场看一眼升旗，给国旗敬个礼! 1995年国庆节他如愿以偿，又来到天安门广场，来到自己熟悉的哨位，参加国庆升旗仪式。他穿着当年的旧军装，戴着旧军帽，含着热泪向国旗敬了一个两分零七秒的军礼，当国旗升顶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喊道：“国旗万岁!祖国万岁!”

从北京回去不久，陶卫革的病情再度恶化，红血球数量已下降到维持生命的极限，即使这样，他还坚持抱着病危的身体，冒雨来到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向师生们作了生前最后一场国旗报告。当他走下讲台时，学校的1800多名师生不约而同地唱起了《祝你平安》。风雨中，歌声泪水混成一片。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让妻子把珍藏多年的一个红色小布包拿到面前说：“我不能给儿子留下钱财，当他懂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小包交给他，希望他成人之后，也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国旗卫士。”――那是他升旗时用的两双白手套和领花帽徽，是他留给儿子的全部遗产!

这就是我们国旗护卫队的战士!可歌可泣的中国军人!

王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