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与北京的历史联系

一、自古以来承德与北京的民族融合

承德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北京则是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大都市。北京与承德地区的民族关系大体可分五个时期。

1、商周直至西晋为承德与北京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自两汉、三国以至魏晋，承德一带直接隶属幽州。匈奴、乌桓、鲜卑各族居处其地。但汉族政权一直在幽州设专门机构控制这些民族。晋惠帝时开发幽州水利事业，修臾陵谒，乌桓、鲜卑各部首领，纷纷率本部民众参加。由此可见，早在古代，承德地区各族人民就与幽燕人民一起，共同促进了北京的经济建设。

2、东晋南北朝为承德与北京关系史上的第二个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强盛起来，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往往以承德地区为基地进入幽州并向中原发展。随着慕容鲜卑建立了前燕和后燕政权，兼并宇文部和段部之地时，北京和承德地区又合为一体，皆为慕容部所统治。此后，拓拔氏建北魏，这两个地区又都成为北魏之地。从东晋到南北朝，承德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大量迁居幽州，各族人民进一步融合。

3、隋唐时期为承德与北京关系史上的第三个时期

隋唐时期居住在承德地区的主要是奚族、\族，契丹人。隋唐两代汉族政权强大，各族人民进一步统一在中央政权之内。此时承德与北京地区人民基本上是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

4、五代以至金元为承德与北京关系史上的第四个时期

这时北方各少数民族强大起来，并不断入主中原，承德地区成为他们南进的后方基地;北京则变为他们南进的前哨，两个地区都成为少数民族控制的地方，关系更为密切。

金代承德地区仍属大定府，当时叫北京路。元代蒙古人统一全国，建大都于北京，承德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早已融合在汉族之中，和北京地区已无多大差异。

明代与北方蒙古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承德地区成为守卫京师，防止蒙古人向南骚扰的前沿之一。

5、清代是承德与北京关系史上的第五个阶段

此时，承德这个城市迅速兴起，并成为北京的政治分中心，特别是成了清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民族团结的特殊地点。这个时期，承德地区更突出了它民族结合部的地区特点，成为东北、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各地区少数民族朝会之地。承德与北京，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前沿，一个是汉民族进守的基地，两个地区一旦真正衔接，南北之间的历史鸿沟便很快打破了。

舒乙在承德调研后，在给国务院总理的信中提出：“承德是中国境内最特殊、最好看、最高级，也是最有价值的城市，原因就在于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在民族团结方面，它是首屈一指，其重要性几乎无法估量”。并为承德留下墨宝：“承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和谐的象征”。所以说，研究承德与北京的关系史，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北方与中原民族的融合史。

二、清朝时期承德与北京的政治关系

1、清朝时期承德是北京的政治分中心

热河政治分中心的形成是和北方民族的社会结构、生活习俗及民族关系有关。清代建都北京，汉化较早，但为适应北方民族特点和加强王朝的武装力量，和对各旗满、蒙人民的统治，清帝经常出塞巡察。之所以把热河避暑山庄作为处理民族事务的场所，是怕蒙古各部不适应关内严热的气候，而来时为专门建立一处朝觐之所特示对蒙古各部“恩迂”，而且乾隆意识到蒙古各部都信仰喇嘛教，于是在承德修了大规模的、为数众多的寺庙，从信仰上首先把各部联合起来。另外，每年蒙古王公觐见都携有大量随从和兵丁，进京当然不便。并且从地理上说，承德显然便于对沙俄进行监视。因此承德起了北京难以胜任的作用。

2、清初承德的政治活动

承德这种政治分中心的作用，也可以从乾隆年间在这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活动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仅举五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乾隆接见三策凌。

乾隆十八年夏，原驻于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蒙古杜尔伯特部（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因不满准噶尔部的侵扰欺凌和分裂活动，率部东迁。杜尔伯特部首领台吉策凌、策令乌巴什、策令孟克（史称三策凌）协同大小官员及随送一百三十余人来热河觐见。乾隆立即在避暑山庄接见了他们，封三人各为亲王、郡王、贝勒，并连续在山庄内流杯亭、卷阿胜境、万树园等地举行宴会。内蒙、青海、喀尔喀诸蒙古王公也陪同欢宴。通过这次活动不仅使蒙古各部感到清政府优恤怀柔，而且进一步了解准噶尔内部情况，为此后彻底平复该部叛乱分子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接见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原是准噶尔部首领的外孙，本人属焊特部，是一个具有野心的人物。他原想夺取准噶尔部领导权，但又势单力孤。在准噶尔部内乱之时，他率两万余人降清。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在热河接见了他，并赐所率牧民大批牛羊。通过了解准部情况，于次年统一了天山南北。

第三件大事是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达什达瓦部是准噶尔蒙古的一支。达什达瓦在准部相互攻战中被杀，其子逃奔，不知所终。其妻在清朝进军西北时率达什达瓦之弟伯格里部助战。伯格里又死，达什达瓦之妻率部东来，到达热河。清政府将他们编为九个佐领，归入热河驻防八旗，在普宁寺周围建房一千余间，给其居住。此后还特意修建安远庙，为其宗教活动之地。

第四件大事是渥巴锡来朝。渥巴锡是土尔扈特部首领，土尔扈特部是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因不堪沙俄的压迫毅然决定回归祖国。从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开始，历时八个月，行程万余里，历尽重重艰险，才进入祖国境内。但因路途不熟又如误入沙漠，瘟疫大作，人畜死亡。起程时有三万五千余户，近十七万人，最后仅剩七万人。清政府对于土尔扈特部这种不怕艰险，热爱祖国、付出巨大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与高度评价，除立即从西北各地调济牛羊、粮米、衣物救济外，又决定在热河召见渥巴锡。其时，正当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锡等与内蒙、青海、喀尔喀、天山南北各部贵族共同瞻礼。

第五件大事是班禅六世来朝。1780年，乾隆七十岁寿辰，六世班禅特地来避暑山庄祝寿。为了迎接班禅的到来，特地模仿扎什布伦寺形式修了须弥福寿之庙。七月，班禅来到热河，乾隆不仅一再召见、赐坐、赐果茶、赐宴，而且亲自听其讲经。

除民族和宗教活动之外，承德还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乾隆五十五年，安南使团一百八十四人，南掌（今老挝）使团十五人、朝鲜使团三十余人、缅甸使团三十二人，均来承德为乾隆祝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还在山庄接见过以马戈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

由此可见，承德这个清朝的政治分中心，主要是清初处理民族事务、宗教活动，热河山庄一切经费开支均由清庭内务府负责统一管理，与北京的宫室管理完全一样。不仅如此，就连山庄一系列的寺庙也统一由内务府和理藩院负责。虽不冠陪都名号，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陪都。承德和北京周围的一般卫星城不同，它只是京师向外延伸出来的一部分。

三、历史上承德与北京的地理联系

承德市位于北京东北，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枢纽，沟通关内外的咽喉，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朝统治者，为“内控要塞，外怀蒙人”，于1703年开始在这里兴建“避暑山庄”，使承德逐渐成为清王朝的陪都。古代北京通向北方的古道有三条，一是出居庸关去蒙古高原;二是出古北口（或喜峰口）穿过燕山北部的丘陵地带向东北至松辽平原;三是沿海而行，出山海关（古时又叫偷关）至辽河下游。承德地区是北上的正中一路，这条通道是自然形成的。到辽宋时期，由于辽朝将长城以北与燕京地区统为一体，经常要从上京临潢府过中京大定府至燕京，这条线路得到进一步的沟通。

清代的承德地区，仍然是由北京去东北及内蒙草原的重要交通要道。由于热河行宫和木兰围场的开建，这条古道不仅是巡幸御路，而且成了从北京向前沿调集军队，输送粮草的重要干线，而在和平时期，则是蒙古草原上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王公们南来朝觐的必行之路。控制了这条线路，也就控制了北京到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的咽喉之地。

清人故道多循辽金故道旧迹，但由于木兰围场的开发，更突出了由承德中北部至坝上的这条交通线路，并由巴克什营向东直通承德新辟一条御道。这条道路的出现早于热河行宫的建立。山庄建成后，又加强了古北口至承德的一段线路。北京至古北口一段大体沿辽代线路而行，一般自德胜门出发，出古北口后，又沿途经过今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向北可抵围场。1690年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在围场以北的坝上打响，康熙亲自坐镇波罗河屯指挥，内地兵马、军械、粮草都由这条线路从北京向草原调运。由此体现了承德的重要地理位置。

民国时期，时任热河第一任督统熊希龄在给国会呈报亲笔写成的《热河改革政治意见书》中提出，热河改建行省的建议，以促进改善这里的凄惨民生，并主张修建由北京经热河、赤峰、朝阳、直达松花江的铁路干线和由赤峰经朝阳、锦州抵达葫芦岛铁路支线。熊希龄认为如果两线开通，就好比热河血脉流通，对军队和商人都有好处。而铁道没有修建成之前，又不得不利用河流来进行运输，所以特地请来日本土木工程师来热河，测量滦河及周边道路，为修建做准备。交通一旦便利，热河的经济则会发展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军分三路，以锦州为基地，向热河发动疯狂进攻。北路从通辽侵犯开鲁;中路由义县侵犯朝阳;南路由绥中进攻凌源。中国军民虽有一些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热河守军节节败退，1933年3月4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千人逃亡丰宁。日军先头部队128骑兵占领热河，至此除热西的丰宁等县外，热河全境沦陷。

抗战胜利后，承德在政治、军事方面，更加具有异常重要的战略地位。1945年9月16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提出了要“以热察、东北为第一全国战略根据地”的主张。而后，中共中央调13万大军、2万名干部进入热河和东北。当月，、何应钦就命令军先向热河进攻，占领承德。对热河的进攻，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发电强调指出“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地位均有极大关系。”冀热辽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机智勇敢地迎击军队的进攻。“停战协定”签订后，军仍向承德发动进攻，在未能奏效的情况下，着重将中共“撤出热南部包括承德”作为停战谈判上的五项荒谬停战前提中的其中一项，遭到中共代表的严词拒绝。由此，撕毁停战协定，全面内战爆发。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冀察热辽部队将热河作为主战场，相继开展了连续攻势，使军队进犯热东，打通锦承路的战略计划遭到彻底失败。1948年9月27日，飞抵承德亲自为士兵打气鼓劲，但仍无济于事。1948年11月14日，热河全境收复，这座著名的塞外山城又回到人民手中。

解放以来，充分利用了承德与北京的地理交通古道，修建了京通线自古北口至红旗村北上，一直修到围场县的四合永，然后向东北通向赤峰、通辽。改革开放以后，又沿南路自北京、顺义、怀柔、密云、古北口、滦平，修了京承之间的二级公路，这条路线除淹没在密云水库中的一段外，其余部分基本是按清代御道设计，并尽量经由各行宫旧址。建国后还相继修建了两条北京通往东北的铁路，京承铁路和沙通铁路，承德逐渐起到了沟通北京与东北交通枢纽的作用，可以说古代交通对于当代的通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古代承德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形态

承德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北京息息相关，它的森林、植被、水利等，直接影响到北京地区的气候、风沙等自然变化。因此，研究承德与北京的历史联系，就不可不研究承德历史上的自然变迁及其对北京带来的影响。

1、承德历史上的生态环境

在古代这里主要是以森林和草坡为主，耕地一直很少。这在宋人使辽笔记和诗词中可以说明，当时过古北口道路两旁古松很多，虽然也开垦一些梯田，但林木仍十分茂盛，直到清初仍保持着原始状况，从两间房到鞍子岭之间当时还是原生林。围场、丰宁的坝上地带，更是一个大面积的森林区，围场县出土有一亿五千万年前的松木化石，证明了这一点，据说，直到清代坝上还保留有千里松林的名字。

除森林之外，承德地区草原植被在古代也是十分丰茂的。由于河流众多，雨量充沛，承德地区早在古代就比内蒙草地丰茂高深的多。古人有“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句，而承德古代草地可侵马首，足见此大漠南北草原更为丰盛。

城市要发展，水是制约因素，水资源是不可替代的。解放以前，承德市洪旱灾害不仅严重而且频繁。水利设施寥寥无几。每遇大旱，寸草不生;每遇洪水，寸草不存。洪旱灾害给全市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及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市广大人民艰苦奋斗在广阔山区，建水库、修水渠、筑堤、打井、建水电站，除害兴利，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设施发挥了防洪、灌溉、发电、城镇及工业供水等综合效益，特别是为北京的饮水提供了保障。2000年11月到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视察救灾工作时指出：这个地区地位很重要，它是京津的门户，是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也是京津的主要水源涵养地，要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因此，承德生态环境的建设与北京的绿色城市的运转息息相关。

2、承德地区古代经济形态及其与北京的联系

（1）牧猎为主的草原经济

我国北方是以牧猎为主的草原经济。而中原则是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承德和北京处于草原和内地之间，都有混合经济形态之特征。但北京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牧猎、手工各业;承德地区则以林牧为主兼有农作物的生产及相应的手工业。两个地区之间在经济上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古北口、喜峰口等关隘就是两个地区经济交往的枢纽之地。从商周到元明，这里大体都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经济方式。古代承德地区的牲畜，除当地牧民生活所需外，经常运至幽州，以换取粮食和丝制品。当时幽州角筋驰名天下，有些是当地生产，但大部分是从承德地区交换而来。

（2）农业发展状况

承德地区农业开发大体从辽开始，而这与北京有极大关系。辽初，太祖阿保机从幽燕地区俘获大量汉人北去，其中一部分就留在承德地区。从而带去中原的耕作方法和其他生产技术。古代承德地区居民不仅从汉族人民那里学习了耕作技术，而且有所创造，长城内外生产技术在古代就是相互交流的。金代，这里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解放后承德地区出土了很多辽金时期的农具，如锄、犁、铁锤、点种器具等，其形制与现代农具无多差异，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已相当发达。不过，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主要在滦河谷地，其它地区仍以牧为主。

（3）养蚕业发展状况

承德地区的养蚕业发展也比较早。据《钦定热河志》记载，该地区桑蚕业是从后燕冯跋课民桑柘开始。但大量推广纺织技术却是由辽初北京地区汉民北迁传播而来。隋唐时期，幽州丝织业十分发达。五代时，卢文进把纺织技术带到燕山以北，不仅带去了许多幽州匠人，而且教当地人学习纺织，此后燕山以北的养蚕和纺织业便大量发展起来。

（4）古代承德造车技术

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古代承德地区的造车技术。早在隋唐五代时期，居住在燕北的奚族人就善于制造车辆。《新唐书・奚传》有奚人“环车为营”的论述。 可见唐代奚人造车技术已很高，数量很大，并用于作战。奚车当时主要为山地所用，形制简朴、轻便。贵族富户亦有在车上加帐幔者。这种奚车，后来也大量传到幽州地区。

总之，古代的承德地区是以林牧为主，兼营农料、种植、手工各业的混合经济地区，并与当时的幽燕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3、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的教训及其对北京带来的影响。

应当说，古代承德地区以林牧为主的混合经济形态是符合当地自然特点的，因而长期保持了当地的生态平衡，但自元明以后，特别是到清代，便打破了这种情况。

遭受破坏的首先是森林。辽金时期这个地区的森林虽然开始砍伐但数量并不大。元代采伐量就比较大了。明代开始，森林原始状态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南部地区，破坏更严重。清初建木兰围场之前，森林还很多，后来官方和私人采伐日益加剧，承德北部森林也逐渐减少，加上口外皇庄的大量设置和关内移民的到来，到乾隆三十年，便“垦遍山田不见林”了。咸丰以后，木兰围场林木也大量砍伐，同治六年设植木局，专采卖木料。到民国和日伪时期，军阀、土匪又滥加破坏。到解放前夕，承德地区原始林已保留很少，仅剩一部分次生林了。目前承德地区的森林，大部分是解放以来才重新栽植的。

草原也随之遭受破坏，这一方面是由于森林的砍伐造成水土流失破坏了草地的生长条件;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过量开垦种植和施行掠夺性放牧所造成。口外土地的开垦，在清初确实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不仅可供热河山庄、木兰围场、御道沿途行宫大量官兵用粮，特别是在接济蒙古，安定北方民族情绪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由此带来严重的后果，口外自然生态不平衡，严重水土流失，进而导致河水涨发，冲毁千亩粮田。由此可见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否则，不仅给当地带来损害，夺去当地人民衣食之本，而且对北京自然气候等方面也会带来严重威胁。

五、现阶段承德与北京的关系与展望

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必将成为一座城市功能辐射世界、服务辐射全国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共承德市委作出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决定，可以借助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实现自身加快发展。相反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要广阔腹地提供多方位的支撑，确保城市绿色运转的气候、生态等环境资源，承德优越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能够提供不可缺少的腹地支撑、环境保护和配套服务。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将加强与东北、西北、华北的区际联系，加快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的交通枢纽和连接世界的航运中心。承德作为北京区际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将进入北京“一小时经济圈”，成为连接京津冀辽蒙区域的重要交通枢纽，有效加速北京航运中心的建设步伐，成为北京“大交通”综合体系的重要补充。所以，北京的发展需要承德，承德的发展更离不开北京，两地合作的前景广阔、空间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