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协同发展机制探讨

摘 要：教育是国之根本，是人生发展的起点，基础教育均等化关乎社会稳定，经济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前提。本文在立足于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公共基础教育现状的前提下，结合“十三五”规划以来，河北省转型升级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分析京津冀基础教育不均等的原因，为实现京津冀基础教育均等化提出了一些对策，以期促进京津冀区域内公共教育水平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基础教育；均等化；协同发展

一、引言

基础教育服务是指：由国家或政府为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公共财力和公共资源为保障，为满足每位公民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提升最基本的能力、享受最基本的文化三方面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种基本公共服务，它是关系到社会公众生存与发展最基本、最直接、最密切、最现实的一项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判断标准要求公共教育服务以公平优先，质量为重，政府为主；强调其服务对象是具有个性化的人，机会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结果要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大致均等地享有公共教育服务而不是在课程设置、培养方式与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实现平均主义。

二、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的理论依据

（一）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

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促使人们追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罗尔斯认为“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罗尔斯认为必须通过订立一个全社会都认可的，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被严格遵守的契约来实现公平正义，罗尔斯称其为“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他的这一理论包含两个层次的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存储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附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公共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罗伯特・丹哈特和珍妮特・丹哈特夫妇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提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称其为新公共服务理论。其基本理念：（1）强调尊重公民权利。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至于首位，强调对公民的服务，并将权力授予公民。（2）呼吁维护公共利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的事业，鼓励每个人参与其中，并最终实现所有人的个人利益。（3）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不应将职责放在“划桨”或“掌舵”上，应该是重要的参与者，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或公务员应当服务于社会公众，而不是去控制他们。基本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应当适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并可以借鉴此理论为来重建京津冀教育服务体系。

三、京津冀基础教育非均等化表现

（一）教育经费差距

虽然与北京市、天津市毗邻，但河北省现阶段基础教育服务还存在一定差距，就以人均教育经费的投入为例：尽管从2000年到2010年京津冀三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是逐年增加的，但是河北省的人均教育事业费上升幅度有限，三地之间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日益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北京市人均教育事业费为 2294.7元；天津市人均教育事业费为 1767.2 元；河北省人均教育事业费是 714.9 元，还达不到北京市人均教育事业经费的 1/3，仅仅为天津市人均教育事业经费的 2/5。由此可见，京津冀三省市对基础教育服务投入差距很大，并且，彼此间的差距呈日益扩大的趋势。

（二）在师资数量上差距

据统计数据计算得出，2010 年北京市普通中学每百名学生拥有教师数为 9.81 人，天津市为 9.88 人，河北省为 7.47 人。这说明，从普通中学的师资占有量来看，北京、天津、河北所拥有的教师数量存在着不均等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了各地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对实现京津冀一体化构成阻碍。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三地行政地位的不对等导致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北京作为首都，天津作为直辖市在行政地位上要优于河北，优质资源必然先向北京、天津流动；其次，京津地三地尚未形成基础教育一体化协同发展机制，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在法律法规方面尚不完善，导致三地基础教育协同发展效果有待提高。

四、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协同发展机制的构建

（一）主导要素：以政府为主导

政府具有行政的强制性与合法性，这使得其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政府对整个公共服务系统发挥指导作用，可以为系统提供法律上和政策上的倾斜和保障，保证系统的有序平稳运行，是系统的控制参量。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行政地位的不对等是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不均等的原因之一，而政府的科学行政规划起着重要作用，通过提高规划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重新配置公共资源，使河北发展所需要的公共资源与北京、天津没有太大差别，逐步实现均等化。此外，由于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益性、公共性等有别于其他公共服务的性质，要求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政府负责纯公共服务的供给，市场负责准公共服务的供给，社会组织则作为对政府与市场的补充。”因此，政府应在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在具体措施的落实上：首先，在法律规制体系上，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促进三地职业教育服务均等化，需要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尽快制定适合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合作法律规制，将促进区域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保障三地各级政府、各类组织机构在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纵向上制定国家、省市相关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法律、实施条例与地方性法规，自上而下构建完善的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均等化法律规制体系；横向上要确保京津冀三地制定的基础教育法律法规相互统一、彼此认同，强化各方面的协调。其次，在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上，随着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可以减少政府在其他领域的财力配置，从而增加政府配置于基础教育的财力资源；政府可以提高河北地区基础教育财政投人比重，努力缩小河北与北京、天津的财政经费差距。最后，在教师资源分配上，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一些鼓励性政策，将北京、天津的优质师资引入河北地区为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优质的环境，也可以通过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提高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来吸引优秀毕业生留在河北并从事基础教育工作。

（二）协同要素：以市场为依托

河北与北京、天津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导致了基础教育不均等，引入市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因此，要借助市场来缩小三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此外，在京津冀基础教育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能够使教育资源在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区域更好的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基础教育服务的实现最低成本和最优效果。可以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来保证三地教育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并结合三地各自基础教育的特色，创建资源共享的教育平台，将北京、天津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大数据平台更有效率地引入河北地区。比如可以合作建立相关的研究组织和机构、设立教育实验设备共享平台以及三地共享数字图书馆、公共设施和设备等，这对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河北来说意义非凡，此外，在加大对河北省教育资源引进的同时，建立大数据平台也可以促使京津两地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和多媒体技术进行流动，从而达到促进三地基础教育协同发展的目的。（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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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世斌.关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思考[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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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尹庆伟.基于系统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J].网友世界・云教育，2014（17）：126-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