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非石非谏谥 亦狂亦侠亦温文

收藏是一种能够丰富人生、愉悦人生，甚至改变人生的文化之旅。在民间收藏这个大舞台上，曾演绎过无数怡性益智的成才故事以及点石成金的财富神话。心血付出，感悟颇深，精神或物质的获益足以使人回味无穷。

三晋藏海弄潮人

1997年7月18日，第10届全国旅游门券收藏展览在山西太原历史博物馆隆重开幕。我由此与神交已久的山西收藏家王艾甫初次见面。他不仅是此项盛大展览的组织者之一，还是热情的参展者，他的参展券集包括：“壶口天险”“黄土风情”“华夏蛟龙”“民族见证”等，数量之多、藏品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王艾甫除送门券专集参展外，还同时举办了三个个人收藏品展览：像章展览、三晋烟标文化展和山西省地方银行(号)纸币展。

像章展的展品是王艾甫从自己收藏的8000多个品种、共3万多枚像章中精选出的，分门别类展出，其藏品之丰、珍品之多，观者无不赞叹。三晋烟标展则以大量的烟标、烟草广告画等藏品，向人们展示了山西烟草发展和三晋烟标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风貌，同样使人眼界大开。王艾甫致力于山西省解放前货币的收藏已有多年，不仅形成了自己的收藏风格与特色，而且藏品种类齐全，从山西省银行钞票到村、镇、钱庄发行的私钞，他都尽力收集。他将山西经济的发展史分为资本积累阶段、壮大阶段、调整阶段、全面发展阶段，并把山西货币史融入经济史中深入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既包括钞票的设计、版别区分、流通区域，还包括银行地址、货币购买能力等方面，而且分析研究深入细致。

观赏了以上的门券、像章、烟标、纸币展览，不禁使我对拥有如此众多收藏品的藏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艾甫1941年出生于山西左权县，1979年从部队转业，现在是山西省检察院退休干部。王艾甫主集古钱币、像章，兼集烟标、火花、票证、字画、古玩等。发表过《古钱之最》《钱币趣话》《三晋烟标史话》《山西粮票》等研究文章。从事收藏近50年，感受自然很多。

1964年，王艾甫从收集一枚“截首刀”开始步入钱币收藏，他处处留意并虚心讨教。一次，他去亲戚家拜年，见亲戚家小孩的脖子上挂着一枚从未见过的“乾隆通宝”铜钱，内郭方孔还没有镂空。亲戚见他反复端详，如此喜爱，便慷慨相赠。后经鉴定，这是一枚雕母钱。此后王艾甫又在平遥县小摊上发现一枚宝元局的“咸丰通宝”雕母钱，他倾囊买下了这枚连钱谱中都没有收录的珍罕品。

王艾甫介绍说：“我的藏品收集渠道广泛，从地域上讲有省内也有省外，从方式上讲或买或换，只要我需要，兼收并蓄，不拘一格。有高价买的，也有从民间搜集来的，投入的代价不是金钱所能计算的。上班时的薪水，开商店所得的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收藏。每年除了春节这一天外，其余全部时间都在干收藏事务。”有志者事竟成。1989年，王艾甫创办了山西省第一个家庭钱币藏馆。

当想象成为现实，更大的愿望就会被唤醒，这就是创造的过程。生活的创造者就是你自己。愿望主宰一切，关键在于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王艾甫在收藏活动中始终不忘支持国家的馆藏建设，丰富其藏品。1991年，他将上述稀有的雕母钱连同其他20余种珍贵钱币一起捐献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王艾甫还心系家乡的精神文明建设，2006年，他将钱币藏馆和抗日战争藏品馆的藏品及2.5万册图书捐赠给家乡左权县西关村，建成了由2个藏品馆、1个图书馆组成的新农村文化活动大院。

王艾甫多年来始终坚持以自己的藏品学识服务于社会收藏文化活动，将惠人悦己视为人生最大乐趣。他的收藏历程，也许能给热衷于收藏的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84份阵亡通知书引出的传奇

一个人精神的高度取决于认识的高度，审美的境界取决于感悟的精神力量。真实的生活常常是过于现实和冰冷的，仅靠个人的热度，很难打动已经在俗世生活中过于世故的人心。然而，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更多层次的收获。

2007年12月19日，电影《集结号》在上海的首映式上，满目亮丽的帅哥堆里却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独自老泪纵横。千里迢迢地从太原赶来的王艾甫，作为主办方特意安排，第一次有机会和著名导演冯小刚一同站在了镁光灯前。冯小刚指着他对《集结号》中扮演谷子地的演员张涵予说：“他就是谷子地的原型王艾甫。”在此之前王艾甫不知道冯小刚是谁，也不知道贺岁片《集结号》是一部探讨牺牲价值、以人性为主题的影片，更想不到影片讲述的为被埋没的烈士争得荣誉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有联系。众多的媒体追踪报道着由王艾甫“主演”的“现实中的《集结号》”，他的事迹感动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和读者，人们期待着更多地了解这段充满传奇的故事。

1996年，王艾甫在旧货市场遇到了一件令他想不到、更想不通的事情。

那是一个星期天，王艾甫像往常一样来到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淘宝”，刚转悠没多久，就看见一个旧货贩子正从麻袋中倾倒旧书与纸片，堆了很大一堆，叫价不论厚薄3元一本。王艾甫随手拿起一本破旧发黄的册子，封面上写着“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他的心不由得一阵紧缩，深知这册子的分量有多重。看到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册在旧书摊上被随意地翻来翻去，甚至和其他旧书一样被人踢来踢去，王艾甫心中隐隐作痛。这些烈士的名册不该在这里被埋没，更不该像废品一样被处理。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把旧书摊翻了个遍，一共找到了4本阵亡将士登记册和一叠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

当他向摊主问价时，精明的摊主早从王艾甫专注的神情里看到了商机，以不容商量的口气答道：“一共3000元，一分也不能少!”当时王艾甫一个月的工资才300多元，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急忙找朋友借钱，买下了这些“藏品”。旧货市场上很快传开了王艾甫用3000元买几本“死人名单”，简直发疯了!无论是朋友还是商贩们都对此事感到无法理解。

王艾甫回到家中仔细翻阅这些特殊的收藏品。4本登记册记载了866名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的基本情况。而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有84份。这些烈士大多年龄在20岁上下，有的还有“作战勇敢”的评语。

王艾甫感到十分震惊，十分疑惑：这84份阵亡将士通知书是真的吗?为什么当时没有发出?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王艾甫找到有关专家和当年的老战士。

山西省军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高荣贵仔细对照有关史料后确认，登记册上记录的确实是当年解放太原战役时一些阵亡将士名单。曾参加过太原战役的原十四军副军长王立岗说：这本册子上的名单与当时十九兵团和二十兵团的情况是一致的，印章也对。一位参加过太原战役的老战士还协助到有关部门求证，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确实是太原战役后下发的阵亡通知书。

1948年7月至1949年4月历时9个月的太原战役中，共有18000多名将士为战役的胜利而英勇牺牲。面对历史和现实，王艾甫陷入了沉思。还有这么多烈士的亲属对前方亲人的去 向杳无音信。“84份烈士阵亡通知书没有发出，其背后就是84个家庭。没有人知道这些阵亡通知书为什么没有寄出，但我可以想象这些烈士们的亲人多年来那种备受煎熬的生活。”

王艾甫的家乡山西左权县是革命老区，老百姓有参军支前的光荣传统，一家人如果有两个儿子就会送一个上战场，在当地这既是规则也是荣耀。王艾甫一家5兄弟，有4个参了军。王艾甫18岁入伍，1966年第一次上战场，他所在的高炮部队开赴越南参加抗美援越作战。当时王艾甫作为先遣部队成员在前面开路，大部队的车辆列队跟进。在大下坡的时候刹车失灵了，战士张广元跳下车去抢救物资，不幸牺牲。

张广元是王艾甫的同乡。当张广元牺牲的消息传到前线，王艾甫始终不敢相信，直到参加了战友的葬礼。王艾甫在越南、老挝战斗了3年，这期间，部队战士们在张广元精神的鼓舞下愈战愈勇。仅头一年，王艾甫所在部队就击落了100多架美国飞机，而部队中有60多人伤亡(这个数字后来始终没有正式公布)。残酷战争的洗礼，使王艾甫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更加珍惜战火中难忘的战友情。

如今，一项新的艰巨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王艾甫又多了一份心病。他把这些泛黄破损的登记册和通知书分门别类地包好，放在一个随身的挎包里。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闭眼想着这些名单中的先烈。是迎难而上，担起责任，还是莫管闲事，保持沉默?他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前者，他要送烈士们回家。

让烈士忠魂荣归故里

真善美是很高的境界，但也是平凡的真理，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见到。王艾甫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入市场而不染陋习，待人不势利，接物不敷衍，保持着对真善美的憧憬。他一贯低调，不喜张扬做作。

为了寻找烈士家属，王艾甫按照84份阵亡通知书上的地址给每位烈士亲属写信。令他意想不到的是，10年过去了，他始终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于是他又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联系。出乎意料的是，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听到他说明的情况后，态度好的还搪塞一下，有的竟直接挂机。

“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我断断续续查了好几年，一点进展也没有，而且有些政府部门也并不配合。当时没想到媒体，要不然就不会耽误这么久了。”王艾甫回想当年的情景，既无奈又内疚。2005年7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王艾甫在太原举办了“日本侵晋罪行实录图片展”。在媒体采访中，他介绍了自己收藏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希望社会各界能协助寻找烈士的亲属。

《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对王艾甫收集的11位湖北籍烈士情况进行了采访，发表了一篇《寻找湖北11位烈士的亲属》。湖北相关县市政府和群众纷纷加入寻找行列，云梦县公安局百余干警驱车跑遍了全县乡村，华中科技大学172名学生利用寒假分成6组进行查找。同学们累计行程上万里，找到了5位烈士的亲人。听到消息后，王艾甫卖掉收藏的钱币，凑了1万元路费，带着“通知书”赶赴湖北对烈士的家人进行核实。在各地媒体的协助下，内蒙古、河北、贵州等地也都传来了烈士亲人的回音。一位又一位烈士的亲人被确认了。

在内蒙古察哈尔右翼中旗桂井村，王艾甫找到了烈士孙耀72岁的女儿孙秀峰。孙耀自1937年参军后就没有下落。孙秀峰和母亲、女儿一家三代曾跑了十几处地方寻找都毫无音信。母亲临去世时还抱怨说：“你爹是不是当了陈世美，不要咱娘儿俩了，到城里享福了。”当孙秀峰从王艾甫手中接过阵亡通知书时，痛哭不止，反复说着两个字：“谢谢……”

王艾甫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电话，一次又一次与烈士的亲属进行着感人至深的交流。他一方面查找烈士亲人的线索，一方面又应亲人的要求查找烈士的墓地。王艾甫四处了解情况，一处一处的烈士陵园查找，终于使部分烈士墓地得到落实，又为烈士亲人送去了一份精神安慰。

这个过程中，王艾甫直面了解放后全国对待烈士名誉恢复的问题。他发现，不但烈士的家属难以找到，就算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地民政部门也很难把其作为烈士看待。

王艾甫为阵亡烈士寻亲的过程中遭遇到种种困惑与冷漠。他曾向媒体记者倾诉：为了帮助一个找到亲人的内蒙古籍烈士落实荣誉，曾4个月中三次前往内蒙古，但一次次失望而归，一份已经迟到了58年的烈士荣誉，至今仍无法落实。“寻亲十年中，最大的困惑是民政部门有些人不作为，不认真对待。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是麻烦，是负担，觉得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重新翻出来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这些人否定的不是个人，否定的是烈士，漠视的是历史!”“不能让牺牲者因活人的失职再牺牲一次。”

2006年4月2日，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迎来了由6位湖北籍烈士的亲属、华中科技大学学生代表以及当地媒体共27人组成的湖北烈士寻亲团。太原市党政军领导、干部、学生、部队官兵2000余人共同参加了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祭奠仪式。太原市委书记申雄辰宣读了祭文，并对王艾甫收藏烈士阵亡通知书，发起寻找烈士亲人，以及湖北媒体、高校学生自发参与寻亲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他指出，寻亲活动让我们敬佩，让我们感动，这是尊重历史、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寻找烈士亲人不仅仅是在湖北，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让英雄魂归故里。

2006年8月21日，王艾甫作为山西省“公民道德建设十大系列先进典型人物”，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颁奖会的事迹简介中说：“10年前，王艾甫偶然发现了一批解放太原战役中阵亡将士登记册，其中84份烈士阵亡通知书不知为何没有发出。其籍贯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北、湖南、山西等省，最远的是香港，另外还有29人籍贯不详。为了寻找烈士家属、告慰烈士在天之灵，老人散尽家财，自费寻找，足迹遍布湖北、河北、内蒙古等地。在媒体的帮助下，目前已找到24位烈士的亲人。”山西省副省长和省委宣传部部长为王艾甫等先进人物颁奖。

各级领导对王艾甫的寻亲行动给予热情支持，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亲自作了批示。山西省省长派省民政局领导看望王艾甫时，代他交给王艾甫2000元钱，表达自己的一份敬意。网络上对王艾甫寻亲义举赞扬的帖子多如雪片，许多网民称王艾甫为“感动中国又一人”。

静观藏海　侠骨柔肠

从文化价值及文化精神的层面来看，中国收藏文化的发展似乎经历了精英化――专业化一大众化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特别是以大众收藏为代表的文化形态，正通过既世俗又时尚的通道，演变成一种文化的潮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这一发展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近年来，喧闹的收藏品市场渐渐地挤掉炒作投机的泡沫后，又复归平静。收藏爱好者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逢周六、周日，在太原的收藏品市场上依然是逛地摊的收藏者川流不息，同以往怀着捡漏暴富投机的心理相比，现在的收藏者大多理智成熟起来，大多怀着一颗平常心，静下来玩收藏，享受收藏所带来的快乐。

对许多人来说，退休意味着自在清闲。对王艾甫而言，退休 是他全身投入收藏活动的新起点。1995年8月，王艾甫创办了山西省第一家经政府批准的太原市收藏品市场，并担任总经理。他还创办了一份《三晋收藏》报，1993～2007年担任主编。他现在是太原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太原收藏协会会长。

身兼收藏组织和收藏市场管理重任，王艾甫对收藏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自然有更深的体会。他在《收藏市场逐步走向成熟》文章中写道：

漫步收藏市场，浏览一下琳琅满目的收藏品，淘上一两件自己喜欢的藏品，一件小瓷器，几枚票证，一片发黄的旧纸片，看似不起眼的藏品，背后蕴涵着悠久的历史和沧桑。逛市场淘宝贝，满足了收藏欲，又促进了身心愉快。每当收藏到一件喜欢的藏品，那种喜悦之情无法形容，继而闭门静下心来，查资料，写心得，鉴赏收藏的古玩器物，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当与王艾甫谈起民间收藏组织如何进一步搞好活动时，他说：收藏是丰富文化生活，传播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尚活动，很多人还利用藏品及知识服务社会。“我们太原收藏协会多年来坚持举办收藏展览，还深入到学校、社区进行巡回展览，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凸现出收藏的价值、提升了收藏的品位。收藏活动应该是心灵世界净化的过程，更是精神和品德得到升华的过程。”

王艾甫说话轻声细语，是个性格内向、处事不急不躁的人。他衣着简朴，伙食简单，每月2000元的退休金早已舍不得再去购买心仪的收藏品。原本钟爱的收藏活动已无力进一步扩展，原本平静的退休生活不去享受却甘为他人四处奔波。多年来，他为烈士“寻亲”花去的路费和接待烈士亲属来太原祭奠的开销等已达数万元。2005年资金紧张时，王艾甫把一家三代仅有的70平方米房屋抵押给银行取得贷款7万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乐意这样做。他说：“我能从抗美援越的战场上活着回来，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不知幸福多少倍。为了烈士的英魂能够安息，花再多的钱都值。”

2006年王艾甫入选山西省公民道德建设十大系列先进典型人物，使他成了山西的名人。2007年电影《集结号》的上映，使王艾甫又面对着第二轮更大范围的媒体热播。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众多的电视台、报刊以更高的热情关注着王艾甫不同凡响的事迹。当中央台“艺术人生”专题节目结束前，主持人朱军与王艾甫一起宣读尚未找到亲属的阵亡将士的名字时，节目现场及无数的电视观众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令人震撼的一幕至今仍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王艾甫以平静的心态应对广泛的赞誉以及少数人的冷嘲热讽，仍在默默地继续寻找着其他的烈士亲属。截至目前，登记册上866名烈士亲属他已找到了40位，84份阵亡通知书中的烈士亲属他已找到了30位。不少人希望从他的行动中感悟出什么。

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只是人心很复杂。其实人心也很简单，只是利益分配很复杂。人，一简单就快乐，一复杂就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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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集结号》改编自作家杨金远的短篇小说《官司》。影片讲述的是1948年山东战场，连长“谷子地”奉命带领全连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团长告诉老谷，午夜时听到集结号就带全连突围，但直到天亮也没有听到号声，全连47人全部阵亡。老谷把烈士遗体都拖到窑里，封好。他历尽艰难去找部队，要“为弟兄们讨个说法”，但一直没有找到。虽然战友埋尸的煤窑后来变成了一座大煤山，可他始终抱着“明明是烈士，怎么就失踪了呢?”的念头，几年如一日地去挖煤山，为的是“让弟兄们出来透透气”。40多年后，老谷才在东北见到了已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团长的墓。团长的警卫员告诉老谷，当年团长确实没让吹号，给连长下阻击任务的时候就已决定用一个连的牺牲换取大部队的安全转移。战后，团长曾内疚地说，一个士兵要是背叛了他的军队和他的祖国，是要受到惩罚的。而情况恰恰相反，是军队欺骗了他的士兵。一个月后，老谷在山东病逝，按照他的遗愿，与全连的士兵们安葬在一起。“这是一个探讨牺牲、探讨牺牲价值的故事。”(冯小刚语)《集结号》以战争片的形式凸现人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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