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与金阁寺的理想

[摘要] 根据中国东方网2004年登载的“2004哆啦A梦中国缤纷行”新闻会的调查结果，中国内地读者最为喜爱的日本动漫形象的前三位分别是“哆啦A梦”、“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可以说《哆啦A梦》其深刻的内涵正是体现日本人在精神中寻求快乐的努力与成就。不仅日本人需要哆啦A梦，其实世界都需要，在残酷的压力面前，我们都需要一个形而上的精神寄托来拯救我们因面临现实困境而产生的厌世情愫。

[关键词] 日本 《哆啦A梦》 民族性格 英雄 悲观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24.002

根据中国东方网2004年登载的“2004哆啦A梦中国缤纷行”新闻会的调查结果，中国内地读者最熟悉、最为喜爱的日本动漫形象的前三位分别是“哆啦A梦”（喜爱程度98%）、“蜡笔小新”（97%）和“樱桃小丸子”（92%），远远高过“名侦探柯南”或“灌篮高手”。[1]许多日本动漫给人以审美愉悦，能够让人们在欣赏中产生快乐。但论其影响的长度与深度，却远远不及日常生活型的作品。细究其因，到底是日本生活的本身吸引了我们？还是日本文化魅力？抑或是这些作品中的某些共同元素诱惑着我们？本文试图从日本动画版《哆啦A梦》出发，剖析作品里所体现的日本教育观念和民族文化、性格特征，进而探讨《哆啦A梦》对日本及世界影响重大的内在原因。

一、《哆啦A梦》对日本教育的重塑

1.教育培养目标的反思：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

日本《朝日新闻》曾经对一些受贿官员的家庭背景做过调查，这样的人多半有一个不幸或孤独的童年，生活与世隔绝，无友、无社交。即便考入高等学府，谋得政府官员的职位，由于长期孤僻的成长经历，使得他们不但没有获得事业成功的幸福，反而激进偏激，急功近利，曾经的好孩子沦为代罪羔羊。

好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学习差的大雄算不算？在《大雄的结婚前夜》里，在结婚前夜，胖虎说要感谢大雄，因为大雄自己一直都很快乐，现在终于明白了静香为什么会喜欢大雄了。在《哆啦A梦》里，大雄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一个不会给人压力的，可以让人轻松的角色，理想是成为一个有同情心可以体谅别人的人。至少在《哆啦A梦》中出现过162个角色，但是没有一个角色讨厌大雄。正如他父亲对大雄的评价：“那个青年会祈愿人们幸福，也会为别人的不幸而难受。这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大雄身上的缺点，是只要是人都存在的弱点，只是程度不同。可以说，大雄是一代日本人的性格代表，但更多的日本人又是一代没有走出性格宿命的非大雄。由此观之，《哆啦A梦》告诉我们，人品与性格的塑造才是评判好孩子的标准，也应该是教育的培养目标。

2.教育观念的重塑：《哆啦A梦》是教育重塑的一剂良药。

不可否认，在不断强调《哆啦A梦》带给我们温暖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哆啦A梦》也能从抽屉里走到残忍的现实。首先必须肯定的是《哆啦A梦》在知识方面的包罗万象，但更重要的是，《哆啦A梦》是化解真实苦难与残酷的一剂良药。既可以让现代人正确认识现实的残酷，更重要的是让现代人从中体悟人生、从残酷中看到希望，这也许是藤子解构现实黑暗面的最好方法，也是我们观看《哆啦A梦》就会觉得轻松快乐的原因之一吧。例子举不胜数，本文仅从现今日本学校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校园软暴力方面进行分析。

当前，校园软暴力已经成为日本教育界一个相当普遍而头疼的问题。据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3月6日）报道，天皇的爱子公主在学校因受到同年级几名男生的“粗暴”对待，而腹痛不安精神紧张，从而产生了很强的不安全感，因此不敢再到学校上学。

日本不登校问题主要都是由于家庭贫困、学生自身身体状况、学习成绩差、受同学的欺负与歧视、对学校活动、学习失去兴趣等原因，渐渐排斥上学，甚至发展为学校恐怖症、抑郁症、精神分裂、恐慌障碍症等。2001年，日本文部省曾对中、小学不登校的学生做了调查。[2]日本中小学中，14485所小学中，存在不登校学生的占42.4%。19663所中学里，有57.6%的学生有不登校的学生。2001年，日本中小学不登校学生达到138722人。这些数据让人不得不担心日本学生身心健康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近几年，日本不登校的学生人数还在以迅猛的速度激增。如何有效解决“不登校”现象，已经成为日本当前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

对此，《哆啦A梦》给出自己的回答。以大雄为中心的生活环境，表面看来并不那么理想，父母租房子生活，妈妈常常因为房租涨价要克扣大雄的零用钱。资质平庸甚至有些愚笨，接受的多半是老师的批评和同学的欺负。换句话说，大雄足够有理由自卑、一蹶不振、甚至抑郁自闭。但是《哆啦A梦》之所以让人看来轻松，就是他赋予了这样一个主人公别样人生，从而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自身及周围的环境，帮助所有的“大雄们”重塑了一个看似举步维艰却豁然开朗的环境。家境虽然不富有，却充溢着温暖祥和的气氛；老师虽然严厉，但却能说出安慰的话语；总被同学欺负，却也能成为朋友；心中虽然懒惰，但也有爱的理想；资质愚钝，努力后也可以得满分。大雄在10年间离家出走过6次，但每次出走后，他都能更加独立进步。同时，《哆啦A梦》给予所有的“大雄们”一个拯救自己的英雄——哆啦A梦，给予现实生活中疲惫不堪的人们一个完美的精神期待，愿意相信世界上真的有哆啦A梦。我们喜欢哆啦A梦是因为我们都有梦想，大雄世事无成，处处碰壁，为什么孩子们没有嫌弃或抛弃他，也许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大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谁没有缺点呢，健康的人格更为重要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哆啦A梦》真是一剂醒世良药。

二、《哆啦A梦》中日本的英雄主义与悲观主义

由于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经常受到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天生的危机意识以及悲观主义精神，但日本人的悲观中却有着乐观元素，那便是在这注定的悲剧中，努力的活在当下，像樱花一样灿烂绽放。如同火烧金阁寺的小和尚林养贤，因为天生口吃，无法得到尊重和爱情，产生了强烈自卑的悲观情绪，某日偶然间目睹黄昏时分金阁寺的炫目，迷醉于此，继而把金阁寺作为自己理想的爱情寄托；为了能够永久保有那份夺目的美丽，口吃的小和尚在1950年的一个夜晚用一把大火见证了自己的爱情。

1.英雄主义的救济——哆啦A梦形象的意义所在。

日本人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性、文化性的熏染而产生的悲观，导引他们更加渴求超能力和智慧之神来维护所创造的世界。在动画片的世界里，日本人无限地扩大了这种欲望，把当下无法实现的目标指向未来的世界，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但是，机器人类型多为超现实的，科幻类居多，相比于家庭生活类却是更为贴近生活，更为日本化的动画类型。在该书中并没有对《哆啦A梦》做严格地界定，也许正是因为《哆啦A梦》具有多重的类型特征，机器人和家庭生活综合类型，使得它更能够彻底真实地反映日本人的一种理想，让机器人加入到真正的生活里，成为普通的家庭一员。似乎这样亲民的角色，相比于机器人类型的动画片更容易让人接受，并让人们不会怀疑拥有不可思议的奇妙能力的哆啦A梦只是一个幻想。让机器人以猫的形象走入普通的家庭，为有点愚笨的大雄增添一份生活的色彩，那份情趣，让所有喜欢哆啦A梦的人都不会质疑它的真实性。这种让英雄走入生活，不能不说是日本人的高明之处。

哆啦A梦制作工作室社长伊藤先生在2004日本缤纷行的新闻会上说：“我们会坚持让大雄‘傻’下去！”。因为大雄的傻，让我们看到了自己，会情不自禁的喜欢。每一个内心悲观的人，大多会幻想自己成为英雄，或是期待身边有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英雄，更多的人靠着这种期待和心理暗示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而哆啦A梦便是日本人心中的可以拯救自己的英雄。

2.悲观主义的消解——《哆啦A梦》最终回传言的本质。

众所周知，《哆啦A梦》没有最后的结局。从1990年代末开始，人们就围绕着《哆啦A梦》的最终回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最为有名的便是网络上一个哆啦A梦的粉丝创作的“大雄是植物人的说法”。

在1986年秋天的时候，许多孩子中流传着一个这样的传说：哆啦A梦其实是大雄遇到交通事故以后变成植物人后的梦。为此藤本弘还出来专门解释道：“我们不会这么突然地为哆啦A梦安排一个这样的不幸的结局”[3]。虽然如此，但此传言并没有因此结束，并被追加了几个版本。如果说这些只是谣传，不是作者的本意，但这个谣传能够在日本盛行，足以说明日本人更倾向于悲剧结局。而哆啦A梦正是为了给这些人带来片刻美好与希望的角色，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虽不能夸张到救世，却可以为疲惫的人们编制一个美丽的梦想，这是不是可以说是悲观的乐观主义。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的樱花精神，着实地渗透在《多啦A梦》的作品中。使得这部作品不仅是儿童的，也是我们的、世界的。

追溯这样悲剧性结局的源头，恐怕应该是最初和哆啦A梦和大雄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一代曾经的孩子们长大后的思考吧。长大后的他们，经过哆啦A梦式的欢声笑语的童年，面对现实开始思考，大雄不可能永远是小学4年级，终归会长大，哆啦A梦最后到底会怎样呢？ 也许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把自己最本质的想法结合在作品里，成就了至今仍广泛流传的最终回。

结语：幸福——人类永恒的难题

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曾在《杂种文化》中明确指出日本文化的混杂性，取之各国的文化形成本国的文化。虽然日本文化有无法改变的混杂性，但日本文化中又有强大的排斥性与吸收性相互作用。日本人排斥与本民族融合不了的文化，而选择适合本土的文化加以吸收。众所周知，日本吸收了中国自盛唐以来的大量文化，但是盛唐的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因为不适合日本而被排斥在外。长期以来的选择、判断、吸收中，必然产生取舍、纠结的情绪，使得日本民族形成了充满理想、满怀斗志、小心翼翼、心思缜密又充满悖论的思维与习惯。这便是鲁恩·本尼迪克特所谓的“与刀”的性格。

日本人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清楚看清自我。因而日本人从幼稚园的教育开始，就秉承着幸福感大于学习成绩的原则让孩子自由发展，培养独特的技能。《哆啦A梦》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对人性的尊重，看到了日本的教育方法。可以说《哆啦A梦》告诉我们，幸福其实很容易，只要我们相信，哆啦A梦就一定会有。

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到希腊人需要用艺术来美化生活的必要时，解释道：“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他前面安排奥林匹克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这个民族如此敏感，其欲望如此热烈，如此特别容易痛苦，如果人生不是被一种更高的光辉所普照，在他们的众神身上显示给他们，他们能有什么旁的办法忍受这人生呢？”。[ ]日本人和希腊人同样细腻敏感、脆弱又热情坚毅，充满悖论的民族性格在面对现实的压力、生存的痛苦时势必要同希腊人一样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形而上学中。我们不能夸大说《哆啦A梦》就是日本人的“日神”，但我们可以说《哆啦A梦》这样的作品其深刻的内涵正是体现日本人在精神中寻求快乐的努力与成就。而我更想说的，不仅日本人需要哆啦A梦，中国人难道不需要吗？其实世界都需要，在残酷的压力面前，我们都需要一个形而上的精神寄托来拯救我们因面临现实困境而产生的厌世情愫。

注释

[1]

[2] http：//www.mext.go.jp/a_menu/shotou/futoukou/03070701/002.pdf

[3] “ドラえもんはそのような突然で不幸な終わり方にはしない” 《ドラえもん仰天「終わりのうわさ一人歩き》《読売新聞》1986年11月13日夕刊15面。

参考文献

1.祝普文，《世界动画史1879～2002》[M].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

2.李彦、曹小卉，《日本动画类型分析》[M].海洋出版社，2009.

3.[日]藤子不二雄監修，《ドラえもんひみつ大事典》[M].小学館，1988.

4.[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M].译林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孙旸（1979— ），女，黑龙江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