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益]沿蝶道走往自然深微处

2000年，当时只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的吴明益，机缘巧合下出版了散文集《迷蝶志》，随即获得台北文学奖创作奖。十年过去，《迷蝶志》在绝版多年后重新出版。而当年那个因迷恋蝴蝶而默默写了一批“蝴蝶的散文”的大男生，已“演化”成一位用双脚踏查台湾土地，在自然写作领域越走越深，并常常站到环境议题第一线的自然写作者。

2000年，被吴明益称为“包箨矢竹开花的那年”，那年，他就住在阳明山上，看着满山的竹子开了花，然后一批一批死去，看着生与死同时进行。他曾表示，出版《迷蝶志》前原已打算放弃写作。在那以后，书写存活了下来，而另一些物事死去。

我问他，那一年在他的人生中很重要吧？“不重要，那只是一个象征。”这仅仅是指小说里的设定吗？还是他的人生？甚至整个自然？

迷蝶，投入一场没有回应的爱恋

退伍后有一段时间，吴明益到一个昆虫展打工，在温室太阳灯下给小朋友解说蝴蝶知识，老板说，这可以传播保育观念。每天开展前，他们的第一件工作，却是捡拾满地负荷不了长时间展示而奄奄一息的蝶尸。

那次经验后，吴明益对蝴蝶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开始看图鉴，了解蝴蝶的生态，并且跑到野外去追踪蝴蝶的飞行轨迹。

到野外去，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用眼睛、望远镜、相机表达他对蝴蝶的迷恋，一方面也在不停地自我对话。观察的终结，是书写。蝴蝶无语，而翩翩蝶影化作笔端文字后，却沾染了迷恋者那份温柔的倾诉，宛如揣想恋人每一个动作的心情。

“很多读者说《迷蝶志》反映了所有人刚开始接触自然时的心情。如果你喜欢上某一个物种的话，就会一有时间就跑去，有一种很紧密的情感关系。”

影像是人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因素，透过摄影，与自然接触的记忆更形完整了，但吴明益更强调手绘的意义，在他的自然书写散文集中，在抒情与诘问的文字之间，穿插着动植物的手绘图。“即使你拍了一张很漂亮的蝴蝶照，还是不知道蝴蝶的翅脉有几根；可是画图，你一定会注意她的翅脉、鳞片和身体结构等真正细节的东西。其次就是时间的差别，拍照是上百分之一秒，可是画图可能要画两三天。重点不是画得好不好，而是感觉和想法有没有放到画里面。”

在新版《迷蝶志》里，吴明益为读者新画了一册书中蝴蝶的展翅图――蝴蝶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呈现出的完全展翅的状态，并且在编排时特意放到标本图框里。“这样才有一个隐喻性，不用捕蝶、杀蝶，就可以得到跟标本一样的影像。”

这是因迷恋蝴蝶而走上自然观察之路的吴明益，在与自然对话中困惑于自身定位，苦苦追索出的答案。“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跟物种有关。人把动物分为人的伙伴动物/观赏动物/经济动物……人们看到一只狗被虐待跟看到一只螳螂被虐待，心情是不一样的。分类是研究者后设的，从而解释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更深层的其实是人跟动物背后的环境的关系。现在对我而言，蝴蝶就是一个物种，我关心的是她背后的生态系统。你可能不直接杀一只蝴蝶，可是你毁掉一片森林，等同杀掉一群蝴蝶。当你维护了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生态系统，她就没有生存问题了。”

蝶道，非线性的未知写作路向

在第二本散文集《蝶道》(2003)出版后，吴明益最常被问的是：下一本书还是写蝴蝶吗？他总是回答，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再了解蝴蝶，才能写出不一样的文章。虽然同是写蝴蝶，但《蝶道》展现了迥异于《迷蝶志》的书写面向。《迷蝶志》更多的是吴明益与蝴蝶之间的互动，细细描摹眼中“恋人”的点滴，倾吐自己在自然中的困惑与思索；而《蝶道》则延展出了蝴蝶与人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纵深、自然伦理的辩证凸显了这个物种被人类看待的森罗背景。

“《迷蝶志》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有所谓的‘自然写作’，那些都是按自己想法来写，是很传统的散文。后来我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自然作家的作品，像Aldo Leopold、Annie Dillard等等。到《蝶道》时我觉得不能再写一样的东西了。我是刻意那样写的，从一个点开始，投射到她的背景、历史纵深。一个物种，不只是一个物种而已，她是被人类看待的，她的背后有文化，有历史，有神话，有音乐，有文学……我就顺道把这些带出来。”

《蝶道》分为“六识”与“行书”两大卷，文章走向飘忽，大开大合，带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叹之感：讲述听觉时，从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派》写至自然界的声音、人与蝴蝶对声音敏感的差别，又从高尔的《濒危的地球》联想到大学时期着迷的摇滚乐团Guns N' Roses……

这样的书写，想必要做大量功课。吴明益说：“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些是事后补足，但平常也要阅读、看画、听音乐，所以有些画面是长在脑子里的，隐然串联了起来。写的时候其实不晓得会写到哪个地方去。我觉得这种状态很接近蝴蝶的飞行，那是非线性的，没有固定路向。它的缺点就是，没办法发表。《蝶道》之后我就再也不发表了。”

《蝶道》之后，吴明益暂时离开了“蝶道”，但“蝶道”式的非线性路向却是越走越远了。四年后，他交出了散文集《家离水边那么近》，全书分为“家离溪边那么近”、“家离海边那么近”、“家离湖边那么近”三篇，看起来是可以拆解成许多短文的三篇长文，但也可以说，整本书就只有一篇文章。同期出版的小说《睡眠的航线》，糅合梦境与真实、历史与记忆、自然与人生，科学和文学的结合在虚构文类中呈现出另一种迷人的样貌。

走过，才可看见真实细微处

《家离水边那么近》是吴明益徒步走过花莲溪流、海岸和长期观察任教的东华大学校园内湖泊生态变迁的思考与想象之作。

在某个学期结束的晚上，吴明益跟学生说：“我明天要回台北，走路回去，有没有人要跟？”当夜他就准备好行李，在凌晨一点多出发，花了四、五天独自徒步走过一百多公里的苏花公路，晚上就带着睡袋睡路边。这在我看来还挺疯狂的想法，他却表现得很坦然：接触自然之后，就会觉得无所谓。

只有真正走过，才会知道一些细微的地方。“走河一定会经过桥墩，就会看到桥墩都已经了，这是开车在上面看不到的。而在一些山区，你会感受到，如果没有堤防的话，这个村庄的形势一定会改变。大家不会住在一些会淹水的地方，但因为有了堤防就以为不会淹水，所以房子盖得密度很高。东部做了很多拦砂坝，但都没有清理，有几条河的河床比河岸还要高，一旦豪雨来就改道了。这些根本不用什么科学知识，真的去看，将心比心就会知道。”吴明益说，“净土花莲”这个口号式的标语，发明它的人一定没有真正走进过花莲的心脏、肺脏、血管里。一位长期关注莫拉克风灾灾后情况的记者曾撰文指出，风灾所暴露的东部河川问题，在《家离水边那么近》中早有印证。

在环境议题中站到第一线，是自然写作者的宿命。对于关心的环境议题，吴明益的态度是，若未亲身到现场，阅读过一定程度的文献，听过一定程度的意见，决不轻易发言。就因为曾多次一步一步走过苏花公路，感受过山川的美与残酷，所以他要反对苏花高；因为现在每个礼拜去走过台湾西部一个一个湿地，所以他要为西海岸仅存的一处天然海岸反对国光石化案。“现在网络上的连结很快速，自然写作者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怎样在事件出现的时候，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议题的严重性跟重要性。在第一时间你要出来。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其实是满可耻的。因为你靠这个东西写作、赚钱，但当它遭受一些危害的时候，你默默不语。其次，你的读者会对你有所期待，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而如果都没有到现场去，你怎么跟你的读者、相信你的人传递这些讯息呢？只在网上google？我觉得这也满可耻的。这是自然写作者的宿命，一定会越走越深。”

自然写作领域中，很强调科学知识的推广。吴明益在参与环境议题的活动中发现，只有科学才能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后会给人们的健康和空气污染带来多大的危害。文学表现自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吴明益常常这样自问。“我后来发现，当我们把同样的数据、同样的资料写成比较软调的作品之后，在网络上的回响就很大，网友会一直转寄。而科学性的数据大家怎么样都记不住。文学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和意义就是，它真的会转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你可以激起多少的共鸣，决定了你在事件当中有多少的影响力。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想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成比较接近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当你背后有一群人的时候，你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主事者不能忽略某种情势的力量。”

如果有自然神，它将听谁的祈祷？

相比因人为作用而改变的河川、海岸，隐藏于东华大学校园内的隐湖(或称“华湖”)则是吴明益观察一个生态圈自然演变的珍贵对象。隐湖原是校园规划中两个人工湖之一，但挖掘出池塘之后因缺乏经费再开发，随即被遗忘，慢慢地长出了一些当地的植物，有不同的动物进来。“湖里和湖边的每一种生物都在为生存而搏斗，每天都有一些生命死去，一些生命出生。”

自然可映照人生。吴明益把自己在自然中的经验试图以小说形式表现，于是有了《睡眠的航线》。小说以陷入time-free睡眠状态的男子和十三岁赴日制造战机的少年三郎为最主要的两条叙事线索，以梦境及关于梦的各种科学知识串连，带出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少年工的历史和“我”的家族记忆与现实困境，而战争中各方的心态、个人在战争面前的无奈和战争残酷与荒谬的本质，是吴明益着墨最多也最深刻的部分。小说里抽离旁观一切的“观世音”，“它并不能实现祈求，只能收藏祈求。这是因为凡人的愿望多半相互干扰、矛盾，隐含着伤害性。它几乎很难同时实现两个人、两个家族、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愿望，而不伤害其中一个。”

吴明益说：“它只能看，只能记录，却不能插手。那有点自然神的味道。我们既然造了一条路，就必须承担它受自然考验的后果。如果有一个自然神，它是不会同情的，它如果同情人的话，每天就要流泪流不完。人类随便就会把蚁巢淹没，随便就会灭绝一个池塘里的青蛙。难道蚂蚁和青蛙都不会祈祷的吗？”

美国自然作家Stephen R. Jones曾说：“当我们想要恢复生态系统到自然的状态时，我们要恢复到哪一时期的自然呢？”吴明益说，“环保”这个词是很“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以为我们有能力保护环境，而其实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思考对待环境的方式，在进行任何“改造”自然的行为之前，把其它生命考虑进去。

科学，比文学更具文学性

接触自然的经验影响着吴明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自然科学知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养分。“每个人看到自然物的感受是非常相似的，但科学钻研就无穷无尽。我个人觉得，反而是科学比较有文学性，它可以提供更多的想象力。生态学里面有一个词叫mimicry(拟态)，一种蝴蝶长得很像另外一种蝴蝶。我们都相信蝴蝶没有智商，她不可能看到另外一种蝴蝶，用念力把自己变得跟她一样。那是怎么发生的？演化学上有一套论述，完全可以把它写成一部科幻小说。”

在写《睡眠的航线》时，吴明益阅读了大量解释梦境的科学著作，把睡眠理论和虚构情节糅合在一起。他说：“我发现有些科学家到后来都有点文学了。有一位以色列的科学家说：‘记忆和遗忘，是我们梦境最常处理的两件事情。’这是一个很文学的句子，文学全部都在处理记忆和遗忘这两件事。他研究科学，却吐出一个很文学的句子，我觉得这很迷人。”

吴明益的创作态度是非常“自然”的。他认为，重复自己的语言，是违反自然史的。人与人的创造物都是自然物，他们理应会一起演化，并且永远对那个过去的自己提出谦虚而坚定的异议。他一直警惕自己，不能在每写一个新作品时都回想自己的旧作，所思考的应该是，如何藉由作品的力量把个人提升到另外一个高度。

他很赞同加拿大作家Margaret Atwood关于大写WRITER的说法。Atwood说，作家是一个挖墓人。每个人都会挖一个洞，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挖墓人。 “写一篇小说，要让读者感受到我写的人物的生老病死，传递给他们一些我想表达的东西。让读者读完一本书像真正死去一回一样，这才是一个大写的WRITER。”

竹子开花并不一定会全部死去，总有那么一两棵强韧地活了下来，它们会重新伸出竹笋，占领那些没有在死亡后迅速重生的竹子的土地。开花后没完全死尽的竹子才是成功的竹子。(《睡眠的航线》)

达尔文说，自然是毫无目的的育种者，生命并没有朝我们的光辉人性而来，它只是从物种衍生出新的物种，而从新的物种衍生出更新的物种而已。

在面对一个真切的自然演化的世界时，人理应变得谦卑，并且，慈悲。它就一直在那儿，并不因人的忽略而停止它的运转，实际上只是人忘了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

我在采访的最后忍不住跟吴明益说：“我觉得你身上总会多出来一点点东西，但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我一直试图想明白那到底是什么，却发现一种站立位置的困惑。终究，我只是透过他的文字，想象着应该亲身去看的世界。

那多出来的一点点，在他身上最后又变得很自然。自然，作为形容词，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