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洱海区域景观变迁调查

城镇化是必然的，但如何在这必然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人类对自然生态、地方文化的负面影响？我们依然需要更多地学习可持续景观管理的经验。

―郑寒

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郑寒近几年一直在做云南大理的研究。她指导学生完成了对大理环洱海区域的景观生态分析―《近二十年来环洱海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研究》，并记录了大理洱海边一个小村庄，因旅游发展而引起的聚落变化。

“当我们探讨如何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来保护各地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特色时，地域性景观应是一个最佳的切入角度。在这个尺度上，聚落、道路、耕地、沟渠与森林、湖泊、河流等是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域综合体（没有城乡聚落的对立），它必须维系多方面的功能：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为自然保护区建立更严格的缓冲带；在结构和土地利用实践上保护人类历史；维系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休闲与精神上的启迪作用；展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利用系统等。”郑寒说。

是好是坏？

大理环洱海区域，是个典型的高原环湖坝区，在近年来城市化加速及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迅速、受人类活动干扰明显。

郑寒在研究中发现，在整个洱海流域中，人类活动最集中的环洱海区域是变化最剧烈的部分。强烈的人类活动正在驱动着环洱海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剧变，进而影响着景观整体功能的发挥。景观的经济价值在得到提升的同时，其文化和生态价值却正在流失。

造成这一区域景观格局剧烈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究竟是什么？这些变化又对当地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有怎样的生态效应？郑寒认为，在城市化背景下，对一个地域进行长时间的景观生态研究，具有其极强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要选择环洱海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呢？郑寒告诉记者：大理是白族人民的世居地，以洱海为中心的环湖地区一直被认为是白族文明的起源地与中心地，也是滇西北片区人类活动最集中的区域，整个大理市有97%的人口分布在洱海盆地。从融汇了地理学与生态学，以及景观生态学视角来看，环洱海区域已是一个白族化了的地理空间，原住民与自然经历了几千年的相互适应，丰富的环境资源背景和当地厚重的文化内涵交织在一起，使得该区域已成为一个由不同的土地单元镶嵌组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域景观实体，兼具文化、经济和生态的多重价值。

然而，在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下，这一景观实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包括洱海周边湿地被吞噬，入湖河溪水流被截流，苍山、玉案山一再被开挖以建设新聚居地，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严重降低苍山洱海景观的美学价值，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及旅游业的高速发展，造成本土文化景观的被破坏等。

2012年11月，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对大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点名批评；2013年8月，洱海及西洱河蓝藻的集中爆发，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环洱海区域的人地关系正处于一个危险阶段。

郑寒告诉记者，环洱海区域长期受白族人民农耕文化影响，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景观系统。建国后的城镇、工业发展也主要集中在位于洱海下游的下关城区，与同样是在高原湖泊滇池边建城的昆明市相比，城市发展对苍山、洱海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相对小些。但近年来，在全大理州经济高度发展，城镇化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该区域已成为非常明显的城乡过渡区。

事实上，专家对这一地域的景观生态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在将当地土地利用覆盖类型划分为水域、林地、灌丛、草地、耕地、建筑及交通用地的基础上，专家们对这一区域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2014年，除包含洱海的水域类型变化不明显外，这一区域内其它类型土地的占比均产生了巨大变化；1990年，这一区域内的土地利用覆盖类型面积占比排序为耕地>林地>灌丛>草地>建筑及交通用地>裸地；到2014年则是建筑及交通用地>灌丛>耕地>林地>草地>裸地。耕地面积由1990年的占比23.72%下降到2014年的12.72% ，建筑与交通用地面积则由1990年的9.12%上升到2014年的23.57%。对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速率的分析则表明，2009年-2014年近五年间，耕地的变化最剧烈，变化速率超过前十九年的变化总和。另外，建筑与交通用地在这五年间的增长量也已几乎等同于过去十九年的总增长量。

更进一步的景观空间指数分析则表明：耕地斑块的密度及斑块平均面积在减小，耕地愈来愈破碎化；而建筑与交通用地，以及裸地斑块则更聚集；景观内各类型土地斑块的密度持续下降、斑块形状趋于规则几何形，景观的内聚力程度明显加大等。

这些枯燥的数据及分析说明，这一区域正从乡村景观演变成为明显的城乡过渡景观，景观内各类土地斑块间的频繁转化在不断加剧，导致这一区域的整体稳定性降低、脆弱程度上升。

“自此还说明，环洱海区域内的景观格局特征与周边环境的差异已越来越明显，正逐渐从整个洱海流域中凸显出来。”郑寒说，“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这一区域本身是属于苍山与洱海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交错带，如果不考虑区域内林地、灌木林地、草地这些自然景观的保护及其连通度的提升，而任由盲目扩张，即意味这一区域的城镇化将会越来越严重地阻隔两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交流，削弱山地对湖泊的涵养作用，进而加重洱海湖体的生态承载压力，不利于区域内人地关系的改善。”

是走是停？

人口数量的膨胀，使得建筑及交通用地斑块逐渐增多，农业人口成分的减少，意味着人口逐渐从乡村向城市迁移，在此驱动机制下耕地斑块不断变少，而建筑及交通用地作为城镇的主要组成部分则迅速增加。

“一般而言，一个景观的格局变化是受到多种因子的综合作用而引起的，包括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如人口数量、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数量比、产业产值、粮食产量、人均收入等）与自然驱动因子（如气候、土壤、生物、地形地貌等）。”郑寒和她的团队借助多元统计分析认为，环洱海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的背后，有三种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起作用，可分别命名为城市化驱动力（代表社会发展、科技文化水平上升、集约型经济）、传统农业化驱动力（代表粗旷型经济、科技水平下降、农业劳动力增加）和生态恢复驱动力（代表自然生态服务价值提升、人为干扰下降）。

“其中，城市化是环洱海景观格局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其贡献率达75%，这就直接导致建筑及交通用地斑块的面积变大，聚合程度增加，连通度上升，使景观整体更加紧实；同时城市化使得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旷型逐渐向集约型转变，以致景观中的耕地斑块虽在不断减少，但粮食产量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在郑寒看来，传统农业化驱动力是造成环洱海景观格局变化的第二大驱动力，它以一种逆向发展（即传统农业的退化）来推动着城市化的进程。

生态恢复驱动力是造成环洱海景观格局变化的第三大因素，它降低了人类活动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干扰程度。

“此外，多项社会指标显示，环洱海区域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上升，尤其是教育和城市人口收入的水平上升，使得人口逐渐向该因子条件较好的城市区域集中，农业人口下降，建筑及交通用地斑块逐渐增加且聚集，而耕地斑块在逐渐减少。”郑寒说。

不过，郑寒对这种以消耗基础生态服务价值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表示了忧虑。“这种模式极具危险性，一旦压力超过了基础生态服务能力的可承受范围，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逆的。”

按照郑寒的研究成果，环洱海区域景观由多种不同的土地斑块镶嵌组成，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代表一类生态系统，有不同的生态服务价值。

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郑寒和她的学生们发现：在1990、2000、2009、2014年四个时段内，环洱海区域景观的总体生态服务价值，分别为14.159亿元、13.411亿元、12.967 亿元和12.289亿元，环洱海区域景观的生态服务价值在持续下降，与1990年相比，2014年的景观整体生态服务价值已下降了1.871亿元，并且年均下降速率还在逐渐增快。

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一方面，作为自然生态组分的洱海湖体所提供的水源涵养，和废物处理生态服务价值是该区域景观功能的基础，且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娱乐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另一方面，日渐增加的人工组分（城乡建筑物与公路网）所提供的土壤形成，与侵蚀控制服务主导了景观功能的发展方向，这种变化机制，与以洱海水体为基础的景观生态服务功能是有矛盾的。尤其是结合考虑区域内耕地的减少，土壤形成与侵蚀控制服务价值，其实是以非透水性地面的增加为代价，来控制水土侵蚀而非促进土壤形成。

与此同时，城镇化过程所增加的垃圾，以及所消耗的水源，均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和废物处理功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郑寒坦陈，虽然大理市早已在相关部门和学界专家的努力下进行了城市规划，但观察当前的发展速度，区域内的变化程度已超出规划预期，因此，必须充分借鉴国内外成熟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案例，来适时调整区域发展规划。

“从理论上来说，调节环洱海区域人地关系，要做的不只是对周边自然景观（山体、湿地）的保护，更要处理好环湖区内部的景观格局现状。”郑寒由此建议，应从景观安全格局的角度出发，保护好处于关键位置的农田绿地与水体，并在坝区中建立良好的生态基础设施，以联通湖体和周边环山，加强二者的交流，缓解湖体的生态承载压力，使环洱海区域架构在一个周边环山与湖体组成复合的、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之上。“这样的话，既可以高速发展经济，又不影响景观中自然生态过程的进行。”郑寒说。

（本文采写过程中参考了西南林业大学王天山的硕士论文《近二十年来环洱海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研究》。图片对比图亦由该校郑寒副教授提供。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