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摘要]在清末地方自治政策下，以开展地方自治启蒙活动为目的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在广州成立。为响应此举，省内各，村的地方精英也纷纷加入该社，并在各自的家乡成立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是以乡村内各种慈善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即有力宗族为领导而实行计划的。

[关键词]清末地方自治　地方精英　广东　顺德　宗族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121－06

1907年11月，即清朝在各省开设谘议局的两年前，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以下简称研究社)在广州成立。该社是“法政团体”之一，其宗旨是开展地方自治宣传启蒙运动和推举社员进人谘议局；其社员先后当选广东谘议局议员者达39位(议席总数为94)，广东光复后又有6名当选省议会议员。贺跃夫对从研究社成立到广东光复这一时期进行动态考察后认为，研究社的“重要人物、领导人”是清末广东预备立策中的骨干。而邱捷认为，光复后成立的广东军政府实行“高压、暴力的”乡村统治，尤其清乡政策招致人民不满，因此不得不依靠“地方精英”维持乡村统治。

有关光绪末期“地方精英”的人际关系，田中比吕志曾对江苏谘议局成立前出现的“法政团体”及参加这些团体的“地方精英”进行研究，论述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参与谘议局的动机。田中从四个方面界定了“地方精英”的概念，即“接受过教育并通过科举获得一定身份”、“因曾在同一学校留学而结下‘学缘’”、“曾替代国家权力承担对社会的公共责任和义务”、“辛亥革命前已形成作为‘领导群体’的政治势力”。田中认为，“地方精英”之所以加入“法政团体”，是因为他们认为充分发挥“私德”即可维持地方公共利益，并希望通过地方自治来实现地方社会发展，故此参与规划地方自治；而地方社会也对他们寄予厚望。田中的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清廷吸收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不仅遵循了清廷的政策，同时对地方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田中还指出，在江苏谘议局议员选举中，得票较多的还有一些非“法政团体”的成员，并认为他们体现了“其个人所属一族在地方上拥有的威信、经济实力或者声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区别于“法政团体”成员(即“地方精英”)。对于这些“法政团体”成员和谘议局议员，田中没有从宗族或传统乡绅的角度进行考察。谘议局是以全省为对象的；各地为召开谘议局而成立的法政团体，其成员尽管受立宪和地方自治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但其自身仍带有非常强烈的地方利益色彩。不过，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研究就清末新政时期成立的这些法政团体成员的个人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等进行探讨。

经笔者确认，广东全省有389人加入了研究社。也就是说，还有300多位社员并未进入贺跃夫研究的视野。本文将这389位成员分为三类，即参与研究社的设立且任领导职务者；曾留学习本“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并任机关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记录》的撰稿及编辑者；其他普通社员。并选取广东省顺德县大良出身的社员为对象，通过考察其家庭情况和社会活动，来探讨300多位普通社员加入该社的契机及其相互关系。另外，上述第一类社员相当于贺跃夫所说的“重要人物、领导者”：对于他们，本文也将探讨其人际关系，并藉此考察其与第三类社员的关系。

一、广东自治研究社的领导群体

研究社成立后，梁庆桂任社长，副社长则有张树根、许秉璋、易学清、杨晟、卢乃潼等。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透过收回粤汉铁路运动予以探讨。

1900年7月13日，清廷准盛宣怀奏，以4000万美元将粤汉铁路修筑权转让给华美合兴公司(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随后，该公司铺筑了石围塘(今广州市荔湾区芳村)至佛山段(双线)、佛山至三水段(单线)共计约160公里的铁路。1904年，该公司未经清廷同意。无视不得转卖铁路股权的规定，试图将2／3的股份非正式地卖给比利时的辛迪加。两广总督张之洞和盛宣怀由此开展了收回筑路权的运动；而在该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据说是梁庆桂、吴道F、黎国廉等广东地方精英。翌年8月，清政府以675万美元外加相应利息成功收回筑路权，但又面临新的问题，即收回的筑路权应归官办还是商办。1906年1月，广东当局决定“粤汉铁路需款，为数甚巨，前经订立官款、公款”，三成费用以粮食、船舶等捐税及炮台建设经费充之；并将此传达给铁路总局，令其务必征得省内绅商赞同。同月12日。官员、绅商等在广州广济医院集会，官方出席的有王秉恩等十几人，绅商则有梁庆桂、黎国廉等六七十人。绅商们反对增税，主张铁路商办。《香港华字日报》对会议情形报道称，“讨论在官则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商则以强取于民，不如乐输于民，且以民不信官，不如听民，自办而官为保护为是。先是十六日(阳历1月10日)绅商已经会议加抽，各行多签不允字样，至是益坚持前议。不愿捐输。”

两广总督岑春煊对集议结果非常不满，于当日深夜下令逮捕绅商代表梁庆桂和黎国廉。黎在家中被捕，梁则逃往香港，躲过一劫。与此同时，地方精英们在广州府学明伦堂讨论对策，16日(阴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在晏公街的广东总商会开会，要求当局释放黎国廉。与此同时，在京的粤籍官员也为释放黎国廉而四处奔走。胡彤恩(时任军机章京)16日接到许应睽发自广州的电报，当天即与陈香轮和张汉三面商；次日，陈、张前往唐绍仪(时任邮传部左侍郎)宅造访，请其代奏释放黎国廉。此外，曾任两广总督的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曾为此致电广东当局。1月20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广东绅商在广济医院集会，决定由广东各商董承购股票2000万元，以充粤汉铁路铺设费用，并将此方针呈告广东当局，同时请求释放黎国廉。宣统二年一月五日，岑春煊最终同意释放黎国廉，并接受了铁路铺设费用筹措方案。

上述收回粤汉铁路运动的中心人物梁庆桂、黎国廉、吴道F以及为释放黎国廉而四处活动的唐绍仪(名誉社长)、许应联(副社长，概因年纪关系，其长子许秉璋任副社长)和胡彤恩(名誉社长)等，正是本文所研究的研究社领导群体。

二、研究社普通社员――以广东省顺德县大良龙氏为中心

1884年(光绪十年)，顺德县始设“区”级行政单位，该建制源于为维持受中法战争影响的县内治安而设置的10组团防。中法战后，团防虽被撤，但10区制得以保留。清末新政时的地方自治政策也将10区制作为行政区划之一。第1区的中心地是大良，即顺德县城。

本文所论之顺德龙氏，清末巳居顺德县大良，但据传其始祖于宋代由江西隆兴府迁至广东东莞县，后来，其六世祖又从东莞迁到顺德县大良；到了清代，第十三世宣和成为碧鉴房第一位举人，第二十一世应时则成为碧鉴房第一位进士。与此同时，其拥有的沙田逐渐增多，顺德龙氏从此繁荣起来。

1854年7月，天地会的陈吉占领顺德县。次年2月，陈将54000多石谷物用船运离大良城。清军于4月夺回县城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广东巡抚柏贵以此为鉴，要求第二十三世元僖开办顺德团练总 局(以下简称总局)。元僖应之，创办总局。并任督办一职，直至1871年该局被撒。总局虽以管理全县团练为目的，但同时也代行部分县级行政职能，对官方权力起着补充作用。比如，向顺德出身的京官支付“炭金”，向中举者发放“花红金”和“书金”，承担各书院和学堂的经费，调查地方公务(防台经费、义仓设置和河川管理)，处理捐输以及讼案等。第二十三世元僖之后，顺德龙氏的慈善活动在整个光绪期间未曾中断。1887年，赞宸与罗榘在大良城南路的湛公祠共同创办同志善社。1890年，光与肇墀到各处号召捐输，募得善款白银1300多两，在城南莘村坊金榜山麓创办来苏院，以专用对外乡人提供治疗服务。1895年，光与顺德籍香港商人吴干卿、刘荫泉及顾耀棠等人共同创办怀远义庄。当时，顺德人亡于海外，遗骨由顺德籍香港商人安置在香港东华医院，遗属甚至难以为亡者举行葬礼。于是，在香港募得的款项被交给了光与顺德籍香港商人，并由光等在内地建立义庄：从海外运来的棺材由香港顺德总商会转运至顺德，安置在义庄里；如逝者没有亲属，则在小塘义冢代葬并立碑。海外顺德人的遗体因此皆得回归故土。1900年，葆P(第二十四世)、罗榘及肇墀等人共同出资，在大良城南门外笔街开设了保婴堂。1903年，为应对城内盗贼，顺德团练总局重新开办。肇墀被选为会办。1906年，城内风山书院被改作顺德高等小学堂，首任校长为景恺。1907年11月，研究社成立，顺德龙氏入社者有10人，即恩铭、抟、光、肇墀、祝龄、赞宸、景恺、同新、凤镳和应奎。顺德籍社员共75人，其中龙氏最多。

研究社成立后，包括龙氏在内的顺德县地方精英的活动出现了变化。也就是说。较之以往补充县政，还带上了强烈的“自治”意识。研究社甫经成立，顺德县地方精英即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大良青云文社集议，成立了顺德铁路会。宣统元年三月初八日顺城自治研究社成立。成立仪式的主席是景恺，抟为主持(原文为宣布)；出席者约500人，顺德当局方面有知县厉式金，研究社方面有梁庆桂(社长)、李云鹏(研究社肇庆代表)、罗乃馨、刘曜垣列席并作了演讲。五月初一日，顺城自治研究社召开人事会议，邓华熙当选社长，景恺等9人被选为副社长。在广东谘议局于宣统元年九月初一日成立之先，各地举行了谘议局议员选举，顺德县选出了恩铭等4人。1912年，恩铭还被选为省议会议员。

如上所述，第二十一世应时进士及第并不断获取沙田，是龙氏在顺德建立地位的基础：而第二十三世元僖开办顺德团练总局、在县内进行慈善活动、对县行政提供补充和帮助等，则使龙氏成为顺德县领袖。

三、顺德龙氏与其他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

首先，关于龙氏与顺德县其他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可通过考察上述顺德铁路会、顺城自治研究社成员的身份来分析。

龙景恺，出生于顺德大良，研究社社员、铁路会临时主席、顺城自治研究社副社长。邓华熙，出生于顺德龙山，研究社名誉社员、铁路会会员、顺城自治研究社社长。黄葆熙，出生于顺德甘竹，研究社社员、铁路会会员、顺城自治研究社副社长、谘议局议员。黎国廉。出生于顺德昌教，研究社社员、铁路会会员、研究社创设人之一。龙赞宸，出生于顺德大良，研究社社员、铁路会会员。黄祖诒，出生于顺德甘竹，研究社社员、顺城自治研究社副社长。周朝槐，出生于顺德大洲，研究社社员、顺城自治研究社副社长。卢乃潼，出生于顺德大晚，研究社副社长、总编辑员、顺城自治研究社副社长。可见，这些人既是研究社社员，同时也是顺德铁路会或顺城自治研究社成员，可以设想他们之间应存在某种人际关系。其中的黎国廉，正如前文所述，是研究社创始人之一，曾于1908年11月16日在故乡顺德县昌教乡(第8区)成立锦鲤沙各乡自治研究所，自任会长。翌年7月1日，该研究所作为顺德第8区自治研究社正式开始活动，并且集体加入了研究社。在该研究所开幕仪式上，研究社和顺德自治研究社都有代表出席，由此亦可看出顺德县各地“法政团体”与研究社之间互有联系。

其次，可从龙氏的姻亲关系来考察其与省内其他各县研究社成员的关系。

元僖育有四男一女，长女嫁番禺县梁肇煌。梁是广东十三行中以贸易量最大而称雄的天宝行梁经国之孙。嘉庆十三年，梁经国获朝廷批准创立天宝行；其后嗣接受科举应试教育，梁肇煌及其父梁同新皆进士及第。尤其是梁肇煌，曾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咸丰三年)、起居注官、国史馆撰修(同治二年)、侍读学士(同治六年)等；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五年，在为母亲凌氏服丧归乡期间，他还担任了广州越华书院的讲师，培养了一批人才。

梁肇煌的次子即前文提到的梁庆桂，是肇煌子女中最有出息者。光绪二年，梁庆桂考中进士，被任为内阁中书和侍读。光绪十二年，庆桂因父逝回乡，其间与时在广州的梁鼎芬和康有为往来，参与了光绪二十一年的公车上书，之后又参加了强学会和保国会。光绪二十六年，西太后逃亡西安，庆桂与黎国廉、陈昭常、谭学衡和马庆荣等广东进士向西太后捐献了文物。光绪二十七年归乡后。庆桂为粤汉铁路竭尽全力，光绪三十三年就任研究社社长。可见，梁庆桂是广东社会的核心人物，也是连接广东与北京的桥梁。

梁庆桂之妻乃张凤华长女浣钗，而张凤华作为一名“绅商”，也是广东地方精英之一员。他继承了父亲张殿铨(字衡中，号鉴湖)创办的广东十三行之一隆记茶行，自光绪八年起，在经商的同时，利用其财力在番禺县内各处建设“围”(如河南龙导尾乡同德围、凤凰冈麓务本围等)。另外，张凤华的第十子锡麟和第十一子识麟也是研究设社员。值得关注的是张氏与顺德龙氏之间的关系：张风华幺女浣翠嫁龙庆芬，姐姐琼枝和琼荔则分别嫁给了景和赞新。顺德龙氏与番禺梁氏、张氏分别联娴，而且这三个宗族都有不少研究社社员。这一事实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研究社是通过宗族关系建立起来的。

从慈善活动及补充县行政职能的各种活动及其业绩来看，顺德龙氏在清末大良无疑处于核心地位。而且，通过参加顺德铁路会、顺城自治研究社以及顺德县内各地的自治团体，顺德龙氏与县内各地都保持着联系，同时还通过参加省城广州的研究社参与地方自治。这些活动的基础之一是宗族结合，或者说是以姻亲关系为代表的宗族之间的结合。

四、结语

至少自18世纪中叶起，顺德龙氏就在大良确立了其乡绅地位。他们不但进行各种慈善活动，还承担部分县行政职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研究社。不难看出，研究社普通成员就是来自这些地方上的有势力宗族。

研究社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从黎国廉(除黎同廉以外，顺德黎氏还有两人加入了研究社。因史料不充分，无法判断他们之间的宗族关系)的活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参与研究社的创立，又于1909年7月在家乡顺德县昌教乡创办顺德第8区自治研究社。该研究礼后来义集体加入了广州的研究社。换言之，顺德的地方精英参加研究礼后，又在家乡创办起同样的研究社。这个过程标志着研究社的影响由省城向省内各地逐步扩大。

研社的领导层是在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中形成的。不过，龙景恺在成立顺城自治研究社的两年前即1907年就在顺德大良成立了顺德铁路会，这一点颇耐人寻味。顺德铁路会之所谓“铁路”，是指连接广州与澳门的“广澳铁路”。按时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的盛宣怀与葡萄牙公使白朗谷(Castelo Bran-co)于1904年11月11日在上海签订的《广澳铁路合同三十一款》规定，这条纵贯顺德县的铁路原定由中葡双方共同铺设，但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运动兴起后，有人主张广澳铁路也应自办。粤汉铁路公司于1907年3月成立，其“公司章程”就把废除广澳铁路合同、私募股份修建铁路定为目标之一。顺德铁路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该铁蹄会于1907年11月29日成立时，《广澳铁路合同三十一款》已被废除，成立铁路会的目的在于自行铺设县内铁路。黎国廉在开幕式上称：“路权之关系，断不能授权于外人。倘一失，将来购地安轨在在受制。”㈣显然。铁路会成立的背景之一源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即外人来本县购地铺路将会导致家乡被毁，铁路要由当地人自己来办。此处可见来自收网粤汉铁路修筑权运动的巨大影响。

研究社还通过发行《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开展了地方自治启蒙工作。但通过本文探讨来推断，研究社普通成员人社的动机，尽管有赞成启蒙地方自治的因素，但更多的应是为了应对这样一种现实问题，即面对路权争执等引发的社会动荡，如何维持其在各自乡村的统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