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主人公杀人前所做的的梦所包含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摘 要：《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在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沙之前做了一个可怕的梦。现对梦中的四个形象以及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做一些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拉斯科尼科夫；梦；形象；现实；关联

中图分类号：I5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2

《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在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之前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他梦见在一个假日的傍晚，年幼的他和父亲去教堂参拜。在他们经过一家酒馆时，二人亲眼目睹了一匹年迈的老马被米柯尔卡毒打至死的全过程。拉斯科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那么在拉斯科尔尼科夫梦境中出现的“老马”、“父亲”、“年幼的我”、“米柯尔卡”会不会都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另一重人格的外化呢？我认为，其梦中的四个主要形象，老马、父亲、年幼的我、米柯尔卡，是作者阐释拉斯科尔尼科夫心理发展变化的工具。四个形象分别代表着“平庸的我”、“理性的我”、“笃信宗教的我”、“超人的我”。

一、驽马――“平庸的我”

作品中第一次描写拉斯科尔尼科夫时，提到他的外貌是“身材中等以上，清秀匀称”――一个本应拥有一副标准的英俊外表的有才华的少年，却因“被贫穷给压垮了”而“患了多疑症”，经常“离群索居”，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黑暗的社会现实强加给他的生活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精神。他多疑、怕人、自言自语等一系列特点使我们确信，作者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位在生活的重压下，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的人物。经济的上拮据，精神上的压力，完全摧毁了他的身心健康。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推断他在做这个梦的时候身体状况相当糟糕。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十分关注的。为了顺利实施他的“计划”，他总是十分在意自己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他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病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自己的形象并不是一匹高头大马，瘦弱的老马的形象可能是更符合他对自己的认知。在整个梦中，最顺从的形象莫过于这匹老马，在生活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是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苦难，并在这种苦难中慢慢地学会了平静和冷漠。他的心境从“每次经过房东的门前都会有某种痛苦和胆怯的感觉”逐渐过渡到“从某一时刻起，他根本不怕房东，无论房东怎么收拾他，他都不在乎。”他“像猫似的从楼梯上悄悄下去，不让任何人看见”，这种消极的对待逆境的态度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经常见到，即使是在街上被马夫抽了一鞭子，他也没有什么抱怨和不满，连言语上的发泄都不存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性格不像索尼娅和利扎韦塔那般负于牺牲，他的逆来顺受来自于他对现实的无能为力，就像驽马在反抗无效的前提下不得不继续拉一辆它根本不可能拉动的大车。

二、父亲的形象――“理性的我”

在这个梦境中，米科尔卡（“超人”的我）与乘车的众人陷入了疯狂与混乱之中，“孩子”（笃信宗教的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唯一保持理智的是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父亲。“父亲”清楚地意识到米科尔卡行为的疯狂，他用“疯子”和“畜生”准确评价这一暴行，同时又冷静地判断这次“杀马事件”他与孩子没有必要牵扯其中，从而制止孩子的行为。父亲对孩子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其实是要“笃信宗教的我”不要单纯地凭借宗教情怀对他人滥施善行，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适当地漠视无关自我的苦难，我认为父亲这一形象代表的人格为“理性的我”。

“理性的我”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众多人格里最弱的一个，因此父亲在第一个梦境中所拥有的戏份并不多。之所以说父亲所代表的人格是最弱势的人格，是因为这一人格从未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理性的我”甚至不被拉斯科尔尼科夫本人认可。“理性的我”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只是出现一瞬，之后很快就会被其他人格替代。“理性的我”是绝对不与“超人的我”和“笃信宗教的我”相容的人格。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超人的我”一系列行为的动机（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索尼娅坦白时说：“我之所以杀她是因为想成为拿破仑！”），东正教所倡导的“博爱”和“忏悔”是“笃信宗教的我”一系列行为的出发点，而“理性的我”则要求抛弃对他人的责任和怜悯。他的消极逃避的态度也无法解决“超人的我”的苦恼。父亲对缓解米科尔卡和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痛苦毫无帮助，也与他们的想法相悖的。因此，这种人格总是被另外两人格抵制。这种人格只是在《罪与罚》的第一部里有着明显的体现，之后这种人格在拉斯科尔尼科夫身上就逐渐消亡了。

父亲所代表的“理性的我”是冷漠的，在面对他人的苦难时，“理性的我”表现出的是麻木的一面。父亲在梦中同样指责米科尔卡等人的暴行，他制止孩子并不是因为他内心冷漠，而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拉斯科尔尼科夫因贫穷而退学，他身处陋室，没有自己的收入，只靠自己母亲和妹妹的接济度日。他十分清楚母亲和妹妹的处境，每一次对别人的施舍都会加重亲人的负担。对待他人的仁慈最终会转化成对待亲人的残忍。由此可见，“理性的我”所拥有的冷漠只不过是一层伪装，揭开这层外衣我们就可以直视拉斯科尔尼科夫对亲人的爱。建立在爱上的冷漠远远要比建立在自私上的冷漠脆弱得多，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心中爱的外延逐渐扩大，冷漠便开始逐步瓦解，这一点也决定了“理性的我”消亡的命运。

三、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宗教的我”

《罪与罚》的整个故事都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中展开的。圣彼得堡的住处、干草广场、伊凡诺夫娜的住所、警察局、马美拉多夫的家、审判所和额尔齐斯河上的鄂木斯克，全部被昏黄的色彩笼罩着。这种暗黄一直都给人以压抑的感觉。主人公的梦境也同样压抑。梦中的天空是“异常灰暗”的，非常闷热，树林黑黝黝的，没有别的色彩。热闹的地方只有酒店，但是酒店里的人让年幼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感到不快，甚至是恐惧。人们又叫又笑，相互对骂，推推搡搡，小路上扬起黑黄的尘土。在这段描写中，被视为众生的庇佑之地的教堂，也只展示出了它附属的墓地，给人无尽的压抑感，甚至无法在文字中喘息。在这样可怖的梦境中，儿时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宛如是天使一般的存在，是这个冷漠的梦境中唯一的一丝温馨。他以一个怜悯者和责问者的身份出现，是遵循着东正教博爱和忏悔精神的拉斯科尔尼科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东正教的态度在他经历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年轻时积极投身革命，坚定地认为在不公正的社会中，用暴力反抗暴力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为期十年的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1849-1859）使得东正教所提倡的“受难”和“爱人”的思想逐渐成为他思考和创作的主导思想。他在1854年致冯维辛娜的信中这样表述他那以基督为准则的生命价值观：“如果有一天，有人成功地向我证明，基督精神远离了真理，或者说，真理确实远离基督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基督而不选择真理。”

《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作者思想转变时期心理活动的真实写照。对底层人民苦难的同情和怜悯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不可忽略的成分。别林斯基评价陀氏早期作品《穷人》时说道：“这是一位有才华的作者，坚定的革命者，……他同情怜悯着那些蛰居在最底层的兄弟。”若干年以后，他依然“同情怜悯那些蛰居在底层的兄弟”，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作品中流露出的不仅是对被欺凌者的同情，还有对底层人民隐忍、宽恕、自省这一品格热切的赞美。这一转变与书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转变是相似的。作者付与主人公自己的思想历程，以此来表达作者在探索“如何救赎困苦的俄国民众”这一问题时寻找到的新的答案――基督精神。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灵魂深处一直恪守着东正教的准则。无条件地救助索尼娅一家和流落街头的少女是贯彻了东正教的博爱。即使他在“超人的我” 的驱使下，对试图进行杀戮这一事件有着强烈的欲望，“恪守宗教的我”还是以教义对“超人的我”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斥责。在梦中“孩子”曾努力阻止米科尔卡――“超人的我”的暴行。“孩子”的行为并不带有任何功利性质，也并不是因为他意识到“保护老马幸免于难”是自己的责任。“孩子”的怜悯之心由爱而生，“而爱一切的人”又是东正教所要求的爱的最高表现形式，梦里出现的“孩子”无疑代表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东正教的人格。

拉斯科尔尼科夫笃信宗教的人格不仅阻止他行凶的步伐，还迫使他对自己的这种想法和行为进行自省。“孩子”不停地询问父亲米科尔卡他们杀死老驽马的理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潜意识里对自己试图犯罪这种想法的斥责。犯罪前，“笃信宗教的我”使他斥责自己的思想――“啊！上帝呀！这一切是多么丑恶啊，我居然一个月都在想这样的事！主要是肮脏！卑劣！可恶！”，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实施犯罪行为的犹疑不决绝大部分也是来源于此；犯罪之后，又是“笃信宗教的我”通过认罪和忏悔使拉斯科尔尼科夫获得了彻底的救赎。在第一场梦所反映出的心理的较量中，由于“平庸的我”、“理性的我”这两种人格的妥协和软弱的影响，主人公所拥有的宗教的精神没能成功地压制他的“超人”思想产生的杀戮情绪，但是，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超人”思想带来的是痛苦与恐惧，信仰上帝和忏悔罪过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和安宁。托斯妥耶夫斯基用“笃信宗教的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结局说明，宗教情感对俄罗斯人灵魂的救赎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里面有着无神论永远也说不对头的东西！”

四、米科尔卡――“超人的我”

除了有着老马一般的忍耐和默然，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一个有着“超人”思想的青年。他仔细观察了当时的俄国社会，并且对当时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思索。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可以在他发表在刊物上的《犯罪论》一文的观点中看出），他把这种思想进而总结为“人按照天性的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种则是这样一种人，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就必须听命于人，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破坏或者是有想破坏的冲动，他们绝大多数希望着美好的未来，并因此来破坏现状，为着这可能实现的希望，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第一类人（平凡的人）是现在的主人，第二类人（“超人”）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存世界，第二类人推动世界。在他的眼中，“超人”生来就是“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必须要打破常规，反对现存制度，背离现存的一切道德标准，必要时还要犯罪、使用暴力手段，使得世界走向合理的方向。这样的人受到同时代的非议，却能赢得后世的赞誉。拉斯科尔尼科夫一直在幻想自己正是这种“超人”。正是这种“超人”思想，使得他在酒馆听到一位根本不认识的学生和青年军官的戏言后，就把自己刚刚在头脑中形成的幻想当做是冥冥之中上天指引给他的使命。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并不是单纯的自我膨胀，他的出发点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我们可以把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的人格定义为“破坏者”和“拯救者”的结合。

这种人格在梦中是以赶车人米科尔卡的形象出现的。首先，米科尔卡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梦中是一个热心的人，他可以把自己的枣红马借给马特维，自己用一匹又瘦又小的农家驽马拉着简陋的运货用的板车；运送那些喝的醉醺醺的形形的人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却非常热切地渴望能为大众服务，送大家回家。在米科尔卡开始动手打老马之前，仅“上车！”这个词他就喊了七次。米科尔卡对驽马的憎恶并不完全是非理性的。他在殴打驽马过程中怒吼着解释了他憎恶的来源。“这匹母马，兄弟们，尽让我糟心，把它打死才好哩，白吃粮食！”这是米科尔卡对驽马的评价。在女仆娜斯塔西亚眼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也是白吃粮食的人。“尽躺着，像一条面袋，看不出有什么本事”，她责问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什么什么也不干。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对自己的质问呢？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母亲和妹妹的最爱，没有经济来源，靠母亲和妹妹杜妮娅的接济度日。由于他的缘故，杜妮娅不得不在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家担任家庭教师，并因此受到了侮辱。当他在母亲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对颓废无能的自己深恶痛绝，他认定杜妮娅为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而放弃了自己的婚姻幸福，痛苦得脸都“整个被痉挛扭曲了”。梦中米科尔卡对病弱的、无用的驽马的痛恨，就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对无力拯救他人的自己的痛恨，是拉斯科尔尼科夫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现实的差距之后必然产生的痛苦。

在这个梦境中，作为拉斯科尔尼科夫“超人”的人格代言人的米科尔卡除了一直要求在酒馆前的众人上车以外，还一直在重复另一句话，那就是“这是我的马！”。在米科尔卡杀死驽马之前就高喊这句话。驽马被杀死以后还在强调这一点，这样反复强调马的归属，仿佛就是在高喊“马是我”了。一边叫嚣着“马就是我”，一边杀死驽马，这是对懦弱的“庸人的自我”的宣战。象征着“庸人的我”的驽马被象征“超人的我”的米科尔卡杀死，是暗示着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中，“庸人”的人格和“超人”的人格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冲突，在这次斗争中，“超人”战胜了“庸人”，成为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主导人格，在潜意识中，他已经决定遵从“超人人格”的支配，实施策划已久的计划。真正的谋杀发生后，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都忍不住惊呼：“我杀的是她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

结语

拉斯科尔尼科夫分裂出的这四重性格都有着相互矛盾的因素：“超人的我”与“庸人的我”是相矛盾的，二者相悖不可共存；“笃信宗教的我”与“漠视他人的我”是相矛盾的，爱他人就不可漠视他人，漠视他人势必违反爱他人的原则；如果拉斯科尔尼科夫决定听从“笃信宗教的我”，那么“超人的我”要进行的谋杀行动则不能被允许；如果贯彻“漠视他人”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因为拯救他人而谋杀。总之，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思想让自己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不断地拷问自己，却使自己的思维陷入了僵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个梦境，不但充分展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痛苦，也体现了人在彷徨时拷问自己灵魂的痛苦。令人惊奇的是，多年以后，在尼采的家乡，这个梦境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重现了：伟大的哲人尼采也抱起一匹被鞭笞的老马失声痛哭并说：“我苦难的兄弟啊！”。尼采是不幸的，他没有遇见一个能使他的灵魂摆脱痛苦的索尼娅。这使得这位拉斯科尔尼科夫精神上的兄弟拥有一个悲剧的人生。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创作这个梦境并非偶然，他也许是借这个梦境来预言思考人类苦难的思想家们所必须经历的苦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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