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用工难”和“就业难”

摘要：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招工难现象在多个省市多个行业普遍发生。“用工难”和“就业难”同时出现。本文阐述了“用工难”和“就业难”的现状，“用工难”和“就业难”成因分析，以及缓解“用工难”和“就业难”的对策。

关键词：用工难 就业难 民生之本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于拥有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说，就业难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从2011年开始，招工难现象却在多个省市多个行业普遍发生。企业用工已从“季节性缺工”逐步变成“常年性缺工”，普工和技工双短缺。直观上，企业缺工的程度与企业工资福利、劳动条件、行业特性和企业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看，“用工难”不仅是就业问题，更是宏观经济问题。持续性的“用工难”与其说是真正缺人，不如说是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以“三低”（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本和低产品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就业难”和“用工难”同时出现，看似矛盾，其实它们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沿海地区缺工，很大程度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结果。大量制造业北上西进，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可以不必抛家舍业地到人生地不熟的东部地区打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果想招到人，就要拿出比内地企业更好的薪酬待遇。但这只是仅宜之计，东部企业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产业升级，由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金、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

一、“用工难”和“就业难”的现状

（一）“用工难”与企工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密切相关

从微观层面看，缺工程度与企业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呈反向关系。2009年底和2010年底，一部分企业通过加薪和人性化关怀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缺工问题。从宏观层面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仍不能有效降低缺工程度。以浙江省为例，从2008年到2011年，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36.7%。2010年制造业和商品服务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为14.11%，而同期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的求人倍率仍为2.07，商业和服务业人员求人倍率为2.47。可见，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以及员工工资的上涨并没有有效解决浙江省缺工现象，“用工难”问题依然困扰着浙江省众多企业。

（二）“用工难”与企业规模和行业特性密切相关

从企业规模来看，现阶段出现用工难的企业主要是从事中低端产品加工制造的中、小企业，尤其是过度依赖贴牌、代工生产又缺乏定价权的外向型或半外向型企业。从用人单位经济类型来看，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私营、个体经营的用工需求占企业总需求的80%左右，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劳动需求呈某种程度的互补之势。从产业需求来看，第二、第三产业仍是吸纳劳动力的主体产业。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比重仍然最高，大约占总比重的45%。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对经济形势和季节的变化反应更明显。从行业类型来看，制造业、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需求较难满足。据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10月份的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和住宿餐饮业企业中表示招工存在较大困难的比例分别为24.7%和34.3%，在所有行业中位居前列。

（三）“就业难”与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

就业主要靠经济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快，企业活力足，岗位就大量增加，相反，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发展停滞，岗位就会减少。经济增速的放缓，已成为影响就业的重要不利因素。从过去的经验看，经济增速放缓，不仅对劳动的新增需求会缩减，已经就业的劳动力也可能面临失业。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给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问题带来变数。

（四）“就业难”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就业提出了挑战，这其中的新兴产业会促使就业增长，但不会那么快，而在控制过剩产能、节能减排中淘汰退出的企业带来的岗位流失则已在发生，经测算涉及20多个行业上百万企业职工的安置。

（五）“就业难”与劳动力总量密切相关

我国人口数量预计在2030年左右达到16亿的峰值，劳动力总量的变动趋势也类似。2009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是10.6亿，预计到2020年会达到11.5亿，到2030年将达到12亿以上，劳动力的总量会持续增加，并会给就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目前，我国每年需要解决就业的劳动力总量是2400万左右，预计“十二五”期间还会增加。城镇化建设的加快也会使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来。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也很大，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存量依据现有生产力水平估算还有1.2亿，需要转移就业。按照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点可以吸纳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现有存量还要有12年才能转移出来。如果农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转移的过程将变得更长。

有一种说法是“新成长劳动力开始短缺”。事实是新成长劳动力的增速开始下降，但总量还在增加。而且由于是在高位上增长，增速再小，绝对量也不少。此外，新成长劳动力的概念是以16岁为标准，真正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包括了20-30岁的人。比如高校毕业生，通常是在22岁以后就业，“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在610万左右，“十二五”期间则会增加到约660万。

（六）“用工难”和“就业难”交织并存。

在“用工难”的同时，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却日益突出。以浙江省为例，2007年-2011年普通高校毕业生总量分别为19.3万人、21.49万人、23万人、25.04万人、25.4万人，初次就业率分别为92.47%、93.24%、93.30%、95.89%、96.95%。虽然初次就业率呈现上升趋势，但上升的空间越来越有限，而且初次就业率与实际就业率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另一方面，“4050人员”的就业压力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以浙江省为例，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45岁以上求职者人数分别是93930人、140681人、126515人、101159人、153084人、96917人和93065人，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分别是+0.34%、+1.60%、+1.08%、+1.40%、+0.14%、-0.82%、+0.84%。其它省份也与浙江省的情况较为相似，反映了全国性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将至少伴随着整个“十二五”时期并且有越来越突出的趋势。

二、“用工难”和“就业难”成因分析

企业用工首先是一个就业问题，它与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密切相关。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宏观总需求及其变动都会经由产业结构传导到劳动力需求上，包括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素质和需求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人口总量和结构及其变动，中西部崛起对流向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截流”，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追求个人发展”

和“享受现代文明”的打工方式对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也都制约着劳动力的供给。其次，企业用工又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资金短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一路走高使得处于经营逆境的中小企业不得不“挤压”更弱小的劳动者，无力通过提高工资或增加福利的方式来加以应对。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从不同侧面昭示着，以“三低”（低劳动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产品价格）为主要竞争优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

三、缓解“用工难”和“就业难”的对策

（一）就业岗位技能要求与劳动者技能素质和技能结构不匹配，造成了“就业难”和“用工难”同时并存。因此，要大力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做好企业自主培训。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主体功能，根据自身发展的用工需要，科学制订好用工和培训计划，通过生产带培训、老手带新手的办法，自我培养一批熟悉企业生产运作的熟练工。第二，开展短期技能培训。要充分依托劳动力培训中心和职业学校开展培训，通过“政府出钱买单，农民免费学技，企业按需用工”的形式，对城镇失业职工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培训，直接为企业输送紧缺人才。第三，开展“订单式”培训。由政府支持，企业资助，根据打造产业的长期发展需求，委托职业高中和技术学校开设相关定向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搞“定单式”培训，让学生免学费、生活费进行定向培训，毕业合格后就可为相关企业服务。

（二）由于经济总在不断的变动中，信息又不可能绝对对称，所以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会存在，是一种正常现象。对企业而言，首先，应当转变发展模式，开发人力资源，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减缓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如果企业能够提高劳动力绝对成本，降低劳动相对成本，通过提高单位人工成本的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来消化绝对成本的上升，那么将大大缓解用工难的问题。同时，企业应当从“成本依赖型”竞争战略向“创新推动型”转型，使企业从“低技术、低价格、低收益运营模式”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收益发展模式”转变，从根源上破解“就业难”和“用工难”，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良性互动。

（三）“就业难”和“用工难”有时也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导致。也就是说，企业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人，求职者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作。对此，应当加强招用工基础平台的建设，就业相关部门都应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和改善用工环境，促进劳动力供求有效匹配。依托各级人力资源市场，深入开展各类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实时对接平台，重点推进网络平台的建设，实现企业之间、企业和求职者之间的信息无缝交流。同时，积极探索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公共就业服务的对接和联合。

（四）从政府层面看，应当把就业放在优先地位，进一步增强“政府促进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的合力。从宏观上讲，首先，在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时，要优先考虑就业，也就是说，要围绕着扩大就业，来设定发展目标来发展经济，就是在经济增长的模式的确定上、经济结构的布局上、投资的方向上、方向的选择上，都应当考虑是否有利于促进和扩大就业。第二，在确定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时，应当优先考虑就业，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GDP增长与扩大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第三，在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时候，应当优先考虑对就业的影响，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都应当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为优先目标，防止出现低发展高通胀进而引起社会的动荡。第四，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和支出应当优先考虑促进就业的需要，根据就业的状况和目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就业的促进，从财政上真正体现就业优先。

（五）从劳动者层面看，应当合理制定职业发展规划，通过自身素质的强化来提高就业的成功率。劳动者应当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根据自身的特点，主动参与市场竞争，通过适应市场需求实现就业；要拓宽就业视野，把灵活就业也作为一种重要的就业方式；要积极参与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用工难”和“就业难”问题是社会和产业处于转型期的必然现象，需要客观分析、冷静对待、积极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