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5 11:25:02
1.波伏娃（1908-1986）
波伏娃是如何度过她的一天的？她的情人电影导演Claude Lanzmann是这样描述波伏娃的：“在我们同居后的第一个早晨，我还想在床上多赖一会儿，她却已经起来了，穿好了衣服，坐到她的书桌前。‘你，在那儿工作，’她冲着我说，指着床。我只好在床上坐起来，就在那窄小的床沿边上点着一根烟，假装我在工作。直到午饭时间，波伏娃，没有再和我说过一句话。然后，她就去萨特的公寓与他共进午餐。有时候我也会一块儿去，午饭后她就一直待在萨特那儿，他们一起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我们会去见一些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一块儿吃晚餐。但几乎每次，她都会与萨特单独坐在一起，发表她对他当天写的东西的看法。晚饭后，她会和我一起回到她的公寓，睡觉。没有派对，没有人际客套，没有布尔乔亚的小资情调。我们完全避免了这些。有的只是一种围绕着创作展开的简单而纯粹的生活。波伏娃就是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创作出了她的作品。”
波伏娃自己则这样描述她的日常作息：“我觉得我的时间总是很紧张，总体而言我不喜欢开始一天的生活，我通常会在早上喝一杯茶，从上午十点开始写作直到下午一点，然后出去见见朋友，到五点钟我会回家继续写作，一直写到晚上九点。这当中的断开对我倒不是什么问题，从不会打断我的写作思路。”
事实上，波伏娃是个很热爱其工作的人，她每年会有两到三个月的假期，但她总是很快就会回到工作状态，因为“远离办公桌”让她感到难受。
波伏娃的日常作息也与萨特交缠在一起的，这种关系从192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0年萨特过世。总体来说，波伏娃的日常作息是这样的：早上独自工作，与萨特一起吃午餐，之后留在萨特的公寓里，与萨特各居一角彼此安静地写作;晚上与萨特一起有时见见朋友，有时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或者看看电影，听听广播。
2.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
普鲁斯特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的巨作《追忆似水年华》，连他自己都说，“这样子把生活次于作品来对待真的很奇怪”，但他就是这么做了。
普鲁斯特是个典型的夜猫子，他睡到下午三到四点才起床，有时甚至要到下午六点才起床。然后他开始抽一种混有鸦片的草药来缓解他的慢性哮喘，有时候他只是小吸几口，有时候会抽上好几个小时，直到房间里满是浓浓的烟雾。之后他会按铃叫他的女佣，也是他的女性知己――Celest女士，送上咖啡和羊角面包。这对普鲁斯特是一个宛如仪式般的环节：Celest奉上银质的咖啡壶，里面是刚沏好的热气腾腾的黑咖啡，咖啡壶边的陶瓷杯里倒着刚煮好的新鲜牛奶，盘子里早就放上了一只羊角面包，通常是从固定的面包店里买来，并配有特质的酱料。
然后Celest会默默退下，留下普鲁斯特一个人享受他的法式牛奶咖啡和羊角面包组成的早餐。Celest之后会在厨房里继续等待，因为普鲁斯特有时候会按第二次铃，再要一只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来调和剩下的咖啡。有时候普鲁斯特一天就只吃这么一顿。然后就开始写作。也许因为吃得太少，所以普鲁斯特常常有寒冷感，需要全天候用热水袋，并且穿着厚厚的羊毛衣。
在喝过咖啡之后，他开始拆看放在银质盘子里的信件，有时他会把这些信函的内容大声念给Celest听。之后他会看报纸，不只关心文学和艺术版面的内容，对于政治和经济他也很感兴趣。
普鲁斯特会在晚上打电话，叫车，梳妆打扮。有时候他也会在看完报纸后直接写作，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再次按铃让Celest送来吃的，然后和她聊聊天。有时候能聊好几个小时，特别是普鲁斯特有客人来访的时候。
普鲁斯特似乎是把这种与人之间的聊天作为写作的素材来对待，他喜欢捕捉人们的言外之音和隐藏在言语背后的情绪，直到他能够把它们清晰地写到纸上。
大部分时间，普鲁斯特都躺在床上写作，他用两个大枕头垫在身后，而且只用一盏微弱的、绿色的床边灯作为写作的照明。这一切都让他的眼睛和关节备受折磨。当他太疲倦的时候，他会吃咖啡因提神。他为什么不改变一下，让自己舒服地写作？答案是：他需要“让自己痛苦！”
普鲁斯特这样说过：“一位作家作品的深度，得由穿透作家心灵痛苦的深度来决定。”
3.卡夫卡（1883-1924）
卡夫卡的正业是布拉格一家人身意外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每天早上8点或9点上班，下午2点或3点下班，所以他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写作。而且他和他的家人住在一间拥挤的公寓里，根本没有所谓安静而独立的空间来进行写作。他只能在晚上9点家人都睡觉以后才能集中精神写作。
在一封1912年寄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时间很少，我的精力很有限，办公室简直恐怖，家里太吵，如果老天没能给一个人畅快、平顺的生活，那他就只能自己通过一小点、一小点的努力去争取了。我的生活是早上8点到下午2点或2点半在办公室，然后吃午餐到下午3点或者3点半。然后上床睡觉到7点半，不过这通常只是一种睡觉的努力，根本就睡不着！之后我在窗子前锻炼十分钟，散步一个小时，一个人，或者约一个朋友。之后与家人一起吃晚餐（我有三个姐妹），然后直到10点半通常得到11点半，我才终于能够坐下来写作，根据我的精力，写到凌晨1、2、3点，有时甚至写到早晨6点。之后我再锻炼会儿，然后洗一下，躺到床上尽我所能地让我自己睡一会儿。你可以想见当我第二天来到办公室时，我身上究竟还剩多少能量。在我办公室的走廊上，放着一个用来装文件、形状如灵柩的小推车，每当我经过它时，总觉得它是为我做的，它就在那里等我。”
（选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