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

国务院近日下发的《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2007年)》指出，严厉打击盗版行为，继续推进使用正版软件工作。打击盗版成为政府现阶段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突破口。

据报道，在推广使用正版软件方面，目前，全国已有36个省市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完成了正版软件采购和安装更换工作。全国330个地市级政府已经落实了正版软件采购的资金，正在逐步推进正版化工作，从2006年开始，大型企业正版化工作也已开始逐步进行。可以说，一场席卷全国的正版风暴正全面展开。围绕正版与盗版，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与知识产权保护过度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盗版有理”为何“无理”?

对盗版产品既爱且恨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有调查显示，导致消费者对正版敬而远之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相对昂贵的价格和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之间有一定矛盾。而现在的盗版技术高超，使盗版的成本降低的同时，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盗版相对便捷的销售渠道，消费者购买盗版产品大有唾手可得的便利。

于是，对盗版、正版社会长期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维护盗版极端者大势叫嚷“盗版有理”，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地对之加以宣扬，支持此论调的也是大有人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盗版有理”论呢?

“关于‘盗版有理’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家李顺德说，“如果我们纵容了盗版，对国家、对产业发展、对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都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真正‘盗版有理’，也就是盗版都是合法的，我们不加限制，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来没有人再去开发研究新的软件，也没有人去创作新的影视节目，因为开发软件、创作新的影视节目，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以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讲‘盗版有理’，就打击了软件的开发者、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包括影视节目的制作者，使他们失去了创作的动力和积极性。”

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环境，盗版占得比重很小了，那么正版能够得到合理保护，其价格就自然回归到合理的程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究竟是保护谁的利益，这个问题是要首先搞清楚的。以加强计算机软件保护为例，我们是保护外国的软件公司，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公司?

李顺德介绍，外国软件公司如微软、IBM等其市场遍布世界各地，绝不仅仅是个中国市场。如果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保护，那么顶多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不了多少利益，甚至造成一些亏损，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生存，也不至于破产。但是就国内的软件企业即所谓的民族软件企业而言，开发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用于国内市场。如果在国内市场上我们不能给予它们足够的保护，使得盗版非常猖獗，国内软件公司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亏损的问题，甚至是破产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本国自己的软件，将意味着我国国防、经

济命脉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隐忧。因为在很多要害部门，特别是国防部门，都是采用国内开发的软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国都是如此。李顺德进一步指出，“当然，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制约和规范。我们保护其知识产权，但不保护他们滥用知识产权。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楚。现在我们有《反不正当竞争法》，还要加紧制定《反垄断法》”。

盗版为何常持不懈?

北京中关村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自然码发明人周志农曾坦言，“上个世纪的中关村是一个培育的阶段：消费者、技术、资本先后被培育了出来。我们回首这个阶段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最大的功臣是盗版。”今日，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地上生产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盗版”遂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盗版究竟是一颗美人痣还是一枚毒瘤，也计任何非此即彼的极端看法都有失偏颇。1662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登记图书许可证的印刷法令；1710年，世界上第一个解决盗版问题的版权法《安妮法令》生效。自17世纪开始，盗版与反盗版问题就紧随人类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脚步，如影随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自2001年以来，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每年收缴的盗版音像制品基本上都在1亿张(盘)左右。国内盗版泛滥可见一斑。盗版现象的广泛存在，其症结究竟何在?

问题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李顺德认为，其一，盗版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源不一定都在国内，有些是国际卜的盗版集团组织，有些是国际和国内盗版集团勾结在一起。比如有些美国大片，在中国还没有上演，但是盗版的光盘已经出来了。有些盗版问题是带有国际性质的，对于盗版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

其二，现在生产和贩卖盗版商品利润是相当丰厚的，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活动。实际上，制作盗版的源头是我们查处的重点，但查处有相当的难度。

其三，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快一些，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得慢一些。生产这些盗版商品，对地方的利税可能还有所贡献。所以在有些地方，盗版集团成为利税大户，得到了一些地方的保护，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现在我国社会公民的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此外，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对盗版的打击还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漏洞，还需要不断地加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20世纪60---80年代，韩国人专利的弱保护策略为其从容地构建本民族的工业技术基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80年代中期的台湾，更是盗版商品泛滥之地，早期的台湾政府甚至公开鼓励盗。版行为，专利的弱保护同样是台湾地区吸收外国技术时采取的策略。

“实际上，所有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从19业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在很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下，得以起飞。”《纽约时报》曾经撰文指出。

诸如此类的事实和论调成为声言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过头”论的理由，甚至也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明知盗版的消极作用，仍然为盗版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地方保护主义的潜在托词。

知识产权保护当然不是越严越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在哪?

“首先来讲，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和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顺德告诉记者，“我国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公约所要求的水平，也就是符合TRIPS协议和其他知识产权公约所要求的水平。这样一个保护水平应该

说和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当然有些方面可能超过了我们现有水平的要求，但这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在立法方面，总体上是这样的。但在执法上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盗版和假冒现象。所以从总体上看，不是说知识产权保护过头，而是现在仍然保护不足。主流是保护不足，而不是保护过头。”

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应该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政治利益，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立，有利于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与发展。最近，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新措施不断出台：要求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电脑，必须预先安装正版操作系统。重奖举报地下盗版光盘生产线的个人，奖金最高可达3．7万美元。在中国50多个城市设立服务中心，处理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诉。在小学课本中加入相关内容，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知识产权意识。等等。

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国际政治压力和科技竞争压力有相当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与其具体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将能够更好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正如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有如此发展的自由”。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主席约翰・巴顿(JohnBarton)的话不无道理。

中国的盗版与反盗版，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专栏（二）

《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2007年）》就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重点和措施等作出具体部署。

1．把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列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督查制度，建立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问责制，对问题严重的地区要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搞地方保护，甚至包庇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涉嫌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2．建立健全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机制。要加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工作队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建立数据统计和通报制度，加大案件督办力度。

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对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宣传教育部门要积极配合重点工作，组织媒体开展广泛宣传和深度报道，并注重向国外介绍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和成效。

3．要密切关注当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方向，把握国内外知识产权纠纷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要适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形势的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扩大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影响。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妥善化解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推动建立完善多双边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合作机制，遏制跨国跨境侵权行为。

4．要充实商标、文化、版权、专利、公安等部门及司法机关的基层力量，做到执法能力与承担任务相适应。同时，大力推进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