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而立”的社会学解读

孔子“30而立”的经验让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颇感到相当的压力，使他们不禁发出“30难立”的嗟叹。这种见贤思齐的态度固然难能可贵，但是如果这种感慨是建立在对“30而立”的误读和过度自责的基础上，从而造成心理上的焦虑就不值得了。

“30而立”是社会化的一个过程

孔子的“30而立”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并且只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从其他方面来解释“30而立”，不是苍白无力，就是自相矛盾。

“30而立”首先是一个社会化概念，指孔子已经完成了基本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学会了社会文化价值规范，能够作为一个社会人在社会上立足了。

“30而立”其次还是一个身份角色概念，指孔子已经获得了稳定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不再像青春期那样，处于身份与角色混淆的状态。

“30而立”最后还是一个社会繁殖概念，指孔子已进入“壮有室”、娶妻生子的阶段。事实上，孔子19岁结婚，20岁生子，他早已提前进入了这种社会状态。

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一生的社会化要经过8个阶段，在人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基本社会心理矛盾需要解决。这8个阶段分别是：1.婴儿期（0―1岁），其基本矛盾是信任与不信任，2.幼儿期（2―3岁），其基本矛盾是自主与怀疑，3.学前期（4―5岁），其基本矛盾是首创与内疚，4.学龄期（6―11岁），其基本矛盾是勤奋与自卑，5.青春期（12―18岁），其基本矛盾是身份与角色混淆，6.青年期（19―29岁），其基本矛盾是亲密与孤立，7.壮年期（30―59岁），其基本矛盾是繁殖与停滞，8.老年期（60―80岁及以上）其基本矛盾是完善与绝望感。

“30而立”是受年龄决定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处于埃里克森分析中的壮年期。大多数人只要达到这个年龄，就会血气充足，感情成熟，行为稳定，成家立业，这是一般人都能达到的境界。但是也有少数人，因为前6个阶段的反应都是消极的，而不能达到这个状态，因此到老年就会有绝望的感情状态。由此可见，“30而立”与社会背景无关，与经济地位无关，与政治权力无关，与功成名就亦无关联。

“30难立”需要从制度和个人两方面来解决

“30难立”现象似乎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这样的群体遍布全球。在美国和加拿大，他们被称为“归巢小孩”，在英被叫做“口袋小孩”，在德国被定义为“赖巢族”，在意大利被标定为“妈妈的小孩”，在日本被定义为“飞特族”，在大陆则被称为“啃老族”。

解决“30难立”的迷局，需要从制度和个人两个方面入手。从个人方面而言，改变认知、充实自我、增强诚信、树立信心、入乡随俗、适应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当人们把内在的价值标准世俗化为外在的权力和金钱，并把这种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自己“立”与“非立”标准的时候，这就等于往“精神自我”的脖子上套一条“物质自我”的枷锁，不仅不利于“物质自我”的发展，而且有绞杀“精神自我”的可能，使“30而立”成为一个永远的疼痛。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子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之中，君子所不为也。”人如果以诚信为本，以仁义为德，注重立言、立德、立行，即使在颠沛流离之中，谁会说他又没有立呢？

当然，内在的“立”和外在的“立”是统一的，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一定会为社会所接纳。那些很难融入社会的人大都是因为其社会化还没有完成，需要进行继续社会化。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一定要牢记马克思的教导，是职业在选择你，而不是你在选择职业。在这个过程中，用自我监控技术培养社会适应和自我表现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从制度方面而言，家庭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对“30难立”现象都负有相应的责任。一定要改革溺爱型的家庭教育，做好培养社会接班人的基础工作，把有理想、有抱负、能吃苦、会奋斗、任劳任怨、顾全大局、懂得感恩、勇于承担作为孩子培养的操作目标。

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都要为青年的生存、发展、成长、成才提供制度支持，增强其稳定感和信用意识。这样，“30难立”的心理阴影就会被制度阳光彻底驱散。（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