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5 12:27:22
【编者按】寒川子，原名王月瑞，河南南阳人，1989年毕业于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院，同年入伍，1998年退伍。现居上海，为自由撰稿人。已出版著、译四十余部。代表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战国纵横》(第一部)、长篇乡村小说《四棵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前者：“写战国难度很高，有历史小说这个品种以来，鲜有作者对其挑战。南阳同乡寒川子初写历史小说，开笔就是《战国纵横》，勇气可嘉。读此小说，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活灵活现，令人称奇!文坛出个寒川子，可喜可贺。”86万字的《四棵杨》也已由河南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四棵杨》主要描写中原(豫西南)山村四棵杨自1949年至1976年“”结束近三十年间的农村生活，向读者展示了被绑缚在土地上的一场吏化大博弈。小说结构宏大，场景复杂，人物众多，个性鲜明。今年5月10日搜狐读书频道召开此书座谈会，著名评论家白烨、雷达、陈晓明等出席并给予《四棵杨》充分肯定和评价。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了自己十多年来艰辛曲折的创作过程和心路历程。
母鸡生完蛋，总要立在鸡窝上咯嗒几声。
贾岛有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三年得两句，流泪是必然的。我不是贾岛，一举炮制八十余万青，泪是没资格流的，只能学那母鸡，立在鸡窝上咯嗒几声。
母鸡咯嗒，一为表功，二为请赏。我无处请赏，算是表下功。也确实该表一表，因为这只蛋生得实在不易。
是只难产的蛋，前后生了十多年。
1998年，我从部队退役。半是向往自由，半是盲目自信，我毅然决然地将转业改为复员，走了一条难走的路。军官复员在当时还不叫自主择业，国家是不管的，一切取决于自愿。我用自己奋斗十八年才换来的团职干部资格换回部队补贴的三万多块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危机四伏的商潮里，现在看来，真有点儿破釜沉舟的悲壮味儿。
下海后，我办过玉雕厂，开过夜大学，当过报社编辑，干过年鉴研究会秘书，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干一行，弃一行，终于在1999年底求职于浦东软件园，参与创办浦东软件园翻译咨询公司，再次寻到组织，一心捞取第一桶金。
也就在此时，我得缘结识来自台湾的陈志勤先生，人生方向再次改变。陈志勤在软件园创办了一家台资软件公司，正巧赶上软件业泡沫破裂，生意清淡，有的是闲暇与我谈天。
一天，喝午后茶时，他随口问我：“王兄，此生你最想干的是什么?”
我思索许久，嗫嚅道：“我……我想写一部书!”
“哦?”陈志勤劲头来了，“说说看，你想写部什么书?”
我脱口而出：“一部关于中国农民的书，我欠他们的太多了!”
“说给我听听!”
我开始讲故事，讲养育我的村子，讲村里的四棵大杨树和树中间的一口老井，讲孙家，讲万家，讲张家，讲我的父亲，讲我的母亲，讲我们兄弟，讲队长青龙，讲唱着歌儿拾粪的三疯子，讲会扎神针的老烟薰，讲教书先生宗先，讲特大个子乔娃，讲傻祥，讲荣国……时隔二十多年，儿时的记忆，点点滴滴，依旧栩栩如生地活在我心里，就如刚刚发生。
我一直讲到下班，胡乱吃口饭，接着又讲。陈志勤大张着嘴，听傻了。是的，这是他不曾经历过的生活。
“王兄，这么好的故事，为何不写呢?”
“唉，”我颇多感慨地长叹一声，“要养活老婆孩子呀!”
“此言差矣!”陈志勤不无感慨地望着我，“人活一世，无非几十年。王兄要想不枉此生，请听我一言!”
我不想枉活一生，就抬头盯着他。
“此生必须做的事，当年做。当年必须做的事，当月做。当月必须做的事，当日做。当日必须做的事，当下做!”
我瞪起眼珠子，紧盯住他。
“这么说吧，”陈志勤作了注释，“王兄，当今中国，不缺经理，不缺官员，不缺技术，不缺金钱，缺的是文化。你所说的，正是文化。你不写出来，岂不是一大憾事?”
陈志勤上劲了，步步紧逼：“富人、官人，中国伸手一大把，曹雪芹只有一个，罗贯中只有一个，施耐庵只有一个，吴承恩只有一个……”
我记不清陈志勤后来又说什么了，只记得我的头有点懵。
陈志勤许是也讲累了，回视我，“怎么不说话呀?”
“我……”
“王兄，你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你以后再写。多久为以后?十年。好，就算十年。依王兄之才，若是再混十年，或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你富且贵，不想写了。二是你想写，不能写了!”
“哦?”
“王兄，明日福祸，谁能预料啊?若是你因富且贵而不能写，于世人是遗憾。若是王兄想写而不能写，于王兄岂不更是遗憾?”
我惊愕了。
“不过，”陈志勤话锋一转，“老婆娃子也是要养的。你看这样妥否?我们签个协议，你停下手中工作，动手写书，你的老婆孩子，我来养!”
“中!”我热血沸腾，脱口而出一句河南话。
翌日，一上班，陈志勤就远远地向我招手。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从抽屉里取出起草好的合同，要我签字画押。
我再一次懵了。茶杯上的闲聊，他也当真!
我签好字，画过押，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钱：“王兄，按照协议，我每月预付五千块，这是这个月的，你点下数!”
我没点数。这个台湾人，我服了。
我从软件园辞职。从这一日开始，我潜心于此书的创作。书名叫《皇天后土》，计划写一百万字，从1958年写到世纪末。
这是我第一次写长篇，踌躇满志。
奋战十五个月，完成七十万字。由于全球软件业去泡沫化加速，陈先生所在的公司破产，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我只好放下正在写的书，再次投身商海，创办一家小公司养家糊口。
真是万幸啊我!那样一部书，若是真的写完，真的出版，我就得双手掩面，寻个地缝钻进去!十年后的今天，每当读起当年那部书稿，我就会冒出一身冷汗。因为，摆在面前的，根本就不算东西!那时的我，在创作这个大木桶里，小得就如一粒芝麻。
此书未能如约完成并出版，是命运女神对我的特殊恩惠啊!
这位美女似乎总是对我有所偏爱。此后不久，她再次施惠于我。正是得力于这次惠泽，我从一粒小小的芝麻蜕变为一颗体积膨胀多倍的豌豆，在木桶里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升，由一个四处觅食吃的译者成就为专靠稿费吃饭的作者，由王月瑞成就为寒川子。
更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也由《皇天后土》变为《四棵杨》。
这次施惠发生于2003年。
机缘巧合，我在上海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雍正王朝》制片人苏斌先生。苏斌同时还是国内的知名出版人，我是他的其中一个译书者。
苏斌极善言谈，折服了所有食客，他谈得最多的是电视剧，尤其对剧本创作大叹苦经。我只有洗耳恭听的资格。
也是无意间，苏斌提到他想将战国纵横家，尤其是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和他的对手、有三寸不烂之舌的张仪，搬上电视，而且一直在物色合适的编剧。有人趁机介绍我，我也不知此水深浅，
跃跃欲试。
苏斌当即答应，要我写一个大纲。
苏斌走了。我坐下来，不无兴奋地准备大纲。先看《史记》，后看《东周列国志》，然后是正史野史，不到一个月，感觉颇好，按键敲就一个大纲，发出后便虔心敬意地恭候佳音。
苏斌却是音讯全无。
候有一年，我急了，托友人询问此事，友人让我直接联系他。我拨通电话，从此走上一条欲罢不能的“不归路”。
苏斌仍旧未能寻到中意的编剧，见我当真，且在行动中，这才想起酒桌上的事，随即来到上海。我们说东扯西，一谈就是七至十小时。我们连谈六天，苏斌主意打定，掏出合约与我签署。当时定的名字叫《列国纵横》。
此后一年，我兴致勃勃地连写三稿，都被苏斌一锤锤敲死。每整出一稿，于我都要脱层皮。他每敲死一稿，于我都是当头棒。苏斌连打三棒，见我没死，也没吓跑，称赞我命大，经打。其实，我只能说自己脸皮厚。
说到脸皮有多厚，我只举一个例子。我的前三稿，每一稿都有苏斌认真的批改。这些批改我一直保留着。刚开始看，脸一直红。看到后来，脸就不红了。我知道原因无他，是脸皮增厚了。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苏斌的字，很用力，也规整，多是红色的。上面是几乎清一色的批语：“这不是戏”、“戏垮了”、“戏垮完了”、“唉”、“废话”、“没人物”、“结构，结构”、“怎么会这样”、“×”、“?”、“不对”、“逻辑”、“跑题了”……从头读到尾，看不到一句肯定的话。甚至―个字，一个符号。我仿佛看到，苏斌在看稿时，眉头一直拧着。结论总是一个：重来!
我急了，质问：“你说，该咋写?”
他的回答慢条斯理：“我要知道，还要你干啥?”
气死人没商量。只好重写。
重写就是推倒重来。第一稿是往东走，第二稿是往西走，第三稿是往南走，都走死了，第四稿，我只好往北。
往北不好走。我再次疯了般读书，研读苏斌的批改，一遍又一遍地感受他的大棒子。又是几个月，我灵感又来，精心构思出一稿，将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到了。我连读数遍，自鸣得意，感觉胸有成竹了。
苏斌不会玩电脑，我一如往常地将稿子打印出来，寄给他。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反应。我沉不住气，给他打电话。他在海南。听到是我，他沉默许久，前后说出五句话。
对于脸皮厚的我来说，这五句话并不足以击倒我。击倒我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以往说话，他是一棒子敲死的。这一次不同，每说一句，他都要停留许久，显然是在刻意折磨我。第一句是：“我读过了!”这是句题外话，说完他就顿住了。我没在意，心里虽急，仍在耐心地等待下文。候有一分多钟，话筒里传来第二句：“读得很仔细!”又是一句题外话，完全可以不说的。我更加焦急。我越急，他越不急，让我候的时间更长。好不容易熬到第三句，开始扯到正题上：
“问题很多!”我心里一揪，因为这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结果。我的心还没揪完，他又送来一句：“问题很大!”我拿听筒的手都在颤抖，不敢再听下去。然而，不听不中。最后一句一如既往，一棒子打死：“还真的不行!”
我傻了。
此后几年，这几句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边，我也彻底领教了苏斌的语言艺术。古人说舌头能杀人，我信了。
看来，往北走也不中。我感到绝望，因为我感到真的无路可走了。我正要当逃兵，苏斌却揪住不放，放下电话后不到两天，他就飞到上海，我们一谈又是三天。
这三天，苏斌让我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并让我知道，四投无路时，还可以上天。还可以入地。
于是，我寻思上天入地。苏斌也沉不住气了，将我揪到北京，租下房子，请来各路高僧大仙、影视界诸导(编导、演导)醍醐灌顶，灌得我一天到晚晕乎乎的。苏斌也顺势跟进一大堆词汇，什么“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什么“铺、推、顶、翻”，一遍又一遍，整得我的耳朵里总是响，求问医生，说是蝉鸣，起因于肾亏。往往是一集不及写完，他就急不可待地追上看，一段一段地批改，一棒一棒地敲死。
在这段时间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六个月写六集，每一个字都是难产，都是硬挤出来的。
我僵了。
我开始感到无助，也真的不再自信。接踵而至的打击是二月河和金庸。
二月河一直是我的偏爱，尤其是他的《雍正皇帝》，我看过好多遍。然而，此前阅读，我总是不以为然，充其量将其视作一部好看的历史小说。这当儿，在我生不如死时，再次捧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每读完一页，我所剩无多的自信就会减去一分。我终于明白二月河的讲故事能力了，觉得他简直就是一颗大核桃。在他面前，我这粒小芝麻只能仰视，不可超越。
让我的自信心彻底垮塌的则是金庸。鬼使神差的，这当儿我重温了《射雕英雄传》，再一次走进故事的结构、人物和境界中。这一次，我感受到的是真正的震撼：我这粒芝麻实在太小了，小得没有力量去承受战国。
2007年元旦这日，我逃了。从北京一路逃同上海，逃进我的小阁楼里。这一次，苏斌没有揪我。显然，长达四年的拉锯战，他也耗瘫了。
回到上海，我闭门数日，开始反思。反思数日，与生俱来且一直坚守在我骨髓深处的那股不服输的傲气升腾上来。这是背负几千年文化沉疴的河南人的自傲，这是经由四棵大杨树中间那口老井水浸润出来的四棵杨人的自傲。
我不能承认失败!
我开始阅读一本书，苏斌送给我的，叫《故事》，是好莱坞的老电影人为未来的小电影人编的教材。
读完此书，我豁然开朗。我几乎是突然明白了什么才叫故事，也突然明白了此前我编出来的，根本就不是故事!
我还悟出一个更大的事实：我的失败在于急于求成，因为我一心想吃的只是最后一只包子，而在吃这只包子之前，我必须吃掉排在它前面的所有包子。
我如梦初醒，再次扎入战国，扎人浩如瀚海的诸子作品里，扎入《易》、《黄帝内经》等先秦典籍里，并改变途径，放弃剧本，全力创作小说。我在二月河、金庸这两个大核桃中间寻到了一条缝隙，左右腾挪，终于使我这粒小芝麻扎下根来。
这一次，走对路了。如有神助，仅仅六个月，一部长达八十多万字的小说，《战国纵横》第一部《四子归山》脱稿。又过八个月，同样厚度的第二部《飞龙在天》完成初稿。回头再读二月河，再看金庸，觉得他们于我突然之间不再遥远，不再可望而不可及。
回首再看前面的四稿和硬挤出来的第五稿，恍若儿戏。
几年前出版人黄明雨出版一部书，送我一本，叫《感谢折磨你的人》。书中内容姑且不谈，单是这名字，着实让我慨叹万千。是的，没有苏斌苦口婆心的提拔和近乎残酷的折磨，我将永远不知道如何去吃最后这只包子。
前面写出这么一堆，无非是为下面的文字做个铺垫。
就在我全力以赴驰骋于二千多年前时，生活向我开了个玩笑，迫使我再次改变路向。也正是这一改变，催生了后来这部令我嗟叹再三的长篇小说《四棵杨》。
《战国纵横》第二部完稿后，心情糟透了。极度的郁闷使我的浩然罡气丧失，再无精神走入英雄气充溢的战国时代。
我想寻个地方疗伤。几乎没有多想，我打起行囊，回到了河南南阳，回到了镇平县，回到了养育我多年又被我无情抛弃的古老村庄。
我的家没了。大杨树没了。老水井没了。白龙庙没了。家兴没了。老青龙没了。老烟薰没了。三疯子没了。道爷老周没了。荣国没了。乔娃也没了……让我魂萦梦牵的古老村落被一堆又一堆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覆盖，物非人亦非，我全然认不出来了。
离开村子时，我静静地站在小时候经常下去戏水而今已不再流淌的黄土河的河坡上，回首凝视这个我曾经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古老村落，耳边响起一首歌：“……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
我哭了。
我的心充满了惆怅，因为养育我的这个村庄，再也听不到过去的歌谣。
就在此时，我骨子里的那股不服输的气再次冲腾。是的，我不能让过去的一切丧失。我要留住他们，我要让没去的人再活过来，我要让四棵大杨树再活过来，永远活下去。
我义无反顾地北上京城，在韩家川的军营里住下，听着我熟悉的军号声，打开了十年前由陈志勤先生催生的那部旧书稿，庄严地为它改了个响亮的名字――《四棵杨》。
我清楚地意识到，此《四棵杨》，非彼四棵杨。
历经十年，它们又长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