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质量的影响: 冲突解决模式的调节作用

摘 要 采用分层整群取样对319名恋爱中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恋爱冲突总体水平较低，关系质量较高，冲突解决模式较积极；恋爱冲突、相互回避和要求-回避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均呈显著负相关，建设性沟通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建设性沟通模式在恋爱冲突影响恋爱关系质量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因此， 降低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提升恋人间的建设性沟通水平。

关键词 大学生；恋爱冲突；冲突解决模式；恋爱关系质量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7.03.005

1 问题提出

沙利文的心理发展理论认为，因感受到异性间强烈的吸引，青春期的个体有可能会对某一异性产生喜欢与爱慕的情感，并渴望与之建立恋爱关系（贾晓明， 2003）。实际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大学生恋爱现象非常普遍，比例从30%～53%不等，甚至可达63% （何影， 2010）。对大学生来讲，恋爱关系有其重要的心理意义，诸如自我价值感的确立，归属感和亲密感需求的满足等（Meier & Allen， 2009）。

然而，由于性别、个性、家庭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恋爱关系中的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国内一份调查表明，恋爱问题占本科生心理咨询案例总数的12.9%，排名第三（冯蓉， 马喜亭， 2015）。本科生常困惑的问题集中为恋爱过程中的患得患失，这说明拥有了恋爱关系不等于就真正拥有了亲密关系给人带来的幸福与满足；而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恋人对恋爱关系的未来走向都是不确定的，这可能与大学生恋爱冲突频繁，同时又不知道如何有效解决冲突有关。既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指导大学生如何应对冲突，在面对冲突时选择积极的解决模式是大学生恋爱咨询中的必然选择。

有关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的影响，已有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研究者发现恋人之间的冲突与恋爱关系的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Campbell， Simpson， Boldry， & Kashy， 2005），并且冲突会一直影响恋人之间的关系，激烈的争论甚至可能会导致恋人倾向于否定彼此的恋爱关系（Fincham， 2007）。也有研究者认为，冲突本身并不足以影响亲密关系的质量，其解决方式才是关键因素，这一点在夫妻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当夫妻面临冲突时，他们的冲突解决模式可以显著的预测婚姻满意度，甚至可以预测几年后夫妻关系的变化（Bradbury & Karney， 1993），并且夫妻双方的建设性沟通模式对婚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力最强（琚晓燕， 方晓义， 戴丽琼， 2012）。那么，在恋爱关系中，冲突和冲突解决模式到底哪个因素对恋爱关系质量的影响更大？而这两个因素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共同对恋爱关系质量产生影响？这是本研究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内探讨大学生恋爱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是从人格等个人因素（张田， 傅宏， 2013）和亲子依恋等家庭因素（刘文， 毛晶晶， 俞睿玮， 李凤杰， 2014）的角度进行，很少从恋人间互动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恋爱冲突方面的研究则更多在关注恋爱暴力这个极端现象（奥登， 周虹， 白文兴， 2014； 何影， 张亚林， 王纯， 李丽， 张迎黎， 2012），对于日常恋爱冲突的研究还比较少。国外研究者指出，恋爱关系中的冲突及解决模式可能会延续到将来的婚姻关系中（O’Leary， Barling， Arias， & Rosenbaum， 1989； Gottman， & Levenson， 2000）。国内研究者也指出，大学阶段的恋爱经历是个体获得后期婚姻幸福的保证（孙时进， 李淑梅， 2010）。由此可见，对于大学生恋爱冲突和冲突解决模式的现状特点，以及这两个因素对大学生恋爱关系的影响机制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

本研究以恋爱中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分层整群取样的方法，从北京市四所不同类型大学（综合类、工科类、文科类、医科类）选取1052名本科生作为研究被试。根据被试对于题目“是否正在恋爱中”的自我报告，最终筛选出正在恋爱中的有效被试323名（其中，综合类高校有效被试87名，工科类高校有效被试84名，文科类高校有效被试108名，医科类高校有效被试44名），剔除回答不完整和不认真作答的问卷后，剩下有效问卷 319份，有效率为98.76%。具体被试信息详见表1。

2.2 研究工具

（1） 恋爱冲突的测量选用由苏彦捷和高鹏（2005）编制的“亲密关系冲突问卷”。共包含10个题目，采用7点评分，从“意见总是一致（1）”到“意见总是不一致（7）”，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在恋爱关系中体会到的冲突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

（2）恋爱冲突解决模式的测量选用由Heavey， Larson， Zumtobel和Christensen（1996）修订的“沟通模式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共包含16项目，分成“建设性沟通”（指双方在遇到冲突时均能以积极的方式面对问题，进行协商并努力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要求-回避”（指遇到冲突时，被试/恋人积极地寻找协商和解决的可能，而恋人/被试则采取回避的方式）、“相互回避性沟通”（指双方在遇到冲突时均用回避的方式应对）三个分量表。采用9点计分，从“最不可能（1）”到“最有可能（9）”。得分越高，表明恋人之间采用某种冲突解决模式的频率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3）恋爱关系质量由两个指标构成，包括恋爱关系满意度和恋爱关系承诺度。其中，恋爱关系满意度采用《简版亲密关系满意度问卷》，该问卷由Patrick， Knee， Canevello和Lonsbary（2007）修订，共6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从“完全不赞同（1）”到“完全赞同（7）”，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当前恋爱关系的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恋爱关系承诺度采用《亲密关系承诺度问卷》，该问卷由Rusbult， Verette， Whitney， Slovik和Lipkus（1990）编制，邱莎莎（2010）修订，共5个题项，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对恋爱关系的承诺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2.3 研究流程

首先，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问卷施测，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和被试学校的老师同时担任主试。施测过程采用统一指导语且匿名作答的方式，在自习课或主试任课老师的课堂上完成，测试时长30分钟，测试结束后当场回收问卷。之后，使用SPSS21.0将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 。

3 研究结果

3.1 大学生恋爱冲突和冲突解决模式的现状特点

对大学生恋爱冲突总分、冲突解决模式各维度以及亲密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度总分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建设性沟通冲突解决模式、亲密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度得分均高于各量表的中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建设性沟通=6.16， M满意度=5.65， M承诺度=5.90）；大学生恋爱冲突、相互回避和要求-回避冲突解决模式的得分均低于各量表的中值，处于中等偏下水平（M恋爱冲突=2.74， M相互回避=3.34， M要求-回避=3.07）。其中，性别差异明显，具体而言，男生感知到的冲突明显高于女生（M男-女=0.38， p

在恋爱冲突解决模式方面，以三种模式得分为被试内因子，以性别为被试间因子，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首先，大学生恋爱冲突解决模式主效应显著（F（2，318）=304.69， p

Contrast检验显示，大学生建设性沟通模式得分显著高于要求-回避模式得分和相互回避模式得分

（F（2，318）=18.33， p

3.2 大学生恋爱冲突、冲突解决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恋爱冲突、冲突解决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结果表明，恋爱冲突与恋爱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度均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恋爱关系中的冲突越多，关系质量越差；同时，恋爱冲突解决模式中的建设性沟通模式与恋爱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度均呈显著正相关，相互回避模式和要求-回避模式与恋爱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度均呈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恋爱中积极的冲突解决模式使用越频繁，恋爱关系质量越高；消极的冲突解决模式使用越频繁，则恋爱关系质量越低。此外，恋爱冲突与冲突解决模式中的建设性沟通模式呈显著负相关，与相互回避模式和要求-回避模式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在恋爱关系中，大学生体会到的冲突越多，他们越倾向于选择消极的冲突解决模式。

3.3 恋爱冲突、冲突解决模式对恋爱关系质量的预测作用

3.3.1 对恋爱关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首先，把性别放入第一层；接着，把中心化后的自变量（恋爱冲突、建设性沟通、相互回避和要求-回避）放入第二层；最后把中心化后的自变量之积（恋爱冲突×建设性沟通， 恋爱冲突×相互回避， 恋爱冲突×要求-回避）放入第三层。

从表5可见，在控制性别变量后，恋爱冲突、建设性沟通、恋爱冲突×建设性沟通进入了回归方程。具体而言，恋爱冲突对关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建设性沟通的冲突解决模式对关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时，建设性沟通与恋爱冲突的交互作用显著。

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进一步分析建设性沟通解决模式在恋爱冲突与恋爱关系满意度中的调节作用。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的方法将调节变量（建设性沟通解决模式）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控制协变量的条件下，分别考察两组被试的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用在低相互沟通组（β=-0.57， t=-8.02， p

亲密关系满意度影响中的调节效应

3.3.2 对恋爱关系承诺度的回归分析

采用同样的方法考察恋爱冲突和冲突解决模式对恋爱关系承诺度的回归模型。从表6可以看出，在控制性别变量后，恋爱冲突、建设性沟通、相互回避、恋爱冲突×建设性沟通进入了回归方程。具体而言，恋爱冲突对关系承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建设性沟通的冲突解决模式对关系承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相互回避的冲突解决模式对关系承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时，建设性沟通与恋爱冲突的交互作用显著。

以同样的方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协变量的条件下，分别考察两组被试的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承诺度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承诺度的负向预测作用在低相互沟通组（β=-0.52， t=-7.13， p

4 讨论

4.1 大学生恋爱现状

从均值结果可知，大学生总体恋爱关系比较和谐，即使在遇到冲突时，也会更倾向于以积极的方式面对问题，通过沟通和协商努力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这一结果提醒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大学生的恋爱冲突行为，而不能随意将问题严重化和扩大化。

另外，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几乎所有变量中（要求-回避沟通模式除外）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而言，男生感知到的恋爱冲突明显高于女生，并且男生报告了更多相互回避的冲突解决模式和更少建设性沟通的冲突解决模式；男生对恋爱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度也都显著低于女生。对于解决冲突的模式，男生的回避倾向更明显，这一结果跟以往研究结果类似。以夫妻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在解决夫妻冲突方面，丈夫比妻子更多地采用回避的方式（Baucom， Atkins， Eldridge， McFarland， Sevier， & Christensen， 2011）。关于宿舍冲突解决方式的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采用回避方式解决冲突（邓林园， 刘丹， 伍明明， 方晓义， 2015）。这可能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标准有关：男性角色的标准通常为事业有成，不感情用事，情绪不外露，而女性角色的标准通常与人际关系、情感有关，喜欢聊天，爱发泄等（Hall， 1994）。

有研究指出，在婚姻关系中，虽然丈夫报告的回避性冲突解决方式明显多于妻子，但丈夫报告的婚姻质量，尤其是婚姻满意度要高于妻子（邓林园， 戴丽琼， 方晓义， 2014； 梁丽， 郭成， 2014），这与本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男生对恋爱关系的满意度和承诺度都显著低于女生。这可能与在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中的性别角色存在一定的转变有关：在恋爱关系中，更普遍的情况是男生主动追求女生，为了确立和维持恋爱关系，男生对女生更为包容，因此，在被追求和被包容的关系中，女生的满意度会更高，也更愿意将关系持续下去；当进入婚姻关系之后，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以及现代生活压力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在不轻易放弃事业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卷入家庭，在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与冲突的较量中，女性对婚姻的满意度可能会降低，而婚姻中的大部分男性只需要关注于事业即可。

在本研究中，男生感知到的恋爱冲突明显高于女生。这与以往针对友谊关系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女孩的友谊表现为具有更高水平的支持性（Colarossi， & Eccles， 2000； Jenkins， Goodness， & Buhrmester， 2002），而男孩的友谊有更高水平的冲突性（Updegraff， Helms， McHale， & Sales， 2004）。邓林园，刘丹， 伍明明和方晓义（2015）

的研究也发现，男生的宿舍关系也比女生表现出更高的冲突性。

4.2 恋爱冲突、冲突解决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的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恋爱冲突与恋爱关系质量的两个指标（满意度与承诺度）均呈显著负相关，说明恋爱关系中的冲突水平越高，关系质量越差；回归分析也支持这一结果，无论是否考虑冲突解决模式的调节作用，恋爱冲突均可以显著负向预测恋爱关系满意度与承诺度。

亲密关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所处的亲密关系质量的主观感受和判断（Rusbult， 1980）。根据社会学习和行为交换理论，关系满意度下降是关系中积极行为减少而消极行为增多的结果（刘漪蓉， 2012）。亲密关系中的冲突体现了个体之间的不相容性，常常涉及到消极的情感体验，因此，恋爱关系中冲突越多，个体对这段关系的满意度也就可能越低。这一点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Cramer（2003）的研究证实亲密关系中冲突的消极行为与关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

亲密关系承诺度是指个体保持亲密关系的愿望或意图（Rusbult， 1980）。Rusbult的投资模型认为满意度Q定了亲密关系中的“承诺”，当个体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幸福的时候，是愿意与现有的伴侣保持关系，也更容易对亲密关系做出承诺（刘洁， 2014）。在本研究中，亲密关系满意度和承诺度呈高度显著正相关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恋爱冲突在显著负向影响恋爱关系满意度的同时，也在显著地负向影响个体对这段关系的承诺度。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恋人冲突之后如果能进行良好的沟通会缓冲恋爱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交互作用分析的结果显示，随着恋人之间建设性沟通水平的提升，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明显减弱。这一结果与婚姻关系领域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无论是国外研究还是国内研究均发现：积极的沟通方式与婚姻满意度和稳定性有很高的相关；消极的沟通方式则与离婚率呈正相关，并能在很大程度上预测离婚率（Stanley， Markman， & Whitton， 2002； 曾红， 2012）。婚姻不幸的家庭比婚姻幸福的家庭呈现更多的消极沟通方式（Christensen & Shenk， 1991）。

4.3 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有待改进：（1）本研究样本均取自北京市，考虑到大都市的价值观念和极为丰富融合的文化底蕴，大学生对恋爱关系及恋爱冲突的认知可能与其它地区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因而，本研究的结果推广需谨慎；（2）有研究指出，冲突解决行为对婚姻关系满意度存在同伴效应，伴侣更多建设性的冲突解决行为可以使个体注意到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因而有利于进行深入的交流，获得更多的亲密感（刘泽文， 崔萌， 韩易静， 2014）。但是在本研究中，由于条件的限制，被试中的男性比较少，无法进行恋爱关系中同伴效应的检验。

5 结论

（1）大学生恋爱冲突总体水平较低，恋爱关系质量较高，冲突解决模式较积极，三者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2）恋爱冲突、相互回避和要求-回避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均呈显著负相关，建设性沟通模式与恋爱关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3）建设性沟通模式在恋爱冲突影响恋爱关系质量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随着恋人之间建设性沟通水平的提升，恋爱冲突对恋爱关系质量的消极影响明显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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