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财金对策

今天中国通胀压力高企不落的原因，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或银行贷款冲动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而是内外错综复杂的货币环境和价格形成机制造成的后果。所以，靠我国央行简单的货币紧缩政策来抗衡目前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效果将会十分有限。

不可否认，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外向型出口和外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汇率稳定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的保驾护航下，中国货币增速加快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来自于外汇占款。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的增长势头和外商来华投资的能力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政府主动推进的进口战略和汇率升值的步伐以及工业原材料进口价格的大幅上涨等因素，我们的外汇占款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的压力，随着由此带来的对外顺差的减少而得到大大缓解。显然，目前紧缩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在控制外汇占款增加所造成通胀压力。

交给市场

鉴于造成中国通胀压力高企不落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货币紧缩政策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目前唯一要做的应该是怎样在生产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疏导产业资本回到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上！这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或抗衡这种成本(非需求)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问题。否则，一味地去强化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对解决这类通胀问题可能效果就会适得其反。讲到底，这本是一个解决货币配置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即使货币存在超发，但是在目前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面前，通过提高货币配置的效率来缓解货币超发的冲击会显得更加有效。

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对称的货币政策手段相对而言会比“一刀切”的宏观调控会更好些，但是，这就牵涉到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与企业相比孰强孰弱的问题。考虑到近来官员现象的严重特征，我们认为把配置的问题交给市场，而政府应该做好为市场服务和针对市场配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超发”现象实施有效的监管，这才是政企之间增强市场活力的一种最好的分工形式。为此，我们提出以下“两选一”的政策建议：

1降低企业税负和增加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扶持，以此提高企业实业投资所需要的盈利空间。同时，目前保持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对抗衡成本型通胀问题可能利大于弊。因为让产业资本回到实业舞台上的举措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寄希望于企业去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他们盈利的能力！尤其是金融危机的阴霾还没有散尽，内需的形成还需要我们解决好疏通民富的良性循环机制、社会福利改善、消费者利益保护、企业产品的质量提高等问题的时候，更不是能靠简单地加工资、转移利补贴等手段就能带动内需的增长。

所以，配合现在政府对市场价格机制扭曲问题的整顿，财政部和税务局应该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应该继续鼓励民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实业，这些可能都是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如果一味地去继续不断加息和升值，而且，默认成本的上升会“倒逼”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幼稚想法，都有可能会催生更多的“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从而使这些事前看上去“出发点很好”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都会不尽如意，甚至效果适得其反。

2在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体系配置大量产业资本重会实体经济舞台的作用。因为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使得没有提高盈利能力的企业退出实体经济的舞台，这时他们手中大量的产业资本为寻求资本运作的高收益而涌向社会，如果此时没有一批从事创投业务的、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机构存在，那么，流动性泛滥的问题、甚至都不会在日益监管强化的正规的银行业内和股市或楼市的渠道中出现，而是以千姿百态的“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盐”死你这类事前无法有效监管的灰色投机渠道中频繁现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资源配置功能，去吸收今天大量存在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产业资本，然后配置到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上，已经变得日益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一堵一疏”

当然，配合上述“两选一”的政策建议，我们还非常希望政府尽快建立“一堵一疏”的财税体系，鼓励民营资本尽快进入到扶持有为的年轻人和人才精英的创业活动所蓬勃发展起来的天使基金(慈善基金)的行列中。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遗产税”的设立来“堵”住财富世代传承的行为，避免由此可能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另一方面，通过确立产业和技术创新项目可减免税收和其他有效的激励机制，来鼓励民营资本克服自己知识的瓶颈和成本上升的压力去扶持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创新研发活动，而不是消极的去寻找资金的致富之道。只有这样，不仅能使得走向金融资本、催生泡沫的投机风险大大缓解，而且，高端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形成会让更多去海外消费高收入阶层留在本国消费，带动我们国内产业的发展，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增长，而由这种“民富”的良性循环机制所带来的中国内需主导的增长方式才会变得越来越可持续。否则，高端收入群体因为国内缺乏能让自己称心如意的品牌产品和安全的消费环境，而不得不选择在国外消费、在国内财富管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虽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但是，因为他们掌握着中国巨大的财富，所以在国内所到之处都会形成那里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也会感到越来越大）。

而此时如果简单地通过“高收入高税收”的措施来遏制他们金融投资的冲动，同时以此去扶持中低收入群体抗衡通胀的能力，那么，不仅有可能会滋生社会总体“不劳而获”的思想（对于那些靠、坑蒙拐骗手段谋取暴利的不法分子，对他们仅仅赋予重税的惩罚是远远不够的！），从而大大损害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因为高端收入群体避税的手段五花八门――或将大量的产业资本游离于国家正规的产业和金融体系之外去寻找生财之道，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大量产业资本外逃的危险局面！无论哪一种结局都会使得我们宏观调控政策的难度不断加大。

多给企业减税而不是加息，则是抗衡成本型通胀、保持经济活力的有效方法！只有企业兴旺，民富才有依靠！而靠财政透支或增税来改善民生，不仅会使更多“产业资本”因商业利润被挤出而转向“金融资本”，从而造成在“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流动性进一步泛滥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建立在“多劳多得”基础上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