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天朝”的最后崩溃

天朝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就已形成自己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中，“天下”以中国为中心，“中心”是文明的，而“边缘”则是野蛮的，并且离中心愈远，愈为野蛮。中心的“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具有伦理道德；周围的“夷狄”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在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指导下，在处理和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是“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和属国。

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后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到明代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藩属国”要派贡使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承认其地位。在明代，官方记载的朝贡国超过100个，其中关系密切、定期朝贡的国家有几十个。例如，规定朝鲜一年三贡，由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入贡；琉球二年一贡，由福建闽县入贡；安南三年一贡，由广西凭祥入贡；日本十年一贡，由浙江宁波府入贡……

1644年满清入关、定鼎中原，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在乾隆、嘉庆两朝编制的《会典》中，包括葡萄牙、意大利、英国在内的“西洋”，也被列为朝贡国家。这些“西洋”国家其实并未向中国进贡，它们根本就不认同、甚至一心要颠覆这个东方的世界秩序，即使尊顺朝贡规定，也只是个幌子。但在“天朝”的认识中，它们不过就是另一些番邦小国，与他国并无不同。这正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对世界的看法。

其实，就在满清入关的几乎同时，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已于欧洲形成。从1618年至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一场残酷的“三十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10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各国普遍建立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的框架下，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随着欧洲的全球性扩张，国家的概念也被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弱肉强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原则又一直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因此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正式形成。此前，对欧洲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些思想解放运动早已发生，“地理大发现”脚步已遍及全球，欧洲已经开始其全球性扩张，而工业革命也即将从英国开始……这些，都预示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国际体系，迟早会与东方传统的“华夷秩序”发生冲突。

崩溃是一点点开始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天朝”和“天朝体系”开始了缓慢崩溃的过程。清政府当然心有不甘，一直在痛苦地抵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

过去，由于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交涉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和接待藩属朝贡的权责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且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被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合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清政府通过此举仍能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也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争又以中国惨败告终，在1858年6月中国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列强取得公使驻京的权利，清政府又不得不增加了许多沿海沿江开放口岸，长江以南由原来的五口增设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清政府于是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仍反映清政府不愿承认与狄夷有政治关系。

由于与北京近在咫尺，加之清廷仍是尽可能将对外交涉活动局限于地方，所以北洋通商大臣在天津设立之初实际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一些外交谈判的签约地都是天津而不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有些国家的代表到了北京，清政府仍坚持要他们到天津。各国外交人员只能在中国的“地方”、并主要是与“地方官”打交道，明显不合国际惯例，引起各国强烈不满，一再要求进京。但清政府为传统观念所囿，一直坚持与各国的交涉只能在国门天津而不能在国都北京进行。若想进京交涉，必须先在天津等候，由北洋大臣先向总理衙门呈报，获得批准后方可进京。

对外交涉由南、北洋大臣负责，核心之处是“列强”也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尽量维护“天朝上国”传统的“天朝”体制。

清廷最反对的还是破坏“天朝”体制的外国公使进京。为避免外国公使到北京换约，清政府提出在上海换约。但是，西方列强坚持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公使必须在北京换约。因此，双方冲突不断，列强最终决定用武力达到目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下旬，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终于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

由于俄国与中国早有来往，以前一直由“礼部”、“理藩院”分管俄国事务，但1858的中俄《天津条约》在俄国要求下，规定今后俄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不再由礼部、理藩院掌管，而由俄方与清军机大臣或特派大学士往来照会。俄国的这种改变使其他列强也提出类似要求。这样，清廷不能不建立一个中央级的专门对外机构。

负责与列强谈判的恭亲王奕?，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格局有较深了解。他在1861年1月上奏，提出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咸丰皇帝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咸丰有意加上“通商”二字，事实上坚持天朝与外夷间只能是洋人来华的通商关系。在奕?坚持下，咸丰皇帝最终同意去掉“通商”二字。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向现代体系又跨近一步。

按照奕?原来的设想，总理衙门应是一个权力较大的部门，各省督抚、通商大臣、钦差大臣等有关外国的报折应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直报总理衙门，但被咸丰皇帝否决。咸丰皇帝要求各地督抚仍只对皇帝负责，有关事件各地可同时咨行礼部，再由礼部转咨总理衙门。这一方面表明咸丰帝有意限制总理衙门，不令其与各省直接发生关系，以防皇帝大权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表明咸丰帝仍想尽可能保留传统理藩旧制的某些因素，不愿完全走向现代体系。

尽管一切因陋就简，总理衙门的成立毕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1901年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但这种体制的“接轨”并非易事，在成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保存了旧体制，在一段时间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总理衙门虽为全国最高洋务机关，但在体制上与南北洋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基本上是平行的，可给后者以建议，但不能命令、指挥，而且建议和指示与都要奏报皇帝批准。新旧体制并存，“外交”政出多门，是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决策机制的重大缺欠。

一个缺口被打开，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既有外国驻华使节，那么，他们觐见皇帝之礼迟早会被提出来。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驻华使节晋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下跪行礼，显示中国仍是“天朝上国”。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递交国书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这一次，各国使节采取公使团联衔照会总理衙门的方法，提出同治皇帝亲政之时，如果他们不代表本国亲见皇帝、递交国书，就是失职。而且，按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如该国元首不予接见并接受国书，显系不友好的表示。他们还专门提到《万国公法》：“兹在泰西各国，向为例准，应有优待之处。觐见之礼，最为崇巨，准否施行，有汉译之《万国公法》一书可稽。”《万国公法》是一本翻译著作，由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译自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著作《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同治三年（1864年）由京师同文馆刊行。此书出版，在使清政府对当时的“国际法”有最基本了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们要求清政府接受“万国公法”，亦即迫使清政府屈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

对此要求，清政府反复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中外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总理外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陈了列强的强硬态度，同时一再说明自己据理力争：“告以惟拜跪之礼最关中国国体，首先议定。此外始可从容拟议。”“反复辩诘，几于舌敝唇焦。”不过，通观他的奏折，他的基本态度其实是知道此事只能按国际惯例办，委婉主张朝廷通融折衷。所以，他对列强照会提出的行鞠躬之礼做出了颇有意思的解释：“所谓鞠躬，即彼国俯首立地而叩之礼。”而且，国际惯例是三鞠躬，总理衙门要求五鞠躬作为妥协。

由于事关重大，在这四个月之中，清政府各路官员也纷纷发表意见，激烈争论。综合内外各情考虑之后，清政府终于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并行西洋鞠躬礼，而列强驻华使臣也同意“五鞠躬”而不是国际惯例的“三鞠躬”。但是，此时中国对传统的进贡国日本仍有“天朝上国”心态，奕?事先会见日本使臣时曾提出，日本使臣见中国皇帝时仍应按惯例行中国的跪拜之礼。结果，被日本使臣厉声拒绝。

1873年6月29日，日、俄、美、英、法、荷等国使节在紫光阁顺序觐见同治皇帝，未行跪礼，总共约半个小时。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使臣只行了三揖之礼，其他使节则行五鞠躬之礼。虽只短短半小时，但这见天子不下跪的半小时却是划时代的时刻，是“天朝”崩溃的重要标志。

“藩属”的脱离，是天朝体系崩溃另一个重要方面。早在鸦片战争前，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展，东南亚渐渐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向“天朝”进贡的国家越来越少。终于，鸦片战争后，原本与中国密切的进贡国也渐渐停贡。1853年，南掌（今老挝）因太平天国阻碍贡道，由此停止进贡；1869年，暹罗（今泰国）正式停止进贡；1875年后，已被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再未向中国进贡；1879年，琉球被日本正式吞并；1884年法国迫使越南与之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越南丧失殆尽，而且规定越南与中国脱离宗藩关系，1885年法国又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正式放弃了对越的宗主国地位。这样，1885年后惟一实质性的“进贡国”只剩朝鲜。

“天朝”的最后崩溃

允许外国在中国建立使馆，突破了天朝体制。允许外国使节晋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突破了天朝礼仪。除朝鲜外，全部“藩属”都已脱离。因此，天朝的体制、礼仪已经被破坏，藩属只剩朝鲜，成为天朝惟一一块基石。

但是，这惟一的基石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日本明治维新后立即出现“征韩论”，吞并朝鲜成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署《江华条约》，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通商，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日本人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这是近代朝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朝鲜仍奉中国为宗主国，按期遣使向中国朝贡，对带有“皇”、“敕”等字样的日本国书拒不接受。

清政府意识到朝鲜的地位已经危险，在“以夷制夷”政策主导下，催促甚至直接参与了朝鲜先后与美、英、德、俄、法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企图在朝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上写明朝鲜为中国属国，以确保列强承认自身的宗主国地位。但清政府这种努力并未成功，只是由朝鲜政府在签约后单方面发表明确中朝宗藩关系的照会，意义委实有限。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日本先后积极介入。事后，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仁川条约》，进一步对日本开放，日本在朝鲜享有更多特权，重要的一点是允许日本使馆驻兵。

《仁川条约》签订后，日本侵朝野心已昭然若揭，朝鲜危机进一步加深。如何制定朝鲜政策，清政府内部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张謇、袁世凯等人为代表，主张东征日本，为朝毁约，然后将朝鲜废藩置省，直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设立监国，派人直接管理朝鲜内政外交。第二种意见是朝鲜独立，各国共保。具体说就是让朝鲜“自主”，与中国脱离传统的“宗藩关系”。第三种意见是保持传统宗藩关系，加强对朝鲜的干预、控制。经过反复讨论权衡，清政府最后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

1887年，在列强压力下，朝鲜政府决定向日、美、英、德、俄、意、法派遣驻外使节。清政府表示反对，迫使朝鲜向管理藩属的礼部呈递咨文，先征得清政府同意。随后，李鸿章亲自拟定了朝鲜驻外使节体制的《应行三端》，主要内容是：一，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中国公使协同赴所驻国外交部。第二，遇有外交宴会，应随中国公使之后。第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应先密商中国公使核示。此皆“属邦”分内应行体制，与各国无关，各国不能过问。不久，清政府迫使朝鲜政府将不遵守《应行三端》的驻美公使召回免职。清政府通过加强对朝鲜驻外公使的控制权，企图迫令列强各国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

今天看来，清政府要朝鲜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但又要求朝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上写明朝鲜为中国属国，清政府为朝鲜制定《应行三端》，都是荒谬之举。但历史地看，这恰是天朝体系被动地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过渡的反映。

1894年，日本终于利用朝鲜问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第一款就确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天朝体系最终崩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