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故居生死劫

时间:2022-10-05 05:35:46

对于身处快速发展通道的古城北京而言,名人故居不得不面对“生死”抉择:拆还是不拆,这显然已经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问题了。

6月26日,位于北京西城区八道湾11号的鲁迅与周作人故居险被拆迁。随后,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破坏,在有关部门叫停前,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只有正房、倒座房尚存。同时,仅一墙之隔的12号院、哲学家金岳霖的故居也险遭破坏。

一时间,名人故居的“生”与“死”成了舆论高压“聚焦”下的热点话题……

1949年3月,梁思成编制完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为作战参考,其中列出的第一项文物,就是“北平城全部”。梁思成的一生,为保护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今,这位泰斗级的古建筑学家和其夫人林徽因的故居“北总布胡同24号院”,也面临被拆的危险,由此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一场京城罕见的笔墨战

7月初,新华社记者王军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北总布胡同正在拆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也在其中。他抽空跑去看了一下,不由惊讶:都拆成那样了!

在院子的一角墙壁,拆迁的通告至今仍然可见:“北京市富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年9月30日,依法取得了京建东拆许字[2007]第51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在北总布胡同、前赵家楼胡同、先晓胡同及弘通巷部分门牌进行弘通科研大楼项目建设,并实施拆迁工作。”

该项目位于东城区建国门附近,是二环内极为稀缺的地块。在北京市发改委的网站上,该项目房地产开工计划时间为2006年,建筑高度70米,共23层,定位为公寓及商业办公项目。

“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事实”。7月11日、12日、16日,王军一口气连发表三篇文章,呼吁“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文中称“这处中国建筑史的摇篮,就要被荡为平地了”!这些文章,同时发表在《新京报》及其博客中。

相关部门反应迅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立即叫停了拆迁工作。各地媒体也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个院落的命运,同时,网络民意也呈现“一边倒”,支持对故居的保护。

7月21日,异议出现。《北京晚报》突然发表针锋相对的文章,其中引用专家的观点,率先挑起争议:拿名人故居当噱头,对保护古都文化没有积极作用。

在报道中表态的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称,“梁林故居里曾经盖起过一座红砖楼,显然已不是当年的样子……我们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应受到文物法保护。”“所谓‘故居’如今多已沦为大杂院,破败拥挤,上厕所要走出200米,我们保护的是这座城市,而非简单的一两座房子。”

一位未具名的“资深文物工作者”更在报道中称,“梁林故居只是一个噱头,拿名人说事儿的现在可不在少数。”

争议迅速升级。7月24日的《新京报》发表文章进行反击,称保护此院落有法可依。文末,作者王军还回忆几年前陪同一位外国艺术家探访这处故居的情景:看到故居院落保存不善,这位艺术家当场伤心落泪。

这个感性的结尾迅速成为《北京晚报》回击的口实。当天下午,该报发表的《外国人的眼泪能成为保护的依据吗?》一文,语含调侃:“连专业的文保机构和资深文物工作者的判断都敌不过外国人的几滴眼泪,这样的做法也实在是太不职业了。”文章署名为“未名”。

“搞文物的人出来这么说话,真的让我感到震惊。”王军说。

就某个公共议题进行如此短兵相接的争斗,在京城媒体中着实罕见。

截止7月27日前,在这场针尖对麦芒的论战中,北京市文物局的表态让人感觉更像一家拆迁公司,他们力图要证明的是:放弃保护,有理有据。

两家立场对立的文物局

引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梁林故居”,到底有何魔力,拨动着各方的敏感神经?

走在东二环内的北总布胡同中,转向东侧的一个小巷直行约10米,一座破败的门楼仅剩骨架,赫然在眼前出现。骨架下是一大堆拆除后的建筑垃圾,穿过它,院子中间兀然立着一座陈旧的三层小楼,楼前的一棵石榴树正枝繁叶茂,映照着周围的破败景象。

北总布胡同24号院,曾经见证了中国建筑研究史的一段辉煌。1930年,梁思成、林徽因租住了这个院落,住在这里将近7年。其间被称为“太太的客厅”的文化沙龙,名骚京城。也正在这个院子里,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系统调查研究。也是从这里出发,他和林徽因一起发现了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山西五台的佛光寺等。

“没有他们这段时间的工作,中国的古建筑研究要推迟20年。”王军说。

1988年,这座曾见证荣耀的院子经历了灾难性的劫难。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里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的现代楼房,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坐房的房门被砌死。传统旧院的景象,在工程中逐渐模糊。

“严格意义上来说,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从那时起就已不存在了。”24号院所属的大雅宝社区居委会主任李颖感叹地说。

从建筑价值看,经过那场改造的24号院保护价值并不大。由于房子残破,以及对名人、故居等概念厘定的模糊,北京市文物局称:该院落没有进入被保护的故居名录。

这种态度在业内也得到了一定的理解。梁思成学生、清华大学教授楼庆西表示,故居能保护下来是好事,毕竟记录了那段历史。“但北京名人那么多,故居也比较多,又涉及到北京的建设,问题比较复杂。凡是故居都保护,这个也难说。”

文保专家徐萍芳则对北京市文物局的境遇给予了同情。“这个故居没有定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局很难插手,因为它没法可依啊。”

但在保护者的眼里,这不仅仅是一座院子的战斗。

“没有列入名录,就可以合法地拆。这是谁的逻辑?这不是开发商的逻辑吗?现在反倒成了文物部门的逻辑。”王军认为,对待这种破坏严重的故居的态度应该是――“因其残破,才更加爱护它,而不是因其残破,就冷酷无情地抹掉它。”

让王军介怀的是,“如果文物部门早一点保护的话,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之前不作为,现在拆成这个样子了,就说没什么保护价值。这成了怪圈。”

著名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是梁思成的学生。他表示,从建筑上来说,北总布胡同24号院已经改造过了,原来的不完整了。“但作为名人故居,主要还不在这个建筑,而在人物。恢复起来又是四合院,又是名人,不是挺好的吗?”

让他真正感到悲哀的是,对于梁思成这样一位卓越的建筑学家,日本都准备为其立像,而在国内,却遭遇“是否名人不好界定”的说法。“日本近期正准备给梁思成立像。二战中,正是他的建议保护了奈良、京都的古建筑,当地人都称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罗哲文说,梁思成不仅是名人,更是世界名人。

从某种程度上讲,此次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引发的抗议,更多的是一种反思和致敬。

建国初年,梁思成提出保护旧城的方案被否决。“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梁思成曾向北京市一位官员直言,并哀叹:“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在很多人心里,梁思成已经成为守护北京旧城的象征,当被拆除的命运吊诡地落到他故居的院落,其悲剧感更让人无法释怀。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国家文物局7月27日的表态让“保护派”再次占据上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像梁思成、林徽因这样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原址保护。“要着重看故居的精神、文化、社会价值,而绝不能单纯考虑建筑质量和艺术价值。”

这次,站在北京市文物局对立面的,成了国家文物局。如此局面,让人稍感意外。

何为名人?何谓故居?

对名人故居保护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名人和名人故居的界定。

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表示,目前实施的法规政策中没有对名人故居的确切定义,文保单位的统计中不涉及该类,无法给出名人故居占文保单位的比例。

文物专家王世仁坦言,“连名人都无法界定,怎么去认定故居?”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古往今来多少有识之士在此居住,能否算名人谁说了算?有些名人在京租住地有七八处,哪处最有保护价值谁说了算?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现代化都市,如果跟名人沾边就保护,几乎每个院落都能说出点门道,那是不是意味着名城将永远“凝固”?

其实,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在北京市政协2006年对北京市名人故居的调查中找到可资借鉴的方法。

参加过那次调查的原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匡国良说:“由于目前对名人和名人故居的概念及认定标准尚无权威性的说法,我们调研中把‘名人’的范围初步界定为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某方面产生过较大影响、具有较高知名度、‘’结束前去世的各领域知名人士。”

北京市政协2006年曾对名人故居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四城区的名人故居约308处,被列入全国文保单位的有3处,市级文保单位的40处,区级文保单位的33处,43处被列为保护院落或普查登记文物项目,其余189处故居则未列入上述保护项目,其中近半数已被拆除。

那次调查的结果最后形成了一份“关于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呼吁及早保护名人故居。

这份建议案认为,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仍显薄弱。名人及名人故居缺乏认定标准,缺乏明确的具体主管部门,缺乏适用的管理办法;名人故居失修、拆除情况严重等。因此,有不少名人故居因保护不善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不加强重视和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和文化内涵将大打折扣。

建议案呼吁抓紧制订《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

从争议到契机

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建筑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保护问题。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将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二、邀请专家参与指导院落的保护方式、方法,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处理好建设与保护的关系,尽快落实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三、梁思成1946年到1954年的居所位于清华大学内(新林院8号),不仅见证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创建的历史、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起步,而且从这里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方案。北京市文物局将与规划、校方等共同研究,做好相关建筑的保护工作;四、要求各区县文委的普查队伍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继续深入调查,统筹做好四合院等传统建筑的调查保护工作,尤其是对列入建设区域的要采取保护措施。严格按照文物法和文物普查认定的相关标准做好相关建筑保护的同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同时欢迎社会各方对发现具有保护价值的文化遗产提供线索并共同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北京市文物局还表示,将继续坚持旧城整体保护的原则,对于旧城胡同四合院提出严格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划及修缮、改善、疏散的原则进行保护修缮。

北京市文物局的这一最终决定让一直为保护梁林故居而奔走的王军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永远不要只去抱怨。我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公众的参与,形成了一种机制性的东西,它能改变结果。”

或许正如王军所说,梁林故居引发的广泛争议,“也许将成为保护北京残留古城的新契机”。

(综合7月31日《南都周刊》和8月5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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