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 以国为怀

大寨是位于太行山深处的一个不大的村庄，曾经是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围绕着它，发生过许多对新中国的历史影响深远的事情。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沧桑，许多往事已被我们淡忘，但关于大寨的记忆却历久弥新。因为，那段如火如歌的经历曾经让我们激动，也曾让我们感伤。

组织起来的大寨人，一年又一年地奋战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重新安排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大寨曾以粮食的稳产高产著称于全国，但它的自然环境原本很差。山高沟深，大约800亩耕地挂在虎头山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被分割成4700多块，每块面积小得可怜，而且缺边少堰，缺肥缺水，历史上每亩耕地只能产几十公斤粮食。

为了改变家乡的贫苦面貌，解放后，大寨村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改造山川。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反复向村民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他鼓励大家：“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一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村民被他鼓动起来了。从1953年冬天开始，大寨人开始了工程浩大的修山造地，这一干就是10个冬季。

太行山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大寨人不惧冰雪，全村的男劳力全部上阵开石垒坝，妇女们做好了饭往工地上送。天冷路远，热气腾腾的饭挑到工地上，已经冻上一层冰。但村民们不在乎，还戏称其为“冰碴饭”。一个又一个冬天，每天天刚亮他们就出了村，星星眨眼才收工。天上飘着雪花，工地上却热火朝天，人人干得浑身淌汗。

把大寨人修山造地的过程说成是战天斗地，一点都没有夸张。在这项工程中，产生了许多英雄，发生了许多传奇故事。如老英雄贾进财劈山开石，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等等，这些故事后来曾无数次地感动过全国各地的人们。在从1953年冬到1962年春的10年时间里，他们总共治理了7条山沟，把原有的4700多块耕地连成了2900多块，把大部分山梁坡地围起了地埂、垒起了石堰，修成了水平梯田。在此基础上，他们又通过秸秆还田等多施农家肥的措施，增加耕地的腐殖质，改善土壤结构。改造后的耕地，活土层厚了，既松软，又能吸收水分，大大提高了蓄水保墒能力，人们称其为“海绵田”。

有了“海绵田”，大寨人就有了长期获得农业丰产的基本保障。

“四不专种”、“三不空”，年年摸索、试验“新套套”

要夺取粮食的稳产高产，只有苦干不行，还要加上巧干。大寨人就是苦干加巧干的典范。他们肯动脑筋，在庄稼地里有不少创造性成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年年都有“新套套”。这些“新套套”有的来自长期经验的积累，更多的则来自于摸索与试验。

玉米是当地的高产作物，在粮食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多种玉米就可以多产粮食。建国初期，大寨只有30％左右的耕地用来种玉米。后来为了多产粮食，便不断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到了1957年，大寨村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用来种玉米，粮食总产量由过去的10万公斤增加到了20万公斤，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的粮食不仅够村民自己吃，还可以向国家交售余粮。可与此同时，豆子、谷子和瓜菜等品种少了，村民的生活变得有些单调。

又要产量高，又要品种多，怎么办？他们就搞试验，试验带种、地区间作。先试几分地，再试几亩地；先试一种，再试几种。几年时间，他们就试验出了一些“新套套“，叫做“四不专种”、“三不空”。“四不专种”是指黑豆不专种，菜不专种，麻不专种，瓜不专种，都带种在玉米地里。“三不空”是指地边不空，地头不空，地角不空，全都种上庄稼。他们还算了一笔账：大寨的2900多块地，每块地有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角，加在一起就是30多亩地，能种7万多株苗，多产几千公斤粮食。“三不空”配上“四不专种”，高产稳定了，品种也全了。这就是科学试验的成果。

类似这样的“新套套”还有很多。

为了提高产量，大寨人很重视搞合理密植。他们有这方面的便利条件，因为坡地、梁地多，地块小，通风透光好，而且经过改造，土壤肥力已大大提高，适合搞密植。密植当然要有个数据，到底一亩地种多少株苗才算合理密植，这要搞试验。他们分别在三块地里试验：一块种了2000株苗，再一块种1500株，还有一块种1000株。结果发现只要管理得当，合理密植确实可以增产。当然，土质不一样，株数也不一样，这就要反复试验。一次看不准，就再试一次，最后，将玉米种植由过去的每亩800至1200株苗，增加到1600至2200株。而且，同一块地因为边行比中间通风透光条件好，所以，地边还可以比中间种得稍密一些。于是密植就成了玉米增产的有效手段。

庄稼种在地里，如果遇了灾，缺了苗，重新再种是不可能了，而太行山区各种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为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他们就搞了移苗、补苗实验：先是试验谷子，又推广到高粱和玉米；先是试验禾苗带着土胎，成功后又试验不带土胎移栽，结果都成功了。这样，高产就更有把握了。

那时候，大寨人办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田，都搞得有板有眼。先是在山后搞试验，后来搬到山前搞；先是在差地搞试验，后来好地也搞起了试验；支部书记有试验田，大队长有试验田，生产队长有试验田，村民们也有自己的试验田。坡地有坡地试验田，沟地有沟地试验田，梁地有梁地试验田。在试验田里试验各种作物、各种技术，成熟的就推广开，这就有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套套”。

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传遍全国、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意思是说，一个组织或单位要做出突出成绩，必须有一个冲锋在前的领导班子。这句话形象而贴切，发源地就是大寨。大寨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绩，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冲锋在前的党支部，有一批率先垂范的好干部。

陈永贵有一句名言：“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多干一步。”在大寨，无论干什么活，总是由领导干在前面，由干部带领村民们冲锋陷阵。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人不算好干部，这是大寨的规矩，是大寨人衡量干部的标准。大寨党支部曾专门为干部参加劳动做了个“三不准”的规定：一是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开会；二是不准干部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里办公；三是不准从劳动现场将村民叫走谈话。干部给村民做工作，只能利用“三会”时间。所谓“三会”，是指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碰头会是说，大寨的支委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要在一起“碰碰头”，开个会，总结当天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碰头会安排的结果要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宣布。饭场会就是村民们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谈些问题。这是一种不占用劳动时间的开会形式。饭吃饱了，饭场会也散了，放下饭碗大家就一起下地干活。此时干部如果还有什么事情要找人谈，就只能利用劳动中间的休息时间，大家坐在地头，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乘机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地头会。“三不准”的规定和利用“三会”时间开展工作的制度，核心内容就是要求干部做工作必须利用劳动之外的时间，不能影响参加劳动。

大寨的许多工作能够布置得开，群众能够指挥得动，主要不是靠党支部开会动员，而是靠干部的率先垂范。比如有一次村里要盖房子，石头从哪里来？有人提出在社委会上讨论讨论，陈永贵说不用讨论，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第二天中午收工的时候，他带头扛起路边的一块大石头往村里走，支委们明白了他的意思，也跟着扛起一块块大石头。在干部的带动下，村民们纷纷利用收工回家的时间从路上往村里扛石头，团支部还组织了一支“青年突击队”，做出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动员：上工时挑着粪担，下工时扛着石头。就这样，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把盖房所需的石头捎回来了。后来这件事传到昔阳县委，还被当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广为传颂。

大寨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一直坚持得很好。后来大寨的干部们名声大了，有的成了全国劳动模范，还有的在县里、地区、省里乃至中央做了领导，他们的会议越来越多，来大寨找他们“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们一直心系土地，不忘劳动。陈永贵常对别人讲：“咱是劳模嘛，不劳动还能当模范？”

面对“高产卫星”和“吃饭不要钱”的喧嚣，大寨人坚持脚踏实地、精打细算

1958年，在我国可以说是一个“沸腾之年”。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就向全国发出了“跃进”信号。随后召开的一次次中央高层会议，“鼓劲”的调子越来越高，“跃进”也就变成了“”。在这一年5月召开的中共二次会议正式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受其鼓舞，各行各业都出现了热火朝天、快马加鞭、你追我赶的局面，生产指标节节攀升，建设速度快了又快，许多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都被宣传报道出来了。在农业生产领域，各地都在创造高产田，甚至竞相放起了亩产万斤以上的高产“卫星”。与此相联系，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增产措施也披着科学的外衣被推行开来。什么“深耕土地”、“合理密植”、“科学嫁接”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大寨不乏种田能手，大寨人为提高粮食产量，年年都在搞实验，那一年他们也确实夺得了丰收，亩产达到了270公斤。这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只能搞到亩产不足100公斤的穷山村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成绩了，但与别人的“卫星”相比，就显得不足挂齿。为此，他们曾被批评为落后。有人还好心地劝他们跟上形势，把产量报高点。但他们宁肯挨批评也不愿随波逐流搞浮夸。这样做，在当时虽然使他们失去了当先进的机会，但日后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

从全国范围来讲，与高产“卫星”相伴随的，还有一个“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的离奇命题。为了多吃些粮食，也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各地纷纷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甚至学着东汉末年张鲁的样子搞起了“义舍”，实行随来随吃、吃完就走的“流水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寨人也不能不办集体食堂。好在他们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党支部。在支部的带动下，村民们仍然精打细算过日子，反对浪费一粒粮食。这样做，在短时间里，他们的生活显得平淡冷清了些，不像别人那样排场风光。但从随后的实际来看，却使他们免受了多年的饥荒。

的败象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全国各地都处在巨大的经济困难中。这种困难是对前一段时间瞎折腾的惩罚。大寨人没有瞎折腾，也就没有受惩罚。这不仅在太行山区，在整个中国也不多见。1959年，大寨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1960年，又提高到325公斤。不仅村民口粮有保证，集体储备增加了不少，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向国家交售了大量余粮。对于周边遇到困难的村子，他们也在钱粮、牲畜、谷草等方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在那个时候，简直就是奇迹了。1960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黄志刚到昔阳一带查看灾情。当看到大寨的情景后竟喜不自禁，他颇有感触地说：“我转了不少地方，哪儿也没有昔阳县的情况好；在昔阳，哪儿也没有大寨好，竟看不出任何灾情，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

疾风知劲草，大寨人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真正显示出了自己的英雄本色。

洪水自天降，大寨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63年8月，大寨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大雨从8月2日下到8日，整整下了7天7夜。雨大风急，山洪暴发，大寨人十多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梯田大坝多数被冲垮，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庄稼毁的毁，倒的倒。全村共有180亩耕地被冲毁、淤没，540亩耕地遭洪水冲刷。大雨还冲塌了村里的113孔窑洞，77间房子。

这是一次真正的飞来横祸。

洪灾发生后，大寨党支部立即组织村民开展生产自救。当时灾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里的庄稼被严重冲毁，另一方面是村里的窑洞和房屋大多倒塌。两方面都遭灾，但全村只有那么多劳力，这就有个先后顺序，即救灾先从哪里入手。经过讨论，党支部确定了六个字的救灾方针：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集中力量把地里被洪水冲倒、被淤泥埋起来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收成，然后再修整房屋和窑洞。

昔阳遭了灾，大寨属于重灾村，上级派来了慰问团，从各种渠道拨下来一些救灾钱物。但大寨党支部想到，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许多社队比大寨更需要帮助，能够发动群众自己解决的困难，就不要向国家伸手。为此，他们确定了“三不要”原则：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一句话，自力更生战胜灾害。不仅如此，他们还立了个“三不少”决心：尽管遭了灾，但向国家卖粮不少，村民口粮不少，集体库存粮不少。

接下来就是抗灾自救了，那确实是一场硬仗。大寨人紧急动员起来，一些年轻妇女还组成了“铁姑娘”队，把地里倒伏的庄稼一株株扶起来，实在扶不起的就几株合起来捆扎，他们管这叫“组织起来”。他们在大灾之年仍能夺得丰收，扶苗起了关键性作用。此后，这也成了他们对付天灾的法宝。每遇灾情，他们就挨着苗走去走来，少了的补，长得不好的下肥，歪倒了的扶正再绑上一根棍子。这是大寨田间管理的独特方式――单株管理。就这样寒来暑往，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基本上修复了被洪水冲毁的耕地。全村105个男女劳力，平均每人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遭灾当年，庄稼仍长势不错，平均亩产达到了350多公斤，留下村民口粮、来年生产所需的种子和饲料后，还向国家卖了12万公斤余粮，集体的积累也没有减少，实现了党支部确定的“三不要”和“三不少”。

在村里，大寨人利用晚上和工余时间，赶在入冬前建成了40间瓦房，砌成了20孔窑洞，初步解决了部分村民的过冬问题。到1964年秋天，又修补房屋、窑洞62间（孔），新建瓦房72间，窑洞36孔。而且利用这个机会，还重新规划设计了大寨新村。到1965年，新村建成，村民们全都搬进了新居，大寨人永远结束了住土窑洞的历史。用陈永贵的话说，这叫“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一个新大寨”。

向全国发出学大寨的号召，高度概括大寨经验

过去常说，大寨是亲手树起的一面红旗。这话虽然不够全面、准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多次赞扬过大寨，很重视向全国推广大寨经验。他的表态对于在全国树起大寨红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是在1964年春天，乘专列去南方巡视。3月28日，他的专列停在邯郸车站。在那里，他临时决定听一听河北和山西两省领导人汇报。于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来到邯郸。不进城，就在专列上听汇报。

陶鲁笳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听得很有兴趣，还不时插话提些问题。陶鲁笳说，自己在大寨蹲点了解到大寨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管理工作抓得严，公私分得清。1963年遭了洪灾，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了自然灾害。他还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他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听了汇报很高兴，他用赞赏的语气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的这次汇报，给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句名言，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寨因合作化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组织起来而调动起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各种困难，夺取了农业生产丰收。而且大寨所实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教育”等做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氛相吻合。从此，抓住了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在这次南巡途中，他每到一地，都要同当地党政干部谈大寨经验，讲大寨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他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当年4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6月，他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在的提倡下，大寨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

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成绩，称赞大寨“是一个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他还高度概括了大寨经验的基本内容。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曾对大寨经验作过概括。自从的这个报告公布后，关于大寨经验的表述口径就基本统一了。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对大寨典型的一些思考

大寨作为我国农业的一个先进典型，成绩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大寨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通过树立大寨红旗，号召全国农业学寨的先进经验，确实曾对我国农业产生过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但教训也是深刻的。这里面有大寨自身的缺陷，有人们对大寨典型认识上的偏差，也有更加复杂的社会背景方面的原因。

对于大寨红旗，起初人们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无论是《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是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在肯定大寨经验的同时，都客观地指出了大寨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做得很好，大寨人也经常讲自己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与错误。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对的。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文章都没有说明大寨究竟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大寨人在谈起自己的不足时，最多也只是说在发展林业方面不如更先进的单位等，而没能作出更深层次的剖析。我们不应当苛求前人，是历史遮住了人们的眼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没有能够在系统总结大寨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如实解析出它的缺点与不足。而正是这一点，对随之而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当时一些标新立异的做法，和当时有关政策是不一致的。比如：

第一，大寨从1961年开始改变定额包工管理办法，经过几年的修订补充，逐渐演变成一套完整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和分配办法。这个办法的内容是，在全大队选定三个标兵工分：一名男劳力，一名成年妇女，一名“铁姑娘”。由社员对照标兵“自报工分，大家合评”。先是一天一评，后来改为5天、10天一评，又逐渐改为一至三个月一评。它的特点是：“有差别，不悬殊。”用这种办法评工分，重点不是考虑人的劳动能力与贡献，而是要“评思想”。一些劳动能力弱、技术低、贡献少的社员可以因“政治思想好”而得到较高工分；而劳动能力强、技术高、贡献多的社员，则要遵循“不悬殊”原则，不能得到应得的高工分。有些干技术活的社员，也要按照“与农业上同等劳力挂钩”的办法被拉平。显然，这种办法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也偏离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中的有关规定。《农业六十条》在这方面的规定很明确：“生产队对于社员的劳动，应该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付给合理的报酬”。也就是说，分配的依据只能是“劳动的质量和数量”，没有“政治思想”标准。这份中央文件还强调：要“避免社员和社员之间在计算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

第二，大寨从1963年战胜洪灾以后，就取消了村民的自留地。大寨党支部的有关领导认为，自留地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他们还批评“有的社员在集体地里养精神，在自留地里打冲锋”。这又是一个偏离中央政策规定的重大原则问题。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确规定：“社员应该有适当的自留地。”《农业六十条》对社员自留地的比例、用途等都作了政策规定。这些规定十分重要，它是经过化运动中几收几放，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多次检验，最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作出的严肃规定。实践证明，农民确实应当有一部分自留地，它并非是“给集体经济安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定时炸弹”，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有益补充，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调剂、丰富农民家庭生活的必要措施，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不好的地方，自留地甚至被农民称为“保命地”。

第三，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还是生产大队？《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生产队是的基本核算单位。”而且强调：“这种制度定下来以后，至少30年不变。”可是大寨却在1963年以后，实行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的过渡。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偏离了中央的政策规定。

一个是分配制度，一个是自留地问题，一个是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大寨在这三个重大问题上，偏离了中央的政策规定，套用当时的政治术语，就是偏“左”了。当然，这些做法作为一种局部的探索是有益的，但把这种探索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来大力推广，则未必恰当。

学大寨学什么？这是涉及大寨红旗的又一个重大问题，也曾是学大寨运动中一直被人们谈论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楚，加上受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复杂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相当普遍地偏离了所总结的三条基本经验，犯了“照猫画虎”等错误，许多做法与大寨经验“貌合而神离”。

比如“战天斗地”问题。我们承认，大寨人战天斗地、利用冬季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值得称赞的，他们表现出的那种吃苦耐劳、藐视困难、团结奋斗的精神，永远值得提倡与学习。但必须指出的是，适合大寨的，不一定适合全国各地。大寨人在农业生产中摸索出的那些“新套套”，大多也是因地制宜的产物，离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去照猫画虎，就是蛮干。令人痛心的是，在学大寨运动中，各种名目的“战天斗地”、“移山填海”、“伐树造田”等蛮干行为几乎随处可见，这就给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

总之，树立先进典型是必要的，但要求先进典型尽善尽美既不科学，也不现实。照猫画虎地学习先进典型的一些具体做法也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此中道理应当说并不深奥。然而，面对大寨典型，我们真正弄懂了这个道理却花费了很长时间，付出了巨大代价。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眸这段历史，在感叹之余，应当能够学得比前人更聪明些。

（ 责编肖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