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共同基金”很有戏

尽管鸠山由纪夫力推的“东亚共同体”还只是一个构想,10月10日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北京峰会,仍向亚洲提出了“后危机时代”亚洲面临的共同课题:如何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探索建立一个亚洲自身区域合作的新增长模式。

“上游产业”的亚洲劣势

亚洲尤其是日本带头启动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曾催生了与同时代欧美完全不同的繁荣景象。这种靠制造业带动的经济增长,也留下了和美国靠金融业主宰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后遗症。

这可以用创造财富的产业“微笑曲线”理论来加以描述。

对于“上游产业”而言,因为它具有控制铁矿石、原油等“有形”和技术、标准等“无形”生产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够通过自己拥有的“定价权”,从产品创造的全部财富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

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中东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禀赋”这种资源优势,只要经济繁荣,它们就能搭上便车。而亚洲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另一种是拥有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融资环境,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等,比起上述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非常可观的大头部分。

显然,这方面的优势主要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里。尽管日本和韩国在某些技术和品牌上能够与欧美企业不相上下,但是它们的这种优势缺乏后续下游产业的支持,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消化产品的庞大市场,和与之配套的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产业。

这次欧美金融风暴的冲击,同样凸显出它们这种“单边优势”的局限性。这也正是这次日本率先提出“东亚共同体”的原因所在。

“中游产业”的亚洲机会

对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如果没有其他上游产业的优势和下游产业的扶持,可能只能在单位产品的价值创造中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比如,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价格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虽然国内就业压力能够得到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单位产品的附加价值却是有限的,中国人均收入目前还处在世界第105位,就是这种增长模式的真实写照,这也带来了中国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无法再上一个台阶和与之相呼应的产业结构转型的“烦恼”。

另外,更大的挑战可能是:这种增长模式给环境和生产资源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下游产业”的亚洲软肋

当产品制造出来后,就会进入一个需要用高质量市场服务,将产品转化为我们所渴求的财富。一般而言,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它们是处在创造“商品和服务”社会消费机会以及为社会保管后续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

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虽然地理环境有限,但它们利用自己人力资本的优势和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活动一样,大力发展服务业,明显在下游产业中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尤其美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强势功能,这也是即使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也没有撼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反过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相反,靠这种垄断优势,导致美国的市场风险让全球来共同承担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局面。

值得庆幸的是,这也让亚洲国家都看到了自己增长模式的缺陷:靠美国市场过度的消费能力所获得的美元财富,也因为缺乏流动性,或由于美国资产价格的破坏以及美元贬值的压力,始终承受着其财富价值不断“缩水”的苦果。

这也是亚洲经济共同体今后需要挑战的重要课题之一。

“亚洲共同基金”猜想

亚洲经济共同体基于亚洲国家“多赢”的基础,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间。

我一直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该为亚洲目前拥有的全球三分之二美元财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以弥补亚洲债券市场目前过于分散、缺乏流动性的缺陷。

目前的亚洲货币基金的主要目的在于防范东亚金融危机,其运作模式注重流动性。我认为应该将其拓展到亚洲共同基金的新模式。这样无论在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要比各国现有的基金运作模式强。

在“ 后危机时代”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亚洲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共同投资欧美市场相对强盛的资源性龙头企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品牌企业,包括发达的二级市场所提供的优质的股票,以及其他定价机制透明化的金融产品,从而提高数额庞大的亚洲美元的投资效率和财富效应。

一旦这种金融合作的基金运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规模效应,那么,亚洲共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能够跟华尔街媲美的“财富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