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融合视角下法律人才培养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法商融合法律人才的培养定位应从诉讼型法律人才向项目服务型法律人才转变，人才培养层次应以法学硕士研究生和法律硕士为主。相应地在培养方案上，应实行法科和商科某个领域的知识直接组合设置课程单元的模式。

关键词：法商融合 法律人才 培养模式

培养法商融合法律人才的必要性及培养层次

长期以来，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角色认同基本上是为“打官司”提供服务的诉讼型法律人才。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法学院系，在校生人数法律人才的培养数量大幅度增长。2008年，全国设立法学院系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这其中又以诉讼型法律人才的数量增长为主。在现阶段，社会上经常反映的法学专业学生就业情况不理想，2002年开始法学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各学科的平均水平，主要是诉讼型法律人才已经出现了相对过剩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交易形态多样化、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加剧，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需要不断进行产品、服务、交易类型、经营模式的创新。

社会对法律人才需要结构发生了转变，为企业经营或社会事业创设交易形态、控制法律风险提供服务的项目型人才，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新的增长点。而项目型法律人才的角色定位，主要不是打官司的法律人，而是为企业经营创新提供法律服务或为复杂型态交易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人。例如，金融领域信托、投资等方面的产品创新、公司重组、上市等领域的专业服务、重大投资、信贷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判断等，这些创新型交易或复杂交易，一方面要从确保合法化的前提下控制法律风险，另一方面，更需要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法律滞后于商业实践的情况下运用法律人的智慧创造设计出合法的方案。这就要求法律人才不仅仅具备法学专业知识，还需要熟悉经营领域的相关知识，只有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才能满足社会对新形势下法律人才的需求。到目前为止，中国拥有公司1000万家左右，社会对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需求还存在很大的空间。 法律人才过剩是表面现象，真正存在的是结构性问题。

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存在一个在何种层次上培养为主的问题。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基本定位是对某一法学学科领域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研究型法律人才，而不是法律服务人才，因此法商融合法律人才培养层次，主要是讨论应以大学本科学生为主还是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以法学硕士生层面为主，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这是因为：第一，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基本定位是法律服务人才，而不是商业经营管理人才，因此，合格的法商融合法律人才，以系统的法学专业知识的掌握为前提，而在我国系统法学专业知识学习，主要在大学本科阶段完成。尽管可以适当配备一些其它专业的课程，但由于时间、条件以所限，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真正的法商融合在大学阶段难以实现。第二，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法学专业知识系统学习已经结束，而转向具有一定范围、一定领域的提高性学习和初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相应的时间也可以保障，结合在研究生阶段所专门提高的法学学科领域，与自己感兴趣的商科领域结合，具有较强的可行性。此外，在这一过程中实行法商融合，也为部分有意从事学术研究、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拓宽研究领域、掌握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创造条件。第三，需要法商融合型法律人才的领域。大多数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比较复杂、专业化程度高且需要创新市场交易领域，从社会阅历、知识掌控能力等方面考虑，硕士生阶段实行法商融合更能满足社会需求。

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

在法学硕士研究生阶段，培养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首先要考虑以何种模式来培养，核心是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现阶段一些法律专业院校也开始推行法商融合的目标，比较普遍性的做法是：无论是法学各专业的研究生（法学硕士）还是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律硕士）都以纯粹的法学知识课程为主，再另行设置几名经济类、工商管理类（以下简称商科课程）课程作为辅助，供学生选修。但是，在这种模式下，法学和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仍然是一种两张皮的状态，并不能真正实现法商融合。一是因为另行设置的商科课程和法科课程仍然是单一学科的课程，各自按各自的模式和知识话语运行，法科课程与商科课程不能实现具体的对接。二是两个学科知识的分割传授，使学生对辅助学科的兴趣难以提高，辅助选修的商科课程往往成为一种摆设。

因此，需要考虑对现行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笔者设想，应当在课程单元组成上，改变现行以单一学科知识为课程单元的状况，实行法科和商科某个领域的知识直接组合设置课程单元的模式。具体而言，从知识板块上讲，主要是法科领域中的商法、经济法等课程的某些主要分支和商科课程的相关分支组成相应的独立课程单元，进行组合时以实践中的行业或业务相关度为主要标准，并不一定以传统意义上的学科专业划分为界限。例如，商法、经济法、理论与经济学原理，公司法与企业管理、金融法与货币银行学、保险法与保险学、品牌、广告、技术与知识产权、商务谈判与合同法等分别组成独立的课程。

这种模式与现行模式的核心区别是，某一门课程本身就是法学和商学融合的，而现行模式下某一门课程是法学或商学，不存在复合，存在复合的仅仅是多门课程中有不同的类型而已。在课程本身法商融合的情况下，之前系统学习过法律课程的学生就进行入了一个全新的课程体系，在学习方式、思维方式上必然要接受组合式的训练，从而真正形成法律知识和商科知识的有机结合，分析问题时形成多角度思考的习惯，从而有利于培养为企业经营提供服务的项目型法律人才。

案例素材的拓展

在现阶段，无论是诉讼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还是项目型法律人才的培养，都强调实践能力的培养。而实践能力的培养除了加强社会实践之外，案例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主流的法学教育案例教学中，案例素材是诉讼案例素材。即以某些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为素材，分析判断如何适用法律处理纠纷，确定争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在有些情况下也通过案例探究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商融合法律人才的基本定位是为企业经营提供专门法律服务，因此，人才培养方式中课堂案例素材方面需要从诉讼型案例向法律项目型案例素材拓展。法律项目型案例是以客户委托的某个项目的实施为素材，进行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设计和实施程序的拟定等。法商融合的法律人才，不仅需要了解诉讼实践中的案例素材，还需要掌握企业实践中经营案例素材，通过经营案例素材来训练法律项目方案的设计、创新能力。

多元化教材体系的构建

（一）法学专业普遍采用的商法学教材存在的问题

第一， 体系陈旧、封闭，与商业实践需求存在距离。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商事立法进程的加快，商法教材中内容更新较快，特别是商事单行法部分更为明显。但是，就总体而言，商法学教材的内容体系基本上是总则加六大块（公司、证券、破产、票据、保险、海商），存在不同的是有的为五大块，有的顺序不同而已。自1986年中国大陆第一本商法教材问世以来，这样一个教材体系已经沿袭了20多年，很少有人去解释这个体系存在的理由。六大块的体系存在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当时社会经济生活还缺乏比较丰富的、多样化的、多领域的商业实践和模式，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商事立法，最早出版的一批教材借鉴了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商法教材的体例，如张国健先生的商事法概论等，形成了总则加六大块。二是，由于我国商事立法中六大块相对较早出台，课堂教学分工自然以六大块为主。虽然，课堂教学学时有限，不允许讲授所有的制度。作为教材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商法制度包罗进去。但是这样一来，时间一长，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商法教材和教学产生了封闭性，虽然六大块的内容不断更新和发展，但在教材体系构成方面，不能反映日新月异的商业实践发展的需求。商法调整经营活动，当今社会从事经营活动的领域遍及各行业，相应的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六大块的内容构成体系，本身具有封闭性，不能体现新的领域的法律制度。

第二，比较抽象，影响学生学习兴趣。商法规范以及商业实践具有较强技术性专业性，商法学中所涉及的问题大多具有较强的技术性与行业专门性，这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和阅历所接触的问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对于学生而言，学习商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相关原理、制度、规则的逻辑思考缺乏感性素材的支撑，从而影响学习主动性。目前大部分商法学教材按照概念法学的体例编写，尽管个别地方插入一点案例，基本上都是以理论介绍为主，学生使用教材很难和现实对照，难以理解和掌握，影响学习兴趣。

第三，教材中的某些部分过于空洞，不仅影响到授课效果和学习兴趣，也难以使学习者形成对商法的认同感和总体认识。目前，我国大部分商法教材的总则部分的内容大致如下：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原则、特征、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商人（概念、特征、商法人、商自然人、商合伙），商号、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行为（概念、分类、意义）。这些内容中除商号、商业登记外，大部分是抽象的理论和概念介绍，缺乏具体制度的支撑。

由商事活动的专业性、行业性、技术性较强的特征所决定，商法教学的一个难点就是学生感到商事法律制度难学，而教师的课堂上课时间有限，阅读教材始终对其中叙述的概念、原理等很难和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社会现象的感性知识联系起来，比如，学习了教材中保险法的内容，由于不清楚商业保险的运行实务，很难理解到位，学习了教材中票据法的内容，由于不知道票据的具体使用流程，甚至从没见过票据，很难真正发现和分析问题。这就要求通过商法教材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现象，而教材总是有一定容量的，教师在固定课时讲授还要考虑到进度以及知识体系完整性等问题，因此商法教学中存在的制度原理与人们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存在较远距离的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层次的教材中解决，而是需要多层次教材建设解决。这里所说的多层次教材体系，是根据学习环境和方式的不同，编写的不同类型的教材。

（二）实践教材三个层次的功能区别

笔者建议应分为以阐述制度原理为主的普通教材、以案例分析为主的案例教材、以综合实务为主的实践教材。三个层次的教材功能区别是：

实践课教材是以真实案例或事件为基本素材，为学生从事模拟仿真法律实务活动提供操作指引、工具和素材的教材。实践性教材与理论性教材的区别是： 理论性教材一般从概念、特征入手，是一种以介绍知识为主要目的教材。其特点是首先从概念、特征入手，使使用者对相关内容形成抽象的概念认识，然后介绍具体制度、原理，目的是使学习者理解和记忆相关制度原理的内容。但是，理论性教材基本不涉及具体操作方法的指导。与理论性教材相比，实践性教材注重学生职业实践、职业思维训练和培养能力。具体而言，通过实践性教材与教学，学生对商事案件司法实践的各个环节、步骤、要点熟练掌握，从法律角度对模拟商业运行模式中的制度设计和风险评估，组织起草商事组织以及若干行业的交易经营实务中常用的法律文件、对某些素材进行分析判断，提供法律意见等。

法学实践课教材与案例教学教材的区别是：案例教材一般是按照某一门课程内容编排，以若干单个案例组合而成，每个案例内容上相对独立，偏重于回答或解决本门课程体系中的某个或某些法律问题，回避其他法律关系与法律问题。相对于实践课教材，案例教材不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再现，不是模拟仿真实践，而是介绍、学习、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具体制度的另一种形式的教材。而实践性教材是综合性的反映了实体与程序方面的法律问题，内容也比案例教材复杂，是真实案例的再现。

作者简介：

1.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9）.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2.法制日报，2010年6月11日